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3日晚，孫玉石先生離我們遠去。孫玉石先生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和前系主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研究、中國現代詩歌研究等領域成就卓著，有開拓、奠基和引領之功。在各類公開和私人的悼念文章中，很多人引用先生生前最愛的兩句詩“吹滅讀書燈，一身都是月”作為紀念。這兩句詩出自桂苓的文章《〈開卷〉在手》，先生格外喜愛其意境，最初將之用作為桂苓散文集所寫序言的標題，后又在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孫玉石文集》之時，將“一身都是月”定為其中一本的書名。到最終，這兩句詩似乎成了先生的寫照：一盞燈火被歲月的狂風吹滅，但身后千燈相照，月映成輝。一位“詩人氣質的學者”（陳平原語）遠行，但他將與他曾懷著深情研究與品讀過的那些文字一起，永遠在后學者的心中留下關于美與善的記憶。

“一行美麗的詩永久在讀者心頭重生。”這句孫玉石先生經常引用的話，出自李健吾寫給卞之琳的《答〈魚目集〉作者》，由李健吾化用自法國象征主義詩人瓦雷里的句子：“一行美麗的詩，由它的灰燼，無限制地重生出來。”孫先生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象征派”詩歌正名的開路先鋒，他偏愛象征主義在美感經驗和闡釋路徑上的多義性、復雜性，同時相信這種多義與復雜并不會帶來文本意義的瓦解，反而會導向文學生命的歷久彌新——此即詩歌的“永久重生”。

這句話中更重要的字眼在于“美麗”。美，既是理解孫玉石先生學術理念時的重要線索，又幾乎可稱為他的人生關鍵詞。作為“第二代學人代表”，孫玉石先生“在現代文學學科發展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錢理群語）。孫先生的學術道路起步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懷著對美的追求進入北京大學，先是寫詩，后走上研究詩歌之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孫玉石先生是現代文學學科重建的中堅人物，他的研究取向、學術理念中印刻著那個時代對于“美”的熱情呼喚，又攜帶著個人的獨特品位。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面對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的浮躁氛圍，孫玉石先生一方面提出“歷史、審美、文化相結合”的研究原則，試圖為“美”打造堅實的歷史地基，另一方面又參與到詩歌的大眾普及工作之中，力圖以“美”改造世道人心。對于孫玉石先生而言，美既體現為技藝與詩境，又構成了價值與理想。而聯系起先生一生所經歷的波瀾人生，則更讓人體會到：在緊張的20世紀歷史中守護詩美，需要一種多么沉靜而博大的力量。

一、尋求“詩美”之路：以魯迅與新詩為原點

孫玉石先生1935年11月16日出生于遼寧海城縣南臺鎮，滿族，屬正白旗，為舒穆祿氏（或寫成舒穆魯氏）。孫家于1939年遷至海城縣騰鰲鎮。新中國成立前夕又遷至鞍山。1955年7月，孫玉石先生從鞍山市立第一中學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大二時，他模仿林庚先生，寫作十首格律體現代四行絕句，以《露珠集》為題發表于北大校園刊物《紅樓》。其中一首《是時候了》后來被他反復提及：“我愛聽也愛唱美麗的歌曲/從前我卻久久地吹著別人的蘆笛/是時候了,現在我已經長大/我該把自己的號角含在嘴里……”“我愛聽也愛唱美麗的歌曲”確為他的自況，“美麗的詩歌”成為他一生的興趣所在。

1958年冬，《詩刊》副主編徐遲組織孫玉石、謝冕、孫紹振、殷晉培、劉登翰、洪子誠六人編寫《新詩發展概況》，孫玉石先生承擔其中關于抗戰詩歌的一節，文章以《民族抗戰的號角》為題發表于《詩刊》1959年12月號。徐遲為其修改稿件、增添材料的經歷，讓孫玉石先生深為感動，由此萌生出從事新詩研究的興趣，并稱“徐遲先生是親手教我寫新詩研究文章的第一人”。

