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強大的同檔期對手《沙丘2》，或許《被我弄丟的你》唯一能仰仗的核心競爭力就是鄭執。由作者本人親自操刀改編，加上比較貼近年輕人現實生活的題材，以及兩位主角養眼的顏值，本片確實有值得期待的潛力。

然而，影片實際呈現出的效果卻讓人一言難盡。矯揉造作的文藝、尷尬干癟的臺詞、空洞無物的主題，都使得本片更接近于低配版的《花束般的戀愛》。看著部分網友犀利、無情的吐槽，很難想象，這部電影竟然出自《仙癥》《生吞》的作者之手。

比起改編過程中的成敗得失，由本片引發的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是，以鄭執、班宇、雙雪濤等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在離開了“東北”和“父輩”之后，到底會何去何從？進而言之，比“東北書寫”這個文藝創作范式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新東北作家群與青春傷痛文學

本片對原著小說大刀闊斧的改編確實算不上成功。雖然兩者著眼的都是理想與現實沖突的問題，但小說里白曉宇和王斤斤的困境主要來自于婚后生活的瑣碎，包括如何緩和婆媳矛盾，如何分配夫妻的育兒和家務時間，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關系，甚至還有如何面對婚外的誘惑等。總體來看，小說的重心落在了婚姻的七年之癢、夫妻的中年危機。

電影雖然新加了愛倫·坡之類的文藝梗以及劇本殺、制片人之類的職場戲，意在突出年輕人遇到的現實問題，但和小說相比，影像的整體氣質都更接近“青春傷痛文學”。白曉宇和王斤斤在出租車上背誦小說、高鐵和貨車擦肩而過、在游樂場里用cosplay（角色扮演）的方式求婚……這些俗套、尷尬的橋段顯示出本片的致命傷——失去原作現實主義的底色后，作品顯得懸浮、造作，缺乏說服力。

何以至此？是因為檀健次和張婧儀的形象都太過青春，還是為了更親近當下的年輕觀眾？鄭執當然有他自己的考量，但如果回看他以及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經歷，我們或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是偶然。

事實上，不管是雙雪濤的《聾啞時代》，還是鄭執的《我只在乎你》，這些近年來備受關注的青年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有相同的弱點——雖然擁有強大的情感力量，但缺乏把握生活真實細節的能力。比如《我只在乎你》里的父子情是感人的，但主人公蘇涼人見人愛、處處留情的橋段則顯示出作者的青澀和稚嫩。

說這些，并不是要否定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實力，更不是要質疑他們得到的肯定是不是“過譽”，而是希望能更全面地看待來自不同讀者、不同觀眾群體間也許并不彼此認同的意見，探究在各自言說或交鋒之間顯露出來的隱藏信息。簡而言之，就是試著去重新認識鄭執們。

誠然，每一位作家的寫作都有一個成熟的過程，難免會走彎路。雙雪濤在檢視舊作時就曾承認，自己寫過一些“做作”和“淺薄冰冷”的東西；鄭執也在《我只在乎你》的序言里感慨，24歲的他還“不懂什么是好的語言，不懂怎么樣心平氣和地講故事”。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在年少時留下深刻印記的“青春傷痛文學”，或許從來沒有在他們的創作中完全退場。

離開“父輩”之后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由班宇擔任文學策劃的《漫長的季節》。該劇中的“傅衛軍-沈墨”的人物關系像極了《白夜行》中的“西本雪穗-桐原亮司”。如果不是以王響為代表的“父輩視角”的加入，整部劇集完全有可能滑向“青春傷痛文學”。事實上，《漫長的季節》的原作小說《凜冬之刃》描繪的正是一個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殘酷復仇故事——雖然很有爽感，但完全不具備電視劇的思想深度。

由此不難看出“父輩”對于新東北作家群的重要性。也許鄭執當年的《我只在乎你》并不成熟，但它卻已暗示了其之后的寫作范式：用雙線敘事讓“父親”與“兒子”的青春相互交疊，彼此印證。他們同樣桀驁不馴、意氣風發，又同樣遭到世界的痛擊。這也是許多班宇、雙雪濤小說中有關“父親”的母題：尋找、理解、成長。

