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

他的武俠小說創作生涯長達30年，跨越四個年代。

他創作出35部武俠小說，160冊，共一千多萬字。

金庸稱他為“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輩 亦狂亦俠亦文 好朋友”。

他是目前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唯一擁有文庫的的武俠小說家。

他就是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

今年是梁羽生先生誕辰百年，同時也是他親手開創的“新派武俠小說”誕生70周年。1954年，隨著他創作的武俠小說《龍虎斗京華》在香港《新晚報》連載，中國文學史開始出現一個全新文學流派“新派武俠小說”。該流派摒棄了中國舊派武俠小說一味復仇與嗜殺的傾向，將“俠行”建立在正義、尊嚴、愛民的基礎上，梁羽生提出“以俠勝武”的理念,他對武俠中的“俠”進行了全新闡釋：“舊武俠小說中的俠，多屬統治階級的鷹犬，新武俠小說中的俠，是為社會除害的英雄；俠指的是正義行為--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行為就是俠的行為，所謂‘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他認為在他的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與其有“武”無“俠”，毋寧有“俠”無“武”。

梁羽生是其筆名，他原名叫陳文統，1924年3月22日出生于廣西蒙山一個書香門第，自幼喜愛寫詩填詞，接受了很好的中國傳統教育。1945年，一批學者避難來到蒙山，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和以敦煌學及詩書畫著名的饒宗頤都在他家里住過，梁羽生向他們學習歷史和文學，很受教益。抗戰勝利后，他考入廣州嶺南大學。1949年夏，他從嶺南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經校長陳序經推薦，報考香港《大公報》翻譯。當時《大公報》總編輯李俠文委托報社一位年輕同事查良鏞做主考。考官查良鏞覺得陳文統的英文合格，就錄取了他。由于酷愛中國古典詩詞和文史，陳文統很快便在香港《大公報》作副刊編輯。不久，他又被調入《大公報》所屬晚報《新晚報》。而把陳文統變成梁羽生的，恰恰就是他任職于《新晚報》的總編羅孚。這次改變源于一場武術比賽。

1954年1月，在香港發生了一場引起全港市民關注的武術比賽。因為港英政府禁止此次武術比賽，最后比賽1月17日搬至澳門進行，香港很多觀眾紛紛涌至澳門觀賽，盛況空前。這次比賽讓《新晚報》總編羅孚敏銳地意識到，應該在自己主編的《新晚報》開辟出一塊陣地專門登載武俠小說，這樣一定會吸引很多市民購買《新晚報》。找誰寫呢？羅孚認真開始考慮人選。他最后將目光聚焦在自己的編輯陳文統上。有時在辦公室，羅孚常聽到陳文統滔滔不絕地與另一位同事查良鏞談論武俠，很有些見地。他們兩人常在一起“煮酒論英雄”，從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談到宮白羽的《十二金錢鏢》、朱貞木的《七殺碑》……一聊起來，兩人滔滔不絕，眉飛色舞。

作為領導，羅孚以前就知道陳文統文史功底深，而且又很喜歡看武俠小說，熟讀《蜀山劍俠傳》，對武俠小說頗有研究。當羅孚與陳文統商談此事時，陳文統并不愿意，他的理由是自己根本就沒寫過武俠小說，自己只是喜歡看而已。而且，當時在業內一般認為登武俠小說的報紙品味不高。為了能說服羅孚，陳文統這樣說道：“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俠小說，你就不怕《新晚報》被降低報格？”羅孚則回復他：“我就是要打破大報不登武俠小說的慣例！我對你有信心，相信你寫的武俠小說，不會降低我們的報格。你一定要寫，我們也一定登！”羅孚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意見，他告訴陳文統要以最快速度將小說名字和故事梗概告訴編輯部，編輯部將馬上準備刊登預告。就這樣，在比武結束第三天，1月19日《新晚報》在自己的頭版顯著位置刊出“本報增刊武俠小說”的預告。

預告已出，不寫看來是不行的了，陳文統只得被迫當天便開始撰寫小說。20 日，一篇署名“梁羽生”的小說《龍虎斗京華》開始在《新晚報》“天方夜譚”欄目連載。小說一共連載7 個月，在香港讀者中引起了熱烈反響。《龍虎斗京華》是梁羽生的處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因為有了它的連載，不僅《新晚報》銷量看漲，梁羽生在香港也是一炮走紅。《龍虎斗京華》連載結束后，梁羽生本想休息一下。但看到讀者反映如此強烈，羅孚又“逼著”梁羽生創作出了《草莽龍蛇傳》，該小說是《龍虎斗京華》的姊妹篇，它以義和團和大刀會的興衰為經，以上官瑾、杜真娘與丁曉、姜鳳瓊兩對英雄兒女的愛情故事為緯，譜寫了大時代的史詩中的俠骨柔情。1955年2月初，《草莽龍蛇傳》連載結束后，疲于寫作的梁羽生堅決跟羅孚表示要“請假”，自己需要調整一下，加之當時還有一些其他重要事務要忙，實在無暇再在《新晚報》連載寫稿。