1963年，在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者王瑤先生的指導下，孫玉石先生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魯迅對于中國新詩運動的貢獻》。從此，魯迅與新詩成為其學術研究中相輔相成的兩翼。20世紀70年代末，孫玉石先生從北大校刊編輯部調回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一手研究魯迅，一手研究詩歌，并迅速成為象征主義、現代主義詩學的研究先鋒。當時，象征派、現代派還被視為“小資產階級頹廢”乃至于“逆流”，他卻開始關注魯迅《野草》中的象征主義問題，又延伸出對于新詩中的象征主義的關注。1979年起，一向謹慎的他做出大膽之舉，在北大為本科生和研究生所開設的“中國新詩流派研究”課程上實現了兩個“最早”：最早在國內開始新詩流派與詩潮的研究，最早在大學課堂上開始講授象征派、新月派和現代派詩歌。這一課程獨領風潮，《北京日報》予以特別報道。日后，當年輕學者李國華問及為何有此舉時，他表示“美”是其研究初心：三大流派“留下了許多美麗的東西”，“我想研究一些更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美的、復雜的文本”。

孫玉石先生曾說：“魯迅就是一首永遠讀不完的詩。”他的象征派詩歌研究與魯迅《野草》研究互為呼應。1981年初夏，在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的預備會議上，他關于《野草》與象征主義關系的發言引起極大反響。其專著《〈野草〉研究》后于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是《野草》研究乃至魯迅研究領域具有突破性和沖擊性的學術成果。該書深刻反思了多年以來《野草》研究乃至整個魯迅研究中所延續的“庸俗社會學方法”和“對‘超人’頂禮膜拜的心情”，通過對歷史背景的考辨，將魯迅還原為“腳踏在大地上現實中的人”，對于突破魯迅研究的“禁區”和歷史束縛具有振聾發聵的啟示意義。具體而言，如他的學生吳曉東所總結的那樣，該書一方面以史料鉤沉和文本細讀為基礎，對其中困擾了研究者半個世紀的復雜文本如《頹敗線的顫動》《墓碣文》《影的告別》等名篇都提出了富有歷史創見的新解；另一方面通過詳細考察當時報刊關于屠格涅夫和波德萊爾散文詩的譯介情況，對《野草》展開藝術影響探源，進而揭示了“象征”在《野草》藝術中的核心地位，超越了以往以單一的寫實主義觀念來理解魯迅散文詩的做法，打破了與西方現代主義關系的研究禁區，更較早地探討了《野草》中所反映的魯迅哲學思想。

在藝術趣味上，孫玉石先生的現代主義詩歌研究以“尋求美，尊重美，理解美”為己任；在學術意識上，他則有呈現文學史書寫的公平、完整、多元面貌的自覺觀念。1983年，他在“中國新詩流派研究”課程講義基礎上寫成的專著《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出版。王瑤先生為該書所寫的鑒定意見，后來被改為序言。其重點有二：一是指出該書以翔實的材料和細致的分析，“著重探討了中國現代詩歌中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即象征派詩在中國傳播、發展和衰落的過程”，如實呈現了這一流派的探索與成就，尤其是“對于促進主流的向前發展有歷史作用”，也即為其在現代詩歌史上的合法性正名；二是提出了這種做法有利于文藝的“生態平衡”，讓各種文學流派同時并存、相互競爭，彼此借鑒吸收，進而有利于文學創作的發展繁榮。溫儒敏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期現代文學學科開始重視流派、思潮問題，其中有著孫先生研究的推動和影響。

在詩歌流派研究方面，孫玉石先生1999年出版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是其集大成之作，也是該領域的經典之作。在書中，一方面，他以宏闊的視野和精微的感受力，對現代主義詩歌的藝術風格和外來影響資源得出了許多重要結論，如最早在學術界考察美國意象派詩歌對于20世紀30年代施蟄存和戴望舒等人的影響、艾略特長詩《荒原》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并提出現代詩中的“《荒原》沖擊波”、現代詩人的“荒原意識”等不刊之論；另一方面，他的眼光從西方回到中國本土，在全書結語部分鄭重提出“東方現代詩的構想與建設”。他通過追溯和勾勒聞一多、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人的詩學主張，探討如何構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東方象征詩和現代詩等問題，進而發現了20世紀30年代現代詩人群體中的“晚唐詩熱”，并從廢名的詩論提煉出“晚唐美麗”這一核心概念。在以事實和史料為基礎的研究中，他期盼尋求一條“東西詩藝的融合”之路，其中寄寓著對于20世紀90年代末處于沖突中的世界秩序的美好期盼，也投射著對于中國文化如何在吸取眾家之長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革新渴求。

