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劉慶邦 王雪瑛

劉慶邦創作的長篇小說《花燈調》首發于《人民文學》2023第11期，《小說月報》2024年第2期轉載，2024年新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單行本。《花燈調》聚焦貴州偏遠貧困山區的高遠村，這里是崇山峻嶺高海拔地區，來自市區檢察院的駐村第一書記，她帶領干部和村民齊心協力艱辛奮斗，在市、區、鎮的干群支持下，在山地上修建村組公路、水庫、水廠、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實現了高壓電、自來水、網絡的正常使用，村民們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實現了全面脫貧。通過嘉賓之間的對話，讓讀者了解劉慶邦如何發現小說的人物原型，為何在寫作中飽含熱淚，怎樣在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中，塑造“時代新人”的形象，展現人們在面對貧困與富裕、傳統與現代的發展命題時的觀念變化與心靈成長。

懷疑過寫作才華，但沒有懷疑過意志力

王雪瑛：聽說最初這部長篇題為《淚為誰流》，為什么后來改為《花燈調》這個更有審美韻致的書名？

劉慶邦：這部長篇一開篇，我起名為《淚為誰流》，直到小說全部完成。女主人公駐村第一書記為脫貧攻堅付出很多，她的眼里常含淚水，為了爭取到扶貧項目，為了動員村民參與修路，為了隱瞞自己危險的病情，也是為家人對她的無私支持所感動，她多次淚流滿面。男兒有淚不輕彈，其實女兒家流淚也不易。她的熱淚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是飽滿深情的外溢。她的眼淚是為村民而流，為老百姓而流，希望鄉親們能盡快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

我在寫作小說的過程中，常常淚眼模糊，看不清字跡。我的眼淚情不自禁地為書中人物所流，為讀者所流，也是為自己所流。

直到《人民文學》將發表這部小說時，我想來想去，才決定將小說改名為《花燈調》，這樣更含蓄，更美麗一些，也更符合整部作品的文學藝術調性。書中多次寫到當地廣泛流傳的花燈調，一到過年過節，或有什么慶祝活動，村民們就會自發唱起花燈調，歌唱山村的巨大變化。比如正月里，他們唱的是：正月里來正月正，深山里有個高遠村。云遮霧障無路走，千載百代孤零零。炮聲隆隆震天響，如今天塹變通途。組組戶戶都通路，小車開到院壩頭。花燈調是民間小調，有獨特的地方色彩，更能表達民眾的心聲。

王雪瑛：作為一個生活積累豐厚，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您曾經提到創作《花燈調》是一次特別的體驗，與以往的創作狀態不同，是處于一種忘我的狀態？

劉慶邦：我在日記本上記得很清楚，2022年12月18日始，我感染新冠，發燒，咳嗽，嗓子疼，渾身無力不想動。但我的寫作雷打不動，照樣早上4點起床，投入寫作。我每天給自己規定的寫作任務是寫滿五頁稿紙，一千五百字，只許超額，不許拖欠。我對自己的身體充滿自信，不信戰勝不了它。意志力戰勝一切！小時候，母親對我很嬌慣。成年后，我一點兒都不嬌慣自己，用自己用得甚至有些狠。我曾懷疑過自己的寫作才華，但從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意志力。在寫作方面，我的意志力促進和保障了創造力的發揮。

王雪瑛：《花燈調》是您的第十三部長篇，也是第一部敘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不到一年的時間，您就完成了30萬字的長篇。您說過：“我準備了大半輩子，醞釀了幾十年，終于把這本書寫了出來。”大半輩子的充分準備，大半年的忘我寫作，《花燈調》對于您的創作生涯而言有著什么重要意義？

劉慶邦：僅鄉土題材的長篇小說我曾經寫過六部，比較重要的有《平原上的歌謠》《遠方詩意》《遍地月光》《黃泥地》《堂叔堂》等。上述長篇寫的是過去的生活，記憶中的生活；《花燈調》寫的是眼下的生活，正在發生的生活。我以前寫的農村生活，差不多都是我老家的生活，是“我生活”。這次寫的是我國大西南革命老區的山村生活，是“他生活”。從寫自己熟悉的“我生活”，到寫陌生的“他生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轉變，也是一個挑戰。我知難而進，有意向自己發出挑戰。

