父親王錦第，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區(qū)的時候還用過王曰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屬豬，與民國同歲。去世于1983年早春，應該是三月。

我不了解他，整天與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媽媽、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沒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對于我來說，很多時候，他是神出鬼沒的。我仍然記得的是，他見到我們孩子的時候現(xiàn)出由衷與慈祥的笑容，他說話南腔北調，他沒完沒了地對我們訓誡，現(xiàn)在的話叫啟蒙：要挺胸，不要羅鍋，見到人要打招呼，要經(jīng)常用禮貌用語說“謝謝”“再見”“對不起”，要鍛煉身體，要吃魚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長大了男孩要服兵役。從他的訓誡中，我獲益其實很多。但我早就有體會，母親是為我們操勞，他是對我們意欲有所教導，但我的反應是覺得可疑。

他常常不在家。母親給他起的代號是“猴兒變”，說他像一只猴子一樣，動輒七十二變。

王錦第先生和孩子們（其中男孩為王蒙）

1940年代，王錦第先生在北平寓所

1949年以后，在我的幫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與母親離了婚。我也與他有了更多的接觸，有時是長談。他的再婚很難說帶來了任何人生的起色。這與“五四”后的一批文學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訴我的是，擺脫了封建婚姻，獲得了自由戀愛擇偶，就一片幸福；我從他身上體會到的則是幸福的前提比僅僅自由戀愛要全面得多復雜得多吃力得多。

我的結論是，父親是個理想者、追求者、失敗者、空談者、一事無成者、晦氣終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對我的訴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極端熱愛的“五四”新文化帶來了偉大的希望與前景，同時也帶給了另一些人以極端的上下夠不著、左右都為難的撕裂與活活絞殺的痛苦。

我母親董敏的認識有更為深刻之處。她認為她的最大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慶齡，不是謝冰心，她只能踩著纏足后釋放的兩只“解放腳”，無助無路地承擔封建主義包辦婚姻的一切罪與罰。故而她的一生只有憤怒、冤枉與對父親的咬牙切齒。

如果說我的小說《活動變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誠的原型是父親，我只能為他感到羞愧、憐憫、輕蔑、刻骨銘心的痛惜，還有無奈和對自己這一代的些許驕傲。寫他暴露他的兒子的光明底色與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與父母的罪與罰，成為過分鮮明的對照。

都寫到《活動變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狽尷尬，我認為是歷史與社會的造孽，他們這一代人的悲劇是我從少年時代堅決追求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基點，而我的做人處世，必須以老爺子為反面教員。要腳踏實地、要節(jié)制自我、要反求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傷害女性的不負責任的事。當母親在父親去世時向我宣稱他的離世是“除了一害”時，我更為母親難過。

問題是，后半生，父親自己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愈益自慚形穢，同時牢騷滿腹。整天宣稱自己在大學里與同事們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語出《阿Q正傳》，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說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問題是他在庶務上的拙笨與無能，更勝于其他，我完全意識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經(jīng)男、混亂男、饑渴男。我的感覺是他后來完全脫離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拋棄。他在“文革”中被宣布無權參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懷疑，他如果參加“文革”，也許會成為一個過激分子……他經(jīng)常說什么“藏污納垢”，還有新生活新社會的建立要幾代人的時間。

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識，他教給我的仍然不少，我見到的第一個共產(chǎn)黨人，是他帶到家里來的。他給我講關于老子的“天道”“人道”與農(nóng)民起義的“替天行道”的口號；針對少作“年輕人”，他提出要理解領導干部“醫(yī)心如水”的某些心態(tài)；關于列寧論唯心主義是“不結果的花”；關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稱謂——我才做到了從不鬧“你家父”的笑話。還有對營養(yǎng)的口頭重視，對西餐的正面評價，對游泳的入迷……

而且，一個現(xiàn)象我早已發(fā)現(xiàn)：《活動變人形》的讀者與觀眾（已作為話劇立在舞臺上了），面對我的無情的對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寫，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棄。

近年來，則是學界的一些人士，漸漸發(fā)現(xiàn)了王錦第，發(fā)現(xiàn)了他對中德學術交流的貢獻，發(fā)現(xiàn)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還有新詩與散文。

我引為知音的上海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數(shù)量不少的譯著文字，將之編輯成書。我讀之大驚：一、我怎么不知道？二、他怎么從來沒說過？三、他的譯著與詩文，竟有一定的質量嗎？

童年時期，我記得他失去了高級商業(yè)學校的職位之后連夜譯書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譯稿，全然不解，只覺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話。而他應范文瀾老師之邀去位于邢臺（順德府）的北方大學數(shù)年之后，隨解放軍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沒有入黨。這更使14歲的地下黨員王蒙無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結果多半是并不入流。

我想起了他與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友誼，但老爺子年輕時拼過的德國哲學我太外行。我猜測他算是趕上了前所未有的變局、此起彼落的變數(shù)。后來，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譯海德戈（應是海德格爾）、士榜格（施普朗格——哲學家、教育家，曾被譽為現(xiàn)代教育之父）、胡塞爾（哲學家、散文作家）的著述的價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兒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說他還留下過什么文學痕跡，雖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學時，與他同室的有李長之與何其芳，甚至于，李長之還著文稱贊過他的詩作。而王蒙，長期以來聽到他的室友同學名字的時候，淺薄勢利的反應是：“原來，就屬你沒什么出息。”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1983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夢見雙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間，在胡同里踽踽獨行。后來，這樣的夢也就消失了。他已漸行漸遠。此次從《王錦第文錄》清樣中，讀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寫到（從日本經(jīng)韓半島）留學歸來，見到了蘭（母親）和灑（姐姐）蒙（我）的微笑，使他開心。此外，到生命結束時為止，他一無所有，一無所成，不被各方面各親屬所承認，受到了種種抵制。

突然，近幾年，先父開始有了一點點咸魚略翻身的跡象。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葉雋先生發(fā)表文章，肯定了王錦第對中德文化交流的貢獻，肯定了王錦第作為學人的存在。郜元寶教授也在他的兩三篇重讀《活動變人形》的論文中，反復對比作為啟蒙一代的倪吾誠與作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若斷若續(xù)的關系，因此也免不了為倪吾誠及其原型王錦第之間的某種顯差而嗟嘆不已。此時，他與后妻生的小兒子，已經(jīng)自殺多年。是不是罪與罰仍然余波未了？

近來，在朋友幫助下，我證明了“我父親是我父親”，以我的長孫的名義領到了他與后一個妻子的安葬證；忙活了一陣子，在可預見的未來，免去了他們的墓地作為無主墳墓被平掉的可能。

歷史和時間，慢慢會使萬有各歸其位。謝謝郜老師，謝謝我的老東家人民文學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爺子文錄的出版，王蒙慚愧了。

相關文章：

郜元寶：《王錦第文錄》編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