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寫作”是近年來在中國大學文學教育中十分流行的話題，并逐漸成為大學框架內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包括上海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在內的許多高校通過引進海外的創意寫作學科系統，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意寫作專業。中國學界對創意寫作概念與模式的確立主要受到這一領域的先行者，即美國創意寫作學科的啟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創意寫作模式開始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先在英語國家流行起來，此后更是相繼傳播到非英語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德國、法國以及魁北克地區。

盡管誕生于美國的創意寫作模式影響深遠，但當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后，其表現形式和發展方式也發生了一定變化。譬如在法國，創意寫作便呈現出其獨具特色的發展路徑與實踐理論生態，以“寫作工坊”、寫作教育改革以及烏力波實驗等為基礎，逐漸走向制度化和學術化的發展道路。

本文從對法國創意寫作發展歷史的考察出發，探析創意寫作在法國誕生的背景、發展脈絡、存在現狀、與英語國家創意寫作模式的異同等，分析其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以期對中國高校創意寫作及相關學科的理論建設、教學模式改革以及方法論體系構建等方面提供一定借鑒。在創意寫作日益成為世界文學一種獨特生成方式的今天，它在法國的產生與發展也成為當代文學世界性生產的佐證。以法國為范本考察創意寫作，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創意寫作發展的全球性理解，也有助于我們更加理解世界文學的生成，為世界文學研究提供新的視野和思路。

一 創意寫作在法國誕生與發展的背景

創意寫作在法國的誕生較之在英語國家更為晚近，這與法國本身的文學與文化傳統息息相關。在法國，浪漫主義傳統長期統治著文學創作與研究領域，作品通常被認為是天才的創作，包括泰納、圣伯夫以及普魯斯特在內的許多作家都曾發表過關于“天才作家”的相關論述，即使是信奉科學方法的文學史家朗松也將文學創作視為神秘命運的感召。與此相對應，寫作長期以來并不被認為是可以被教授的技能，也一直未能進入近代大學教育的領域。與此同時，在20世紀前慣常的文學教育模式下，大學教育是“自由主義”和“唯靈論”的，且具有選拔性和精英性質，文學教育的本質在于挑選和培養少數天才，偏向對鑒賞力、修辭、口才等的訓練，總體指向對能夠操縱話語的社會階層（即資產階級）的“復制”。正如波德萊爾在《我心赤裸》（Mon c?ur mis à nu）中所總結，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上等人，它體現了一種精英主義的教育觀：“紈绔主義。什么是上等人？不是專于某事的人而是通曉享樂與普遍教育的人。”波德萊爾將專業分工視為功利主義的表現，面對即將到來的民主浪潮，帶著一種懷舊的情緒，這也是他那個時代流行的觀點。盡管如此，在通識教育的背景之下，文學教育反而為小說家的成長提供了一種氛圍，修辭學的訓練也為作家成長提供了助力。

20世紀初的中學和大學教育改革后，法國的文學教育開始提倡所謂的“真正的現代人文學”，并逐漸增強教育的實用性，借此擺脫通識文化的糾纏，終結那種只培養高談闊論、游手好閑的才子教育模式。專業化的學術分工逐步在學校里被建立起來，以適應民主化、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社會需求。然而，這種近代大學的文學教育體系建立在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哲學的基礎之上，依賴大學知識體制與科學方法，認為只有實證性的“知識”才能成為教學的對象，而“創造”和“鑒賞”并不是一種知識，且不具備實證性，因而在實踐層面上并不被視為可以被教授的對象。在這種理念下，文學教育的責任不在于“培養作家”，文學創作長期游離于大學課堂之外。直到創意寫作模式從美國向其他國家傳播，將寫作視作文本處理工具的觀念才在法國逐漸得到認可，想象力和語言開始被視作可以被教授的，創意寫作率先以“寫作工坊”（atelier d’écriture）的形式在法國出現。

1969年，在德龍省一家醫學教育機構工作的伊麗莎白·賓（Elisabeth Bing）為所謂“脾氣暴躁的孩子”設立了寫作工作室，希望通過寫作對“問題兒童”進行心理上的療愈，并從語言層面出發，對兒童的偏差行為進行矯正。賓在其著作《而直到我游出書海》（Et je nageai jusqu’à la page）中講述了她與兒童相處的經驗，并在之后將這套方法應用于成人。她假設語言的使用會帶來巨大的樂趣，認為應當鼓勵個體與語言建立起一種自由和充滿創造力的關系。她在普羅旺斯大學創建了第一批針對成人的寫作工作室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協會，成為法國創意寫作研討會模式的先驅。此后，各類寫作工坊如雨后春筍般在法國各地涌現。