我已是年逾古稀的人，原以為自己的激情在衰退，情感會淡漠。經過定點深入生活，了解到那位駐村第一書記的系列事跡后，我的激情又燃燒起來，情感又充沛起來。回到北京后，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腦子里老是回旋起那位第一書記的形象和事跡，甚至有寢食難安之感。我調整自己的辦法是先寫出了兩篇紀實性的文學作品，分別給了《人民日報》和《人民文學》。等激動的情緒有所緩解，才正式進入長篇小說的創作狀態。

我的心情如此激動，除了為駐村書記的事跡所感動，還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有一種緊迫感，覺得自己歲數大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在逐漸下降，擔心拖得時間長了寫不動。第二個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寫這篇小說特別有意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在中華大地上進行的脫貧攻堅、精準扶貧，帶來的全面脫貧、步入小康和鄉村振興，我愿意用共同奮斗創造的豐碑來概括。豐碑，不是石碑，是口碑；不是建在土地上，而是建在億萬人民的心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必須寫出這部作品，不寫就過不去。不是別人跟我過不去，是我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時代需要這樣的作品，讀者在呼喚這樣的作品，如果我不寫出來，就對不起時代，對不起讀者，對不起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責任。

在描寫具體人物時，認識時代新人特質

王雪瑛：小說中的人物周志剛說，“我認為你們下來驗收高遠村的脫貧攻堅成果，既要見物，也要見人，”《花燈調》讓讀者看到了人物群像。山鄉巨變是人干出來的，這是生動描繪脫貧攻堅真實過程的重要環節，眾多的人物展開寬闊的社會層面，這很考驗作家的功力，這是您寫作中的難題和挑戰嗎？如何評價這部小說的人物塑造？其中哪些人物更讓您感到滿意？

劉慶邦：小說中轉業軍人周志剛對驗收團的領導所說的話，也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對自己的要求。高遠村的脫貧攻堅靠的是上下擰成一股繩所形成的合力，《花燈調》里塑造的是人物群像，形成生動的人物畫廊。群像可大致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正面人物形象，像駐村第一書記、區委書記、鎮委書記，還有老支書、村主任、周志剛、劉麗、任歡歡等，都是個性鮮明、各有千秋的正面形象。在這些人物譜系中，除了第一書記向家明，我還很欣賞轉業軍人周志剛，他不僅是脫貧攻堅中的骨干力量，簡直就是一位沖鋒陷陣的英雄。

寫山村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不但要寫物質的變化，更要寫人的變化，寫人的觀念之變，精神之變，行為之變，形象之變。寫好人之變，才能真正全面和深層次表現山鄉巨變。另一個層面是比較復雜的人物形象，他們各有各的弱點和毛病，讓人欣慰的是，這些人物后來都發生了可喜變化，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已成家立業，他們的面貌煥然一新。

王雪瑛：小說以真實人物為原型塑造了駐村第一書記女主人公向家明，她已經擁有了市檢察院的工作，與丈夫恩愛貼心的情感，與父母姐妹其樂融融的生活，在城市與鄉村，檢察院與高遠村，穩定發展與艱苦奮斗之間，她選擇了后者，她在千頭萬緒中挑起重擔，在困難阻擋中依靠干群，在重病來襲時頑強堅守。您很注重向家明在不同的人物關系中，比如他與丈夫、父母家人和江書記等相處時，呈現出人物個性不同的側面；又在她處理不同的難題中，從“走新路”、“闖新路”，再踏出“致富路”的過程中，挖掘出她“時代新人”的形象特質。如何避免人物的概念化，形塑出一個血肉豐滿的“時代新人”形象？您是不是也常常思索，在寫作中如何應對這個當代作家面臨的課題？