二、“支援”朦朧詩與重建現代“解詩學”

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現代文學研究與時代新潮的對話關系格外緊密。對于彼時的孫玉石先生而言，他的現代文學尤其是現代詩研究同樣有著明確的時代意識：“支援”當時以朦朧詩為代表的詩歌革新運動。在他研究象征派詩歌和魯迅《野草》中的象征主義藝術的同時，他的老友謝冕和孫紹振正在為朦朧詩的“崛起”而熱烈呼喊，分別寫有名文《在新的崛起面前》和《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孫玉石表示，自己主要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精力“不能往別的地方釋放”，但可以“用歷史發言”，“通過對從李金發到九葉詩人的闡釋和肯定，也通過對他們一些美的文本的分析”，對朦朧詩“做一種潛在的理論支持”。

在20世紀80年代，朦朧詩被許多人稱為一種“怪詩”“難懂詩”和“令人氣悶”的“晦澀詩”。這讓孫玉石先生意識到：“解詩”是一門學問。他表示：“壞詩可以不管，好詩還是要努力進入的。”從當時朦朧詩的“難解”現象出發，他發現20世紀40年代的新詩現場中同樣存在著類似的問題。由此，孫玉石先生提出了“重建現代解詩學”的宏偉構想，通過系統分析和闡釋朱自清、聞一多、朱光潛、廢名、袁可嘉、唐湜等人的解詩思想，發現其中普遍存在著“面對現代復雜文本而生成的一種詩學批評的理論形態和寶貴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寫成《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其中提出的“現代詩人的玄想思維與文化結構”、聞一多對于新詩神秘美的構建、朱自清解詩學思想與中國古典解詩傳統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對于新詩研究、當代詩歌創作和批評均有深遠影響。在理論建設之外，孫玉石先生帶領一大批學生，仔細釋讀現代新詩中的名篇，尤其著意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李金發、穆旦、戴望舒、卞之琳、廢名、路易士等人寫作的最為幽微復雜的現代主義詩歌，編為《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中國現代詩導讀1937-1949》《中國現代詩導讀（穆旦卷）》等著作。這些導讀著作并非長篇大論和高頭講章，卻以優美的文字、細膩的解讀呈現出一顆顆敏感豐富的“詩心”，提供了幫助后來者進入這些詩歌文本的重要導引。

2015年，孫玉石先生在編輯幫助下，從此前寫作的大量新詩導讀、解析文章中擇取精華并加以分類整理，出版了《新詩十講》一書。這是他繼2010年的十七卷本《孫玉石文集》之后出版的首部著作，也成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這本書在學術性之外還兼具普及性，因廣受好評而獲得由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中央電視臺評選的“2015年度中國好書”獎項。他念茲在茲的，是通過對于“美麗而復雜”的詩歌文本的閱讀、賞析與教學，提升大眾讀者的審美修養。在他看來，審美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幫助拓展心智，更使讀者與前人的“詩心”相接。他晚年的兩個重要命題“構建民族詩學傳統”和“以詩歌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在這種對于解詩法的普及教學中得以落地、生根。