如果從工藝發展史的角度看待寫作工坊在法國的出現，似乎可以將其歷史追溯到中世紀時期的繕寫室（scriptorium），正如寫作工坊能夠提供文學研究通常無法提供的寫作空間，繕寫室的工作也具有某種集體性。法國創意寫作研究專家安妮-瑪麗·佩提讓（Anne-Marie Petitjean）認為：“所謂的‘工作室’或‘工坊’都指向一個特定的地方。它并不是浪漫的象牙塔，也不是弗吉尼亞·伍爾夫‘自己的房間’……相反，它是一個工作的場所、工藝的車間，是一個集體的場所，邀請人們沉浸在小行業的歷史中（譬如修道院的刺繡師或工匠伙計的行當）。與普遍的將寫作視為天賦的觀點截然不同，這一類比使我們將文學創作視為一種工作。”

除了寫作工坊的蓬勃興起，創意寫作在法國的發展也離不開法國教育改革對寫作的倡導，后者將寫作視作國民教育的重要議題。1969年，法國新教育組織（GFEN）第一批成員杰奎琳·圣-讓（Jacqueline Saint-Jean）與米歇爾·杜康（Michel Ducom）、皮埃爾·科林（Pierre Colin）和米歇爾·科塞姆（Michel Cosem）一起，共同成立了寫作研討會。與伊麗莎白·賓對主體性寫作實踐與個人體驗的倡導不同，他們從寫作的教學法出發，提倡分析式、細節式、模式化的寫作方式，使“我們—我”的關系轉向“我—我寫作”的問題。他們將寫作視作一種文學行為，并將文學生產與集體倫理結合起來，強調文學作為社會活動的功能，認為“寫作行為可以團結一個群體，乃至整個社會”。

最后，大學框架內寫作工作室的創立也成為大學創意寫作專業成立的先聲，并伴隨著創意寫作的研究及制度化之路而不斷發展。1968年，艾克斯-馬賽大學文學教授安妮·羅什（Anne Roche）從美國回來后，通過對美國創意寫作模式的借鑒，創立了法國第一所大學框架內的寫作工作室。此時正值法國五月風暴的自由風潮席卷全國，羅什出于對時代精神的關注，提議以研討會的形式在大學中延續自由風氣。工作室的宗旨是學習寫作、教授寫作，并將寫作視為可以被傳遞的能力。在安妮·羅什的構想下，學習文學的學生常常擁有創作的潛在欲望，因此，將這種內在動機挖掘出來并加以實施便十分重要。許多學生出于對文學的熱愛與成為作家的夢想而進入文學學習的領域，但后者卻使他們囿于“對文本的分析與闡釋”，反而強化了對寫作的抑制，使其與作家生涯之間的鴻溝變得更加難以逾越。在創意寫作學科出現之前，大學的文學課程通常使學生扮演著觀眾或讀者（而非演員或文學的創作者）的角色，由此形成了文學領域的固定分工，一些人被置于寫作之外，這一現狀由于創意寫作進入大學課程的框架而得以被改變。

二 創意寫作的法國模式：路徑與特色

創意寫作在法國出現后，呈現出三種不同的發展路徑，包括寫作工坊的蓬勃發展、烏力波實驗的興起，以及大學框架內創意寫作的制度化與理論化。

創意寫作在法國的誕生是從寫作工坊的出現和發展開始的，法國許多城市都提供寫作工坊，它們作為中小學教育與課外教育的組成部分，在個人成長、職業發展、心理治療等諸多領域不斷擴展自己的疆域。這種工作坊模式的持久存在構成了法國創意寫作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拒絕學校式的寫作模式、排斥教授行為，區分概念知識與寫作的關系，將個體從學生身份中解放出來……致力于構建一種‘休閑工坊’的模式，反而引起了中學以及大學文化部門的關注，為小組模式的寫作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方案”。參與到創意寫作培訓中的學員普遍具有兩種動機，前一種是為了自身的發展，尋求思考能力和自我表達能力的提高，更具主動性。而后者則更多出于職業發展要求，其出發點是技術層面而非個人發展層面的。前者允許更長的訓練周期，而后者則希望寫作技巧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產生成效。