劉慶邦：如何塑造血肉豐滿的“時代新人”，正是這部小說的著力點，也正是我常思考，想回答的問題。二十多年來，我每年都回老家，與老家還保持著血肉般的緊密聯系。對老家的變化，我看在眼里，動在心上，很想寫一部反映農村現狀的長篇小說。有了寫作的愿望，還要有寫作的機緣。小說主要是寫人物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是一部長篇小說成敗的關鍵。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說的綱，綱舉才能目張。主要人物猶如一棵樹的骨干，只有骨干立起來了，才撐得起滿樹繁花。如果只見物，不見人；只見客觀，沒有主觀；只見變化，不傾注情感，不講究細節、語言和藝術，何必要寫成小說呢？全國有五十多萬個駐村第一書記，他們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我設想，最好能找到一位駐村第一書記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來，統帥起來。當我有幸相遇遵義山區這位駐村第一書記時，心里一明，眾里尋“她”千百度，獲得過“全國脫貧攻堅貢獻獎”的她，正是我要尋找的駐村第一書記的優秀代表人物！她對這部小說的啟動作用是決定性的，沒有這個人物，就沒有這部小說。

正是在塑造新時代新人的探索中，在向家明這個具體的人物身上，我才逐漸認識到“時代新人”的特質。他們有堅定的信仰，不變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承擔，新的作為，新的奉獻。向家明身患重病時，卻瞞著領導、親人、村民等，堅持奮戰在脫貧攻堅第一線，這需要多么堅強的意志和奉獻精神。“時代新人”形象不是一個概念，是通過具體行動在向家明身上體現出來。當然，她不是那種“高大全”式的人物，她也有七情六欲，兒女情長。她也想得到職務上的升遷，也想過多掙工資。遇到不開心的事，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向家明的“時代新人”形象之所以如此真實，生動，活靈活現，也是她與不同人物打交道時，用不同方法，不同語言，體現出她立體形象的多個側面。向家明的母親是一位老共產黨人，她是向家明不斷成長的引路人和榜樣。向家明能成為“時代新人”，繼承的是老一輩的革命傳統。

王雪瑛：向家明獲得了“全國脫貧攻堅貢獻獎”，“貢獻獎”上也有她丈夫的一半，他是雪中送炭貼心支持的親人，家里家外風雨同舟的戰友，還是理性分析敢于直言的諍友。他讓她在砥礪前行中后顧無憂。中年人的情感面臨著現實生活的種種磨礪，而他們在兩地生活中更顯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珍貴，小說在他們的關系中，深入了向家明作為女性的心靈世界，也寄予著您對女性情感的關注，對中年人情感的理想。

劉慶邦：向家明投入脫貧攻堅的戰役，能取得超預期的成果，丈夫對她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沒。丈夫的支持，不僅有情感，道義，還有智力上的。丈夫幫她出了不少好主意，是她當第一書記的堅強后盾。一人去攻堅，全家總動員，父母、孩子、妹妹和妹夫們，都支持她的工作。

向家明愛唱歌，愛美，愛小動物，愛玩，愛動感情，她是一個情感豐富，有激情的女性，她不是“方海珍”，不是“江水英”，也不是“柯湘”，是不可復制的“這一個”。雖說她在工作中的果敢決斷表現出“女強人”的一面，但她仍不失是有平常心的女兒家，她的心靈還是溫柔善感的女性世界。向家明是人到中年，但她依然保持著朝氣蓬勃的勁頭。她當駐村第一書記，本來兩年之后就可以結束工作，在村民的熱切挽留下，她多次向市委組織部申請，和村民們一起，繼續投入鄉村振興的奮斗。

王雪瑛：《花燈調》中以向家明為代表的中年人，任歡歡為代表的青年人等，給讀者提供了心懷陽光不懼風雨的成長方式。徹底改變村里“人背馬馱、靠天吃飯、望天喝水”的歷史，向家明在駐村工作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剛畢業的大學生任歡歡剛到高遠村時，自然環境和艱苦條件都讓她在心理上不適應，她們在脫貧攻堅的路上，磨練出個人成長，在時代發展中，實現心中夢想。您注重與當代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構成一種對話關系，這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同時您又在向家明、江書記等人物的身上賦予了理想主義的亮度。