不同的時代為這些男人鋪設的環境或有不同，但人生的本質并無不同，“兒子”最終理解了“父親”，也就理解了生活的本質。所以，我們或許從來不應該過分凝視鄭執們小說中已經逝去的創傷時刻，比如下崗、再就業等，因為他們三人書寫的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故事，而是在借用“父輩”的人生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感悟。

這也是為什么一旦離開“父輩”，鄭執們的作品就顯示出“無根”的狀態。雙雪濤的《刺殺小說家》和鄭執的《我在時間盡頭》都曾被改編成電影，但無論從口碑還是票房來看，都算不得大獲成功。這不是因為他們不具備駕馭某個奇幻設定或者精彩故事的筆力，而是因為他們在失去了“父輩”這個最重要的參照物之后，單靠想象力很難掩蓋現實感的匱乏。

如果說《漫長的季節》的封神，是因為它表達了普通人的生活，用王響這個“父輩”的藝術形象使樸實、善良、仁義等傳統價值觀“落地”，那么當鄭執們開始描寫“子一代”的現實生活時，應該如何去重新確立屬于這個時代的道德感和美學？

就拿《被我弄丟的你》來說，當兩個深愛彼此的年輕人遭遇現實生活的迎頭痛擊之后，什么是他們應該堅守的價值觀、道德觀？他們該堅持的生活理想又該是什么？至少從目前來看，鄭執還沒有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

于是，整部電影翻來覆去在講述的，只剩下“一個走得太快，一個留在原地”之類的陳詞濫調，只剩下白曉宇是不是“戀愛腦”、王斤斤是不是“渣女”之類的熱搜話題，只剩下青春傷痛文學式的無病呻吟。

如何“走出東北”

如果說郭敬明的《小時代》是在世紀之交制造某種關于消費主義、精英階層的幻影，那么和他年紀相仿的鄭執們則用“東北書寫”擦亮了父輩的尊嚴，也擦亮了普通人的尊嚴。可值得玩味的是，《被我弄丟的你》又在有意無意間向前者的青春傷痛文學靠攏。

比如，白曉宇之所以被認為“停在原地”，就是因為他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設計師，只能和好友開劇本殺館。而王斤斤“走得太快”，是因為從策劃晉升為制片人，實現了職業生涯和社會地位的躍升。盡管電影試圖用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來凸顯愛情的可貴，但實際上并沒能解答兩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如何保持步調一致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在“東北書寫”中本不該成為問題。“東北”曾被視為反現代化的存在，甚至被歪曲為愚昧、蠻荒、粗野的某種“奇觀”，但鄭執們的寫作成功重塑了公眾對于東北的想象與認知。這種重塑不同于簡單的顛倒，不是將對于東北的貶損轉為對于東北的夸贊，而是成功顛覆了由消費主義、物質主義造就的成功學想象——《漫長的季節》中的王響也許是世俗標準衡量下的“失敗者”，但所有觀眾都會承認，他不僅是個好人，而且是個值得被尊重、被喜愛的“強者”。

可是，《被我弄丟的你》似乎再一次迷失在了成功學里。以白曉宇、王斤斤為代表的都市漂泊一族應該如何像王響一樣，找回屬于自己的尊嚴？如果白曉宇賺不到錢，發不了財，那么是否就如王斤斤的閨蜜所說，兩人只能過所謂“平庸的”“沒有意義的生活”？

通過對于父輩的回望，鄭執們好不容易重新確認尊嚴的價值。可令人擔憂的是，在離開東北，走進現代化大都市后，他們會不會又把尊嚴還給了成功學？如果說文藝創作是為了生產一種共享的語言、思想和審美傳統，那么，“東北書寫”也不應該被局限在某個地域或某類人物之中。

王響的時代畢竟已經遠去，在向他表達敬意和懷念，得到心靈的撫慰之后，我們都不得不“別回頭，向前看”。“東北書寫”當然有其地域性、特殊性，但包括筆者在內，許多沒有東北生活背景的讀者也曾被鄭執們深深打動。這就提醒我們，必須把“東北”放在更廣闊、更生生不息的視野中去理解。因此，鄭執們理應“走出東北”，也必須“走出東北”，書寫更多當代普通人的命運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