緊隨寫作工坊之后發展起來的是烏力波實驗。“烏力波”一詞源自法語合成詞“Oulipo”，由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的頭兩個字母組成，后者意為“潛在文學工廠”，是1960年由數學家、詩人弗朗索瓦·勒·里昂納（Fran?ois Le Lionnais）和詩人、作家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等人創立的實驗性文學研究組織，也是一個由作家和數學家組成的國際寫作團體，其中知名成員有卡爾維諾、喬治·佩雷克等。“Ouvroir”一詞最早指僧侶靜思和工作的專門房間，后來慢慢有了“工房”的意思。作為先鋒性的文學社團，烏力波致力于“創造出跨越學科邊界的‘限制’寫作，從而挖掘文學創作的無限可能性”，它自創始之初便被定義為一種文學流派。2020年，法國重要文學獎項龔古爾獎被授予烏力波團體主席艾爾維·勒泰利耶（Hervé Le Tellier）的小說《異常》，引發了人們對該寫作樣式的新一輪關注。烏力波將數學和實驗的方法引入文學之中，注重對文學形式和結構的探索，它最重要的意義之一便是以集體研討的形式將創作行為具像化，使我們能夠“從文學回歸到寫作，打破了孤獨和書寫的浪漫主義傳統”。它可以被視作寫作工坊的特殊呈現模式，也是法國創意寫作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學框架內創意寫作的制度化和理論化之路較之前兩種路徑仍處于起步階段，早期法國的創意寫作工坊以及具有社會使命的文學講習班雖然在各地到處涌現，但并沒有進入大學的學科體系之中。正如出版商兼作家伊夫·帕熱斯（Yves Pagès）所指出的，法國范圍內存在著一個“寫作研討會網絡，但它們與大學之間并沒有過多的聯系”。但隨著2014年法國正式將“創意寫作”納入大學課程，這種制度性構建在法國不斷得到加強。一方面，創意寫作碩士和博士學位得到創立，相關文憑也獲得了國家的認可，它“顛覆了‘寫作工坊’概念的邊緣地位，將創作和創造力置于文學教育的核心”，另一方面，與之相關的議題逐漸成為全國大學理事會（Conseil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CNU）討論的核心內容，進一步促進了創意寫作在法國的制度性建構。與此同時，創意寫作的學科化與制度化離不開對其跨學科發展的考察，以及相關理論研究的開展，因為“只有當我們考慮相關研究領域的出現，在更廣泛的整體中定位其邊界時，‘創意寫作’這一表述才具有它自身的意義”。從“寫作工坊”到“創意寫作”的轉變不僅是表述上的變化，其背后是認知、范式以及教學法的轉變，以及“對文學的定義的擴大”。在“創意寫作”這一寫作模式的概念之下，文學不再僅僅是文本的語料庫，而是一種能夠調動審美的藝術活動，是在作者倫理框架內進行的模仿。

法國創意寫作發展到今天，其模式雖然深受美國的影響，但并不是對美國模式的復制，而是在20世紀60年代文本遺傳學（la génétique textuelle）相關理論以及寫作工坊實踐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形態。相較于英美模式，法國模式下的“創意寫作”代表了一種范式上的轉變，正如佩提讓在比較了英美和法國創意寫作發展狀況后所說，“（法國的創意寫作）不是一種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法國模式的融合，而是一種向法國式寫作工坊的范式轉變。它最初被視為一種單純的教學法，在今天則擁有更加廣闊的批判性，尤其促進了教學形式化的確立以及相關研究的深入”。法國的寫作工坊以“重讀”和“重寫”為基礎，旨在通過對文本的修改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修辭風格，這也是文本遺傳學領域的用武之地，后者將寫作視為一個可以在草稿中觀察到其生成痕跡的過程。

實踐層面上，在美國的創意寫作課程中，學生常常從手頭已經寫好的文本開始，首先對其進行分析和改寫，以在此過程中習得創意寫作的一般方法。而在法語模式下，學員常被要求根據研討會主持人給定的主題進行創作，因此主持人所扮演的角色便顯得尤為重要。所圍繞的主題有時來自對某些文化負載詞的闡發，有時源自對知名作家作品的戲仿，譬如“佩雷克、格諾、卡夫卡，還有米肖、杜拉斯、卡弗、普魯斯特”等，這也體現出法國模式下創意寫作對當代作家的偏愛。

