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時候，我把自己看作一個語言的煉金術士。在漫長的青春期的盡頭，我寫下了上百萬字廢稿。那都是從文字內部生長的文字，彼此纏繞、撕扯，自我增殖，我把它們稱作我的“精神筆記”“安魂之所”。那時，我迷戀十九世紀的唯美主義作家，蘭波說，每個元音都帶著自身的芬芳，在我看來，每個方塊字都是一部歷史，都自成一個世界。書寫詞語就是我的工作。

是敘事（有段時期它等同于小說）讓我的寫作變得及物了，也讓一開始緊張的寫作變得舒緩、從容了。1997年前后，我寫了一批關于鄉村生活、童年記憶的短篇小說，這些習作教會了我如何去觀察和敘述。我把最喜歡的一篇寄給了《收獲》。這篇發表在1998年秋天的《掃煙囪的男孩》，我還記得責任編輯是鐘紅明老師。

這批集束手榴彈一樣發表的小說對縣城的一個小公務員產生的強烈暗示，是我可以去過一種寫作的人生。而本來，生活按部就班，幾乎一眼就可以望到頭。然后，我去了寧波，再到上海。

2019年調任上海之前，我已經進行了數年“現代性主題”的研究與寫作。這年初，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一百十萬字的“中國往事”三部曲，書封上的一句話，“積十年之功，從公共遺忘處，書寫一個國家的記憶”，就是我最初的設想：講述1905-1949的中國故事，說一說現代性怎么來到中國，來到我們身邊。

詩人柯勒律治說，憑著墻上的幾個點，可以掛起一幅心靈的掛毯。我為現代中國這幅“掛毯”尋找到的幾個點，分別是：鐵路、外交、金融和晚清以降知識人精神的流變。

《午橋之死》以鐵路督辦大臣端方（他也是一個老資格的青銅器收藏家）在一場暴力中的死亡，寫了引發一場革命的“保路運動”；《駛往一九一九年的船》，寫的是凡爾賽和會背后的中國外交家王正廷、顧維鈞和陸征祥的故事；《酒旗風暖少年狂》聚焦五四狂飚前后的陳獨秀、蔡元培、章太炎、魯迅、蘇曼殊、劉師培，講述這些新文化運動中的旗手和先鋒如何適世、用世、甚至叛世。早年的敘事訓練使我一直對人和事關系的書寫保持著熱情。

用力最勤的，則是現代中國金融業。六十萬字的《槍炮與貨幣》把目光對準置身金錢政治旋渦的南北金融界精英，講述了在資本與權力對立、依存、沖突、糾纏中此志未遂的一代人的故事。沿著政商關系考察方向，后來又有了五十萬字的《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

2019年春天北京的一場新書活動中，出版方為給我壯膽，請來了專治近代史的兩位名家，楊天石和馬勇。兩位先生都是史骨詩心，席間酒酣，一先生更以曼徹斯特相勉。我知道曼氏是非虛構名家，他的《光榮與夢想》我一向是當作小說來讀的。我聽過笑笑，那先生卻是認了真的，說，還有一塊頂重要的拼圖，你得找出來。

我知道，他說的是近代中國的工業化，和這一大潮中的實業家們。

當一批新式銀行在黃浦江畔破土而出時，得著一戰爆發、西方資本無暇東顧的空隙，中國東部沿海工廠也迎來了黃金時代。這里說說我家族里一位前輩的故事。

1914年寧波的工廠主中，其中一位就是來自余姚馮村、我的曾祖輩的趙宇椿。他頭腦活絡，以賣顏料起家，在縣西巷辦了一個“美球”針織廠，還有一個“如生”罐頭食品廠，最盛時與三北的虞洽卿齊名。老家馮村那邊傳說，針織廠的拉毛工具“拉毛果”（又名薊果，俗名拉絨篰），這種棒槌狀的果子，一直都是日本獨有，日本人嚴密控制著向中國出口的拉毛果，進入中國之前皆經高溫蒸煮，所以一直種不活，后來是趙宇椿借著去日本考察，偷了幾粒種子進來，引種成功，當時拉毛果價值銀幣六角，可換十二斤大米，所以很多人種這種果子發了財，別名“發財果”。

但趙宇椿顯然沒有虞洽卿那種海頭人的大氣魄。虞洽卿比他稍早出道，上世紀初到上海，辦航運、搞實業、開銀行，又與傅曉庵爭當商會會長，政商兩界路路通，天生一個“攪塘烏鱧魚”；趙宇椿在寧波開廠二十余年，雖也曾經日賺斗金，但漢口投資開店失利后，他的工廠已經日薄西山，到1936年，美球針織廠倒閉，如生罐頭食品廠也轉盤他人，他自己打道回府，在離老家不遠的三溪口做了一個農場主，農場取的是他名字的諧音：雨春。

趙宇椿在寧波開廠的二十余年，正值中國自由資本主義黃金四十年的后半段，用今天的話說，他是吃到了時代的“紅利”的。最興盛時工人六七百人，廠里用馬達自己發電。檔案館里還存著一張老照片，是一張萬工轎，圖示文字說，此轎是趙宇椿為兒子迎親向貰器店（出租婚喪喜慶器物和陳設的鋪子）定制，造價成本五千銀元。在同輩人的印象中，趙宇椿是一個愛擺闊的人，一年毛利賺六萬，家里開支要三四萬，最終投資走眼，頭寸周轉不靈，弄到“講倒賬”的地步，也是活該。

起于時勢，敗于驕奢，這條路幾乎是工業化早期趙宇椿這樣起于草根的實業家的標配，尤其那些家族制的企業。趙宇椿的工廠開不下去了，回余姚做個農場主也不算是太壞的結局。但即便他死撐活撐再撐一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他的工廠還是免不了關門了事。當戰爭爆發時，在上海這樣工廠集中的地方，還有資委會這樣的政府機構、有林繼庸這樣肯負責任的官員來操心工廠內遷，而在當時的杭州、寧波、蘇州、無錫這些工業發達的東部城市，是根本沒有人來關心這種事的。

人，終究抵擋不過時代所造的勢。如果1937年的趙宇椿在上海，他和他的工廠，或許也會被林繼庸們動員著內遷，他也會像《生死危城》里的工廠主們一樣，劃著覆蓋著防彈鋼板的木船，沿著蘇州河和長江進入內地，幸運的話，或許還會成為日后中國工業血脈中流動的一滴。但我的這位遠房曾祖，他是在1936年的寧波，他享樂慣了，投資眼光又欠火候，他只能死蟹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