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新改版的《詩刊》首期重點刊發了《杜甫：集大成之時代與集大成之詩人》一文。這是葉嘉瑩先生的一篇“舊文章”，早在1966年出版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中，這篇文章就出現了。隔著將近一甲子的歲月，新《詩刊》重點推出這篇“舊文章”，有何深意？

葉先生的文章生動陳述了時代環境與杜甫是如何互動、互證、互相成全的。杜甫啟發我們，從來沒有脫離時代而能成就偉大藝術的詩人；相反，偉大的詩人是通過無限接近所在的時代，以血肉之軀體驗人生的枯榮與歷史的盛衰，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時代，成為了一切時代的一個典型。這篇文章的刊出，是對今天詩人的鄭重提醒：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關系，就是詩人與萬古千秋的關系，對時代問題的處理，決定著詩人藝術生命的長短

2023年底，《詩刊》將要全新改版的消息，引起了詩歌界很大的震動與期待。作為詩歌界的“國刊”，《詩刊》擁有全國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一字一句接受著萬千目光的檢閱，一舉一動牽動著詩人與讀者的詩心。

2024年1月，改版后的首期《詩刊》面世。從頭到尾翻完，新《詩刊》給人“脫胎換骨”“兼容并包”之感。從內容到形式，從卷首語、欄目設置、作者來源、作品構成到封面設計、刊物厚度，透露出諸多新鮮而意味深長的信息，這關乎詩人群體的擴大、詩學資源的開掘、詩歌風尚的改良，關乎一本傳統詩歌刊物向現代化轉型的系統性思考與全方位實踐。這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一種“樹一代詩風”的雄心。這份雄心蘊藏在一篇篇詩作與文章之中。

重提杜甫的“集大成性”

刊登在“經典詩論”欄目的頭條文章《杜甫：集大成之時代與集大成之詩人》，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葉嘉瑩先生論杜甫的一篇“舊文章”，早在1966年出版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中，這篇文章就出現了，是代序《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后之成就》的一部分。隔著將近一甲子的歲月，《詩刊》在全新改版的時刻，重點推出這篇“舊文章”，這其中自有值得我們“破譯”的奧秘。

就先從對文章的細讀開始吧。文章的論點一目了然：杜甫是集大成時代的一位稀有的集大成之詩人。“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孟子·萬章下》）孟子以樂器有始有終、豐富多樣的合奏，喻指“集大成”的氣象。接著文章分兩方面論證這個觀點：一是因為杜甫生于集大成之足以有為的時代；二是因為杜甫稟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為的容量。

時代因素方面，葉先生認為，從縱的歷史演進上看，唐朝詩歌進入了一個“文體自覺”“批評自覺”“技藝自覺”的歷史時期，純文學批評逐漸興起，對詩歌技藝的探索取得了大的進展。從橫的地理性因素看，唐朝融合南朝北朝的