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寫作而言，故鄉這片熱土不僅滋養了我，也給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我的老家距金沙江皎平渡僅10來公里。80多年前，中央紅軍一路轉戰，從川滇交界的皎平渡巧渡金沙江進入四川會理，跳出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包圍圈。小時候，老一輩人一次次向我講述過當年紅軍的故事。這樣的驚險與傳奇，史書上不可能寫得如此詳盡，卻在當地百姓津津樂道的龍門陣中，口口相傳，越傳越神。參加工作后，我對這一段歷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創作了長篇小說《浪拍金沙》，再現了紅軍巧渡金沙江的傳奇。為寫這部作品，我到皎平渡兩岸，走訪了很多人，查閱了大量資料。這些存放在檔案館的珍貴史料，是20世紀70年代，縣黨史工委組織力量，走訪當時的親歷者、見證者，留下的富貴財富。這些塵封的資料，讓我有了新的收獲和感動。

當年，紅軍曾在會理留下一支游擊隊，到彝族地區開展游擊斗爭，遺憾的是這支游擊隊沒有生存下來。新中國成立后，為推進彝族地區的民主改革，黨組織曾多次派人上山，做黑彝大頭人的工作，希望他出山，參與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當年和紅軍游擊隊的過節，始終是頭人的一塊心病，他舍不得放棄自己的地位，更害怕共產黨“秋后算賬”。地方黨組織通過各種渠道，為彝家同胞做了很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好事，讓他看到了黨和政府為讓彝區群眾過上好日子的真心，最終打消顧慮，出山做了副縣長，投身于這場劃時代的歷史變革。

人的一生，總會有很多難忘的瞬間。能夠遇上這些人和事，靠的就是機緣。創作同樣如此，某件細微的小事，一句不經意的話，一個溫馨的表情，都會產生創作的靈感。這種靈感，實際上來源于心靈深處的觸動。這個故事深深讓我震撼，共產黨為了民族團結和統一，胸懷是何等寬廣，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在我腦海里翻騰，一個個生動的細節在我心里慢慢生根發芽。于是，就有了寫《春度龍崗》這部小說的念頭。

我為遇上這樣好的題材而欣喜。一個掌勺多年的大廚，面對上好的食材，只需要憑自己的經驗進行葷素搭配，就可以把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端上桌來。事實上，整個創作的過程并不像做菜這么簡單。這部作品我斷斷續續寫了幾年，成稿40余萬字。初稿一改再改，總是感到不滿意，總覺得和自己想要表達的還有很大差距。一部成功的作品，僅有懸念不斷的故事還不夠，還得有蘊含在作品中的思想內涵。2022年護林防火期間，我到距縣城近50公里的鄉鎮住了3個多月。白天巡山護林，晚上在星光村的賓館里對稿子進行認真修改。夜靜更深，我常常到池塘邊散步，在蟲唱蛙鳴中，我腦子里想的都是故事主人公的愛恨情仇，生離死別。我將故事時空一步步壓縮，將重心放在推進彝區民主改革的艱難復雜、對人物的命運書寫以及彝區群眾的思想轉變上。我感到自己從來沒有如此傾情的投入。

寫這樣的作品，最難的是如何還原當時的社會形態，如何書寫那個時期鮮活的人物。那些人物和故事，離開當時特定的環境，就會失去靈魂，人物立不起來，故事也難以讓人信服。彝族地區的民主改革過去了幾十年，隨著時代發展，彝族同胞無論是在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乃至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何讓小說中的人物回到那個特殊的年代和環境，和當時的社會形態相統一，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在修改打磨的過程中，我放慢了節奏，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查閱資料，走訪了很多老人，對當時彝區的生活場景，彝族同胞的生活習俗、思維模式、人生態度乃至日常交流等進行多方面考證，同時和當地對彝家風俗有研究的彝族作家、學者進行探討，盡力為讀者展現出那個特定的歷史場景。

要還原那段歷史，就得客觀敘寫特定的歷史人物，這是繞不開的一道坎。

彝族地區千百年來沿襲封建奴隸制，家支林立，等級森嚴，各自為政。黑彝之間，白彝之間，黑彝與白彝之間，彝人和漢人之間，矛盾重重。就那個時代而言，彝族頭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有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覺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該客觀看待彝族頭人在那個特定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對于黑彝大頭人阿爾哈鐵，我沒有簡單地把他作為反面人物來敘寫，更多的是換位思考，冷靜地看待他在龍崗山上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劇，把他作為特定歷史時期下性格多元復雜的英雄來進行刻畫，用鮮活的細節揭示出他人性中柔軟美好的一面，用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復雜性，揭示出民主改革的艱巨與復雜。