三、堅持“歷史性原則”，為現代文學史料學奠基

孫玉石先生既是魯迅研究和現代詩歌研究方面的專家，也是文學史家。他曾將自己的學術思路概括為“歷史的、審美的、文化的”三者的結合，其中，歷史性原則是“治一切歷史者的學術生命”，是審美性研究的堅實地基。在劉增杰所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孫玉石先生與嚴家炎、樊駿等學者一道，被列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重要力量，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錢理群同樣認為，孫玉石先生對建立現代史料學傾注了極大的心血，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孫玉石先生自稱：“我是一個有史料癖的人。”他曾在讀書期間兩次參與《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在與游國恩、蕭滌非、王季思、季鎮淮、廖仲安等古典文學大家的朝夕相處中習得了一種近乎“樸學”的風范，后來更繼承了和發揚了王瑤先生的歷史性眼光與治史精神。1976年12月起，他與王瑤、章廷謙、袁良駿、唐沅等先生一起，參加1981年版《魯迅全集·墳》的注釋工作。該書收錄了多篇魯迅早期以文言寫成的論文，且涉及大量科學詞匯，注釋難度極高。在“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搜集考證中，孫玉石先生有了重大發現：1978年1月，他在《每周評論》上所發現的魯迅署名“庚言”的《美術雜志第一期》《隨感錄》（三則）等四篇重要佚文與考證文章一起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復刊的第1期。對此，新華社以新聞通稿形式廣播，全國各大報紙予以轉載，日本《朝日新聞》也刊登報道。1978年5月，他又與方錫德一同發現和考證了魯迅的雜感《寸鐵》四篇和散文詩《自言自語》七篇。這被稱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魯迅作品中最有價值的一次發現，不僅揭開了魯迅“神飛”筆名不見于作品的謎團，而且將魯迅散文詩創作的時間由《野草》發表的1924年整整提前了5年。這些新發現被收入1981年新版《魯迅全集》中。《人民日報》專門刊發唐弢先生撰寫的《花團劍簇——讀新發現魯迅佚文十一篇》一文予以介紹。200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啟動《魯迅全集》的修訂工程，孫玉石先生擔任修訂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負責《魯迅全集》第一卷的注釋修訂工作。

孫玉石先生對于現代文學史料學的貢獻，不止體現為有關魯迅的佚文搜集與考索工作。以下還可以舉出多例，如對于報紙文藝副刊研究的開拓和與方錫德共同主持的“現代報紙文藝副刊總目匯編”項目，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的編委會成員所做的工作，以及對于何其芳、殷夫、馮雪峰、艾青等人佚作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編纂《中國新詩總系（1927-1937）》的過程中，孫先生原本只需根據原有成果加以整理即可，他卻堅持查驗詩作的最初版本，為此廣泛翻閱了這一時期出版或與這一時期有關的詩集近430部，文學刊物或報紙副刊近200種，一一比對初版本與后來版本的差異，并在此過程中發掘了許多此前未受關注的詩人詩作，最終選入137位詩人、349篇詩作。直至2016年，八十多高齡的孫玉石先生依然在搜集整理“七月派”詩人阿垅的佚詩，并將搜集整理《阿垅集外佚詩匯錄》視為“這一生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孫玉石先生確立了一種展開歷史性研究的方法。他多次指出，寫文章要依據史料，盡可能地回到歷史現場，對于研究對象做出盡量接近客觀實際的描述與說明，尤其要做到“四不”：不跟一時的潮流風尚，不做隨意性的發揮，不做主觀性的扭曲，不做唯我所用的實用主義闡釋。其最終結果，則是要讓自己的學術研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孫玉石先生在參加博士答辯時，總會首先翻閱其中的注釋，檢查引文來自原刊初版還是二手文獻；很多年輕的學子，也都會動情地回憶起退休后的孫玉石先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里翻閱舊報刊的身影。這是嚴肅治學的老一輩學人給后學的直觀震撼，也將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方式，形成一種久遠的精神示范。

四、學術國際交流的開拓者與民族精神的守望者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外學術交流逐步恢復。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和北美學術界影響深遠，具有研究傳統，是推動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切口。孫玉石先生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文學學科的中堅力量、代表性學者，并在1989年至1994年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對于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國際學術交流，他有開拓和深化之功。