正因梁羽生的“暫休”，另一位武俠小說大師不久便橫空出世。眼看《新晚報》就要在武俠小說欄目開天窗，不愿這大好局面就這樣失去的羅孚又想到了另一位同樣愛讀武俠小說，并常和陳文統閑聊的編輯——查良鏞。于是，他故技重施去找查良鏞，交涉后，羅孚勝利了。他告訴查良鏞小說定于1955年2月8日連載。2月7日，為了準時拿到稿子，他專門派了位編輯在查良鏞家樓下蹲守。2月8日，查良鏞以“金庸”為筆名，在《新晚報》“天方夜譚”開始連載自己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天方夜譚”連載，連載了574天，直到1956年9月5日結束。《書劍恩仇錄》的出現，在香江又掀起一股新的武俠狂潮。

自此之后，梁羽生、金庸不斷地為讀者創作出眾多經典“新派武俠小說”。這些新派武俠小說去掉了中國舊武俠小說的陳腐語言，用全新文藝手法構思全書，用新穎的表現技巧把武俠、歷史、言情三者結合起來，使中國武俠小說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創作的全盛期，也是梁羽生的創作巔峰期。自《龍虎斗京華》《草莽龍蛇傳》后，梁羽生又創作出《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白發魔女傳》《萍蹤俠影錄》《冰川天女傳》《還劍奇情錄》《散花女俠》《女帝奇英傳》《聯劍風云錄》《云海玉弓緣》《冰魄寒光劍》《大唐游俠傳》《冰河洗劍錄》《龍鳳寶釵緣》《狂俠·天驕·魔女》《風雷震九州》等作品，其作品橫跨盛唐至晚清，近千年的歲月，主要涉及唐、宋、明、清四個朝代。其中，《七劍下天山》《白發魔女傳》《萍蹤俠影錄》《云海玉弓緣》《狂俠·天驕·魔女》被視為其重要代表作。因作品太受歡迎，梁羽生當時大部分時間都是2至3部小說在不同的報紙同時連載，最高峰期即1966年至1967年時，曾有四部小說同時連載。梁羽生的小說以深厚的文史知識和古代詩詞見稱，語言文采飛揚，字里行間透出濃郁的書卷氣，故事中常常將詩詞歌賦、民歌俗語點綴其間。

這期間，他又被羅孚“逼著”“無奈”地寫了一篇點評他和金庸武俠小說的文章。1965年底，《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想創辦一本新的文學刊物《海光文藝》，為吸引觀眾，羅孚找到如日中天的梁羽生，希望他能寫一篇評點他和金庸武俠小說的文章，這樣不愁沒有觀眾不關注這本新刊物。經不住羅孚的勸說，梁羽生開始撰寫此文，最后以“佟碩之”為筆名在《海光文藝》1966年1月號-3月號，發表了一篇迄今依舊是研究新派武俠小說的重要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在文中，梁羽生談了自己的觀點：首先“近十年來港臺東南亞各地武俠小說大興，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而后他開始談自己和金庸的不同：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隨后，梁羽生認為金庸小說的表現手法“比較新”“情節變化多”，這個是要肯定的。但也有其不足，譬如“為了刻意求其離奇，往往情理難通，前后不照應，甚至由于加入不必需的情節，反而破壞了小說的藝術價值。”在評點自己時，他首先也認為自己對“新派武俠小說”是“具有開山辟石之功”，他的作品“兼有歷史小說之長”，但“水平參差不齊。”在文中，梁羽生洋洋灑灑細致地分析了自己和金庸作品其他的諸多優缺點。此文一出，在當時的香港引起了極大關注。

此后，梁羽生繼續醉心于自己的武俠小說寫作，其后他又創作出《慧劍心魔》《飛鳳潛龍》《俠骨丹心》《瀚海雄風》《鳴鏑風云錄》《游劍江湖》《風云雷電》《牧野流星》《廣陵劍》《彈指驚雷》《武林天驕》等諸多武俠小說。直到1983年，他創作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武俠小說《武當一劍》，1984年梁羽生宣布封筆。

對于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臺灣作家司馬中原有這樣的評價：“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穩厚綿密’四個字來形容，非常的工穩、厚實，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視歷史考據，俠中見儒氣。”

八十年代后期，梁羽生移居悉尼，在那里安靜地生活。當老友來訪時，他也會談起自己對武俠的看法。1994年1月，悉尼舉辦作家節，梁羽生和金庸都受邀參加，那時他們已十年不見。在這次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的發言中，梁羽生對在場的嘉賓講，“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是今天在座的嘉賓金庸先生……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那次金庸到澳，梁羽生熱情地邀請老友金庸到家中做客，當金庸來到家中，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舊的棋子，開心地跟金庸說：“這是你送給我的舊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梁羽生還有幾本清代的棋書《弈理指歸》、《桃花泉弈譜》也是金庸送的。兩位古稀老人這次難得見面，最大興趣依舊是下棋。他們一下就是兩個小時，直到疲乏，有些頭暈才作罷。