劉慶邦：這部小說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努力做到了“雙典型”。高遠村作為深度貧困村，貧困得太典型了，在2015年之前，不少老人和孩子連汽車都沒看到過。村里十幾個外出打工的小伙子，當他們把對象帶回了村后，她們不堪忍受村里的極度貧困而選擇分手。經過兩年多的脫貧攻堅，高遠村在交通、水利、電力、通訊、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堪稱全國鄉村變化的典型。當年過春節，全村停放的小汽車就有一百多輛。

長篇小說如大海，短篇小說如瀑布

王雪瑛：有位作家認為文學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建樹，二是批評，最好的作家是用兩條腿走路的。您是如何看的？這次直面當代脫貧攻堅主戰場的寫作，帶給您怎樣的收獲與思考？

劉慶邦：我覺得自己創作這部長篇有三個方面的優勢：一是我吃過苦；二是我不怕吃苦；三是經過五十多年的創作訓練，我知道小說應該怎樣寫。我年少時經常吃不飽飯，常年處在饑餓狀態。我吃過雜草、樹皮等，連上學跑操都跑不動。貧困離我們并不遙遠，也就是幾十年前的事，我們這代人記憶猶新。越是經歷過貧困的人，越懂得脫貧攻堅和消除貧困很不容易，對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心懷歷史教訓的人，對書寫今日鄉村的巨大變化，也許更有體會，寫起來更加貼心貼肺。不怕吃苦，指的是我到山村定點深入生活，比起我在北京的生活，山村吃住行各方面的條件差一些，但比起我以前所受的貧困之苦，就不算什么苦。我放低姿態，不講任何條件，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跟著第一書記和村干部翻山越嶺，走遍了全村的所有村民小組，還走訪了不少農戶。我的寫作對生活非常依賴，好比莊稼對土地的依賴。沒有好土地，就長不出好莊稼。正是我腳踏實地走訪，到山村深入生活，才有了這部長篇小說。

寫作需要不斷學習，不斷訓練。學習和訓練的時間長了，會積累起基本的寫作經驗，對自己的寫作和別人的寫作都會有價值判斷。在中國作家協會提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之前，我已經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創作，與“計劃”不謀而合，但這部小說也有著主題創作的性質。主題創作是很難的，弄不好會主題先行，圖解政策，記錄過程，寫得太硬，缺乏文學性。文學性是主題創作的生命，只有保證主題創作有較高的文學性，才能真正實現主題創作的價值。我在寫作中傾注著真情實感，真實的人物和細節使主題具有感染力。我還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正確處理實與虛的關系，在寫實的基礎上升華，將小說提升到文學藝術的更高層面。

評論家李敬澤在評論我的作品時說，川端康成寫的是日本美，劉慶邦寫的是中國美。敬澤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為我的小說創作指出了一個方向，這個評價讓我深受鼓舞。我也喜歡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說，如《伊豆的舞女》《雪國》等，我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寫出真正的中國美。這部《花燈調》，我努力寫出新時代的中國美。

王雪瑛：您多年來辛勤筆耕敘事造景，以短篇的有限篇幅書寫人生海海，探尋大千世界的人性回響。今后您以短篇小說創作為主？注重短篇創作上的突破，還是根據題材的需要，創作不同體量的小說？

劉慶邦：寫完這部長篇之后，我又連續寫了十多個短篇小說。寫長篇小說需要大塊材料，而短篇小說需要一定材料，通過細節可以生發開來。我喜歡寫長篇小說，也喜歡寫中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點，中篇小說是線，長篇小說是面。長篇小說如大海，中篇小說如長河，短篇小說如瀑布。長篇小說像太陽，中篇小說像月亮，短篇小說像滿天星斗。各種小說體裁各有各的形態，各有各的聲音，各有各的光亮，都不可或缺，誰都不能代替誰。

有評論家說過，短篇小說是衡量一個作家創作水準的試金石。拯救文學性要從重新重視短篇小說開始。短篇小說是我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它像是一把把小小的鑰匙，幫我打開一個個心靈世界，并再造一個個心靈世界。其實，把諸多短篇小說加起來，形成合集，也可以構成長篇小說的容量，從中也可以看到波瀾壯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