在此基礎上，美國模式十分注重對已有文本的分析和評價，而在法國學者看來，寫作活動不應局限于單純的評價，而應當被視為“文學理解的中心、被視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因此，法國模式的創意寫作更加關注文本的生產過程，即“不談論作品本身，而是文本‘必然’從這種條件中產生的‘心理配置與重構的記憶’。于是我們從受作品固定空間（譬如接受的空間）限制的文學概念，轉變為超越文本的動態過程（譬如在生產時甚至出版后作者不斷回憶和矯正的過程）”。創意寫作的過程也將寫作變成一種景觀，在這種模式下，充滿創意的文本實驗成為可能，于是“封閉的文本和作品，以及與之相伴的具有相同價值觀的文學群體所形成的文化，正在讓位于一種開放的書寫和流動性所構成的文化景觀”。

三 法國創意寫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法國當代的創意寫作對大學、中小學教育及課外教育、職業發展、個人成長、心理治療等領域都有所關注，提供了基于另一種教育模式的文學實驗，而工坊的模式使得傳統的自上而下進行知識傳播的教育過程被倒轉過來，使學生通過合作的、人際關系的方式進行知識的積累。與此同時，多樣化的課程體系也為學生提供了多種職業出路，除了創意類的職業（如作家、編劇、翻譯）之外，其他領域諸如傳播、廣告、新聞、出版甚至文化機構等的從業者們都從中受益。然而，盡管創意寫作的疆域不斷發展壯大，它在理論建設、實踐模式以及邊界拓展等方面仍舊面臨著許多挑戰：

首先依舊是經常被提到的有關創意寫作合法性的問題。出于對寫作所抱有的浪漫主義文化傳統，法國研究者們依舊對寫作可以“學習”這一觀點產生質疑。法國傳統的寫作體系認為創作首先依賴作家的“天賦”，而后者被視為是不可被教授的，這也是法國與美國在創意寫作模式上的分野。譬如盡管巴黎第八大學在2005年便成立了創意寫作工作室，但在其創始者奧利維亞·羅森塔爾（Olivia Rosenthal）看來，創意寫作并不是一門關于書面表達的課程，而是通過對閱讀與寫作關系的理解，提供一種進入當代文學的方式。在此理念下，創意寫作課程的宗旨并非是為了培養未來作家，更多的是為了探索一套關于“當代寫作”的理論和實踐課程。

據耶魯大學創意寫作教授艾米·布魯姆（Amy Bloom）的觀察，法國人常將教授文學視作“浪漫的愿景”，因為一個注定要成為作家的人是不需要去“學習”寫作的：“在法國，人們傾向于認為作家是天生的。”布魯姆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既然畫家可以在美術學院學習技藝，歌唱家可以在音樂學院接受培訓，為什么文學是唯一無法被教授、被練習的藝術呢？”如今，隨著寫作工坊的蓬勃發展，各種寫作培訓課程的出現以及創意寫作專業學位的確立，“寫作是否是一種可以學習的技藝”的問題再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有些學者看來，創意寫作試圖“將寫作、寫作者與文學‘羞恥的’親密關系轉移到明確的領域從而進行科學的研究”，此類規范性嘗試的最終目的卻是為了最終實現一種個體化的書寫，這似乎構成了一種悖論，創意寫作課程設立所面臨的合法性挑戰以及其實施的困難便在于此。

其次，盡管創意寫作已經廣泛出現在法國的中小學和大學校園，并被作為一種藝術實踐而備受鼓勵，但對其運作機制的考察和對其文本特征的思考還尚待深入，對相關實踐模式的探索也缺乏理論建構。比如對寫作工作室如何處理語言和文本、寫作能力與寫作行為的關系、靈感與創作的關系，在商業化和文本發生學的背景下如何處理創意寫作的文學面向等問題，仍缺乏普適性的理論構建。與此同時，創意寫作對文學批評也構成了一定的挑戰。對創意寫作的批評常常與對“極端當代”的文學的位置的討論聯系在一起，因為在創意寫作的框架內，人們需要關注新近出版的著作，而按照法國慣常的文學批評傳統，一本書只有在它被出版近二十年之后才會“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因此，創意寫作的興起也對文學批評提出了某種“知識上的挑戰”，要求批評不僅能夠對作品進行評價與定位，更能夠“揭示作品如何進入所屬的當代或非當代的問題系之中，以及作品如何被構思、通過何種書寫方式達到其預想的效果等”。