晚年的梁羽生，身體不是很好。他開始考慮自己珍藏一生的文學資料應如何處理。從內心而言，他希望這些資料能“落葉歸根”，回歸故土。但放在哪里，他一直沒想好。他有時也會與朋友談起此事。事情到2004年開始變得明朗，他最終下定決心將自己文學資料捐贈位于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次捐贈要感謝他的老友陳丹晨先生的牽線搭橋。

2004年7月，中國現代文學館老朋友陳丹晨先生告知時任文學館館長陳建功、常務副館長李榮勝，定居澳大利亞的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先生已八十高齡，重病在身，他有意將其一生創作的書籍、手稿等文獻資料捐回國內。陳丹晨先生與梁羽生相識20多年，是無話不談的好友。陳先生建議文學館應該積極爭取。文學館領導得知此事后，馬上向中國作協匯報。很快，當年11月間，幾位同志就前往香港與梁先生面談，當面表達中國現代文學館希望收藏其文學資料的意愿，并送上中國作協對梁先生的美好祝愿及真摯問候。

2004年11月23日上午，中國現代文學館李榮勝、劉屏、王夢晨一行三人，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總經理孫立川先生安排下，在香港港青酒店815房拜訪了梁羽生夫婦。在交談中，中國現代文學館表達意愿，希望永久收藏梁羽生先生的文獻資料，并設立“梁羽生文庫”。為了這次會面，文學館特地請花鳥畫家閆品女士創作了一幅有九顆大桃的中國畫《多壽圖》，祝愿梁先生福壽綿長。梁先生很喜歡此件禮物，對文學館的誠意表示感謝。通過交談，梁羽生先生親身感受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對海外作家的尊重及對征集自己文學資料的重視，并對文學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梁先生當即表示愿意將自己在悉尼家中的珍貴文獻資料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

此次拜訪結束后不久，2004年冬，梁羽生在港拜會了自己的老師饒宗頤先生時，告知老師自己準備將絕大部分文學資料捐贈給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梁羽生文庫”，讓自己這些珍貴的文學資料落葉歸根，回歸故土。饒先生聽后，很是感動，他表示要親自為“梁羽生文庫”題名。沒過多久，饒宗頤先生便將自己寫好的“梁羽生文庫”送于梁羽生。

2006年7月下旬，李榮勝帶隊前往悉尼接收梁羽生先生文學資料。7月26日，“梁羽生文化收藏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儀式在悉尼隆重舉行。此次捐贈活動由中國現代文學館與澳大利亞文促會、澳洲星島日報聯合主辦。李榮勝代表文學館接受梁羽生先生的捐贈，并向梁羽生贈送編號為“〇〇五一”號的巴金銅鑄手模。

此次，梁羽生先生向中國現代文學館捐贈了包括他的手稿、書信、字畫和珍貴藏書，以及楹聯，翰墨、家具實物等珍貴文物。這表明遠居海外的梁羽生先生對祖國的赤子之心，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館事業的真誠幫助與支持。

在捐贈儀式上，梁羽生先生非常激動。他說：“現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文化使者飛越時空，帶來了祖國對他的隆情盛意。他也看到了中國對保護和發展文化的巨大努力。他希望更多文學界的朋友支持中國現代文學館。”

這批文學資料抵達北京后，經過整理、登記、編目，2006年下半年，“梁羽生文庫”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成立。這是目前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立的唯一一位武俠小說家文庫。

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和好友金庸通了最后一次電話，電話里梁羽生的聲音很響亮：“是小查嗎？好，好，你到雪梨（悉尼）來我家吃飯，吃飯后我們下兩盤棋，你不要讓我，我輸好了，沒有關系……身體還好，還好……好，你也保重，保重……”

幾天后，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平靜地走了。

當聽到老友去世的消息，金庸悲傷不已，特寫挽聯悼念自己這位半個世紀的老友。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輩

亦狂亦俠亦文 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敬挽

2009年2月16日，在出席“萍蹤俠影歸去，筆翰文心長存——一代武俠宗師梁羽生創作成就回顧”座談會時，金庸談到自己和梁羽生。他認為自己的文學及歷史根底深厚均不如梁羽生，自己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也只是跟在梁羽生后面。金庸說：“他中文程度比我好得多，他來指教我，我大部分都接受……多謝他。”

今年是梁羽生先生百年誕辰， 3月20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百年梁羽生·永存俠影在人間”紀念梁羽生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雖然先生已西行多年，但他為讀者所創作出的那一部部的武俠經典著作，依舊讓我們相信這世間雖是“江湖”，但仍然充滿著“俠義”， 因為這“俠”與“義”深深植根于我們的血脈之中，融入在我們美麗的理想與情懷之中，它是中國人獨有的一份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