要想人物出彩，就得把人物一步步往死胡同里逼，在最狹窄的絕路上，找到開闊深遠的前景。在創作過程中，我一次次走進黑彝頭人阿爾哈鐵的內心世界。作為龍崗山呼風喚雨的大頭人，在平民百姓和奴隸娃子眼里，阿爾哈鐵是勇敢智慧的化身，更是一方百姓的保護神，在彝區有著強大的影響力。面對共產黨的工作隊，他保持了足夠的警惕。當工作隊一次又一次請他下山，他的內心更是極度的猶豫彷徨。奴隸主顯赫的地位，家里的土地和娃子，他背負的紅軍游擊隊的血債，國民黨特務的拉攏蠱惑，就像無數根絞繩，套在他的脖子上。要讓他下山，比登天還難。另一方面，彝胞誤解，家支矛盾，頭人猜疑，特務蠱惑，土匪暴動，民族隔閡，就像一個個長滿獠牙的血盆大口橫在工作隊面前，要翻過一道道難關完成他們的使命，同樣是難上加難。在反復的打磨修改中，我試圖通過生動鮮活的細節、環環相扣的傳奇故事，來展現曲折復雜的人性交鋒，把阿爾哈鐵下山投身于民主改革作為他人生的歸宿。我把他們放在這個特殊的歷史舞臺上，他們相互較量的結果，正是作品所要表達的現實意義。

歷史題材小說，不僅要再現當時的歷史，還得緊扣時代脈搏，體現出時代取向和現實價值。在這部作品中，我力求用民族共同體意識來看待彝族社會形態的轉變，用內心的悲憫與同情，通過人物的喜怒哀樂、離合悲歡還原那段歷史。彝區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關鍵在于這場大變革中的人心歸向。彝區群眾對工作隊由最初的恐懼、疑慮、排斥到認同和追隨，依附于奴隸主的娃子明里暗里跟主子作對，奴隸主愿意交槍，把娃子土地拿出來，這股滾滾向前的時代洪流，正是在黨包容團結的民族政策下，人心歸向的結果。我期盼能讓讀者對那段歷史產生思考與共鳴。在小說中，我設置了兩對戀人，其中一對上演了封建奴隸制度下的愛情悲劇，而另一對，奴隸娃子烏嘎惹和黑彝奴隸主家的女仆沙阿果，則歷經磨難，在工作隊的幫助下舉行了婚禮。時代不同，制度不同，結局必然不同，用這對戀人的完美結合收尾，正是對那段艱難歲月的深情回望和現實觀照。

人間煙火味，最撫凡人心。我花了大量筆墨，對彝區“庫史”新年、火把節以及獨特的婚俗、葬禮、祭祀、飲食起居等民風民俗進行了細致刻畫，力求讓作品氤氳著濃濃的人間煙火味。語言是作家的生命，在對這段歷史的敘寫過程中，我試圖找到屬于自己的語言。在日常語言交流中，彝族同胞會自然而然地引用彝族諺語“爾比爾吉”，以增強說服力和感染力。這種根植于彝區文化土壤的語言，讓我深受啟發。我在小說中大量使用“爾比爾吉”，力求讓人物回到彝族同胞平時交流的語境，展現當時的社會形態和彝區的地域特色。這對讀者而言是一種陌生化的新奇體驗，對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種嶄新的創作體驗。

壯美彝鄉，雄奇的大山，茂密的森林，蔥郁的樹木，鮮艷的野花，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獨特的民族風情，使得這里的山山水水到處是迷人的風景。在作品中再現彝家生活場景，對于凸顯特定時代和特定環境中的人物性格、推進故事情節發展至關重要。我在小說中試圖把景物描寫與情節發展融合在一起，通過對山水田園、村莊房舍、樹林花草、鳥獸飛蟲、日月風霜的詩意書寫，用奇特的自然環境對人物情感進行渲染烘托，稀釋作品中的緊張感，努力讓小說讀起來張弛有度，抒情色彩更為濃郁。我想，在作品中保留幾分對大自然的親近和有節制的民風民俗的描寫，這也是對故土的敬畏和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