此外，法國的創意寫作是一種在世界性背景下出現和發展的寫作模式。對創意寫作的參與者而言，文學資源以共享的形式存在，其寫作主題、素材與技巧都是全球性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寫作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但同時為寫作的同質化埋下了一定的隱患。與此同時，一些批評者譴責法國創意寫作的教學模式過于“格式化”，認為在這種模式下寫作是可復制的，而過多技巧性寫作方法的教授會扼殺寫作的獨特性。總之，創意寫作模式的世界性發展帶來了某種“對于文學創作標準化和工業化的恐懼”。對此也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盡管創意寫作打開了許多流派、技巧、主題的大門，但個體依舊會走向自己的獨特性。正如“每個人盡管使用同樣的樂器，但他們在學習和演奏中逐漸能夠找到自己的風格”。

最后，對創意寫作邊界的理論研究亟待深入。在法國，創意寫作不僅被視作一種文本生成行為，同時也被認為具有社交屬性，能夠在個人成長層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創意寫作的組織過程對參與者與他人關系的問題提出了挑戰，在小組討論與寫作過程中，“除了寫作方面的收獲之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得到了發展”。與此同時，創意寫作能夠充分發掘語言強大的承載力與感染力，對個體的人格成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后者使創意寫作回歸到其發軔之初所具有的“療愈性蘊含”，即關注寫作對人內在心靈成長所發揮的作用。在法國，無論是伊麗莎白·賓對于問題兒童的關注，還是弗朗索瓦·邦對于社會邊緣人的研究，以及他為“在監獄中服刑的犯人、有精神疾病或社交困難的人所設置的寫作工坊”，都體現了創意寫作邊界的不斷拓展。然而，他們對創意寫作這些方面的研究通常是基于實踐經歷而進行的簡單闡發，仍舊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構建。

四 余論

法國創意寫作的誕生與發展反映了創意寫作在英語國家之外更廣闊的語言和文化空間中的旅行與變異。與美國和其他英語國家的創意寫作模式相比，法國的創意寫作無論是從其文化社會背景、發展歷程、實踐應用、理論生態以及學科構建等方面都體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對法國創意寫作發展史的考察也體現了一種比較的思想，有助于使創意寫作研究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提供了建構一種世界性關聯研究的可能性。

從大衛·達姆羅什關于世界文學的理論視野出發，一位作家的作品實際上是在他之前的各種文學資源的回響，這一點在創意寫作上的呈現尤為突出。出于其誕生之初對傳統文學樣貌和文學學科建制的反叛，以及其發展過程中的世界主義傾向，創意寫作可以被視作當代文學寫作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是世界文學生成的重要模式之一。一方面，創意寫作參與者的身份通常是多元的，其文學資源、寫作背景、主題、素材與技巧都是全球性的，且許多作者在創作之初便具有比較的視野，他們的寫作也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寫作，消解了文學創作中基于民族和語言的中心主義傾向，并就此產生新的連結與共振。因此，創意寫作可以被視作一個重塑邊界的過程，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寫作。另一方面，創意寫作的參與者們往往自發地將自身創作置于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之下，由于出版與闡釋的國際化鏈條，他們的作品也常常被置于開放的世界文學場。創意寫作在此層面上是一種“世界中”的寫作，由于其創意性、開放性和交流性，從寫作本身、創作交流過程、閱讀過程等都具有向外在世界“敞開”的特征，在此過程中生成的文本從而具有了徹底的世界文學的內涵。

正如葛紅兵所說，“‘此前的學界普遍認為，除了像荷馬、維吉爾這樣的作家，其他人的作品根本不值一提’，創意寫作學要反抗古典文學對現代文學的輕視”。這一觀念與美國世界文學研究的理論范式不謀而合，即挑戰經典、創造新的經典。可以說，對創意寫作的關注體現了研究者們對“當下時代命題和當代文學”的興趣，將創意寫作視作新時代背景下一種獨特的文學生成形式來進行研究，可以成為世界文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有助于打破文學教育中依賴經典作品研究為基礎的學術價值秩序，深化對文學全球化和文化產業全球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