1983年4月至1984年10月，孫玉石先生接受委派，前往東京大學文學部任外國人教師。在這一年半中，他為文學部和教養學部自本科到碩博的學生講授中國新詩史、魯迅《野草》、老舍《茶館》、朱湘散文和“中國語實踐”“中國語口語會話”等課程，在多所大學、學會做專題演講，先后與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學者伊藤虎丸、尾上兼英、木山英雄、丸山昇、丸尾常喜、阿部兼也、村田俊裕、佐竹保子、高田淳、蘆田肇、近藤龍哉、尾崎文昭、伊藤漱平、福田末富、平山久雄、伊藤正文、山口一郎、興膳宏、筧文生、筧久美子、片山智行、山田敬三、中島長文、中島碧、荻野修二、平田昌司、長尾光之等人進行學術交流，尤其與日本長期關心中國文學、對中國極有感情的“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會”學者們建立了密切聯系。1992年至1994年，孫玉石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系主任任上，前往美國和韓國訪問和講學，先后與李歐梵、王靖宇、奚密、夏志清、王德威、杜國清、白先勇等人展開交流。這些學者和作家后來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1994年7月，辭去系主任工作后，孫玉石先生再度前往日本神戶大學，進行一年半的講學。

在開拓國際交流的過程中，孫玉石先生尤其與日本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日期間，他與多位日本學者一同尋訪中國現代作家在日本的文學生活遺跡，還向他們介紹中國當代文學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最新動態。他也曾為多部日本學者與中國研究有關的著作寫作序言或書評，如平山久雄《中國語言學研究論文集》、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丸山昇《魯迅·革命·歷史》以及《君子之交：蕭乾、文潔若與丸山昇往來書簡》等。孫玉石先生曾寫下許多詩歌贈與日本友人，其中一首1984年寫給友人工藤俊一、工藤尚子夫婦的詩作《潔白的雪花》如是說：“聽綿綿‘雨巷’的低吟/閱娟娟‘一葉’的墨痕/推開觀雪的窗欞/送進的是陣陣水仙的芳馨//我們遠/遠得相隔一個大海/我們近/近得心傾聽著心”。工藤夫婦喜歡戴望舒的《雨巷》，常聽孫玉石先生的夫人張菊玲教授朗誦；孫先生與夫人敬重明治時期的女作家樋口一葉，工藤夫婦拿出珍藏的作家墨寶與其共賞。在這里，文學成為跨越國界和語言的友情紐帶，使中日學人實現從知識到情感的互通。

孫玉石先生的國際視野以民族情懷為底色。在2003年寫作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詩給民族以愛和美。詩自古與中華民族同在。”他表示，面對全球化時代的激烈競爭，中國人必須建設“新的精神高度”，而詩歌對此當仁不讓。民族詩歌已經在技藝上的先鋒性和現代性方面有了極大進步，但接下來，還應當超越生命玄思和自足天地，介入民族精神的升華與再造。正是本著這種以文學和教育提振民族精神的信念，2017年，孫玉石先生與夫人張菊玲教授一道決定，將畢生所積的10378冊藏書贈與大連民族大學，“將它們奉獻給各民族的莘莘學子”。萬冊藏書中，既有清刻本古籍，也有劉海粟、王瑤、吳組緗、衛俊秀等大家的手書墨寶。大連民族大學特辟獨立圖書室“長白書屋”，對全校師生開放。關于這一題名，兩位老人寫道：

因為孫玉石系長白舒穆魯氏的滿族子孫，張菊玲亦以研究滿族文學為最終之事業，故此書庫之建立，我們擬請題名為“長白書屋”。以祈民族文化世世代代永遠流傳，民族教育事業蓬勃發展，造就出一批一批更多人才。同時，此名也蘊含我們一生奉持的“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學問”的人生理念。

在寫作此文時，我讀到張菊玲教授的學生、著名學者關紀新老師的文章《哭玉石先生》，其中寫到大連民族大學的學生因“長白書屋”而受惠頗豐、無限感念。書比人長壽，這既讓人痛惜生命的有時而盡，卻又因知識的永恒流傳而獲得些許寬慰。“一行美麗的詩永久在讀者心頭重生”，孫玉石先生和他的教誨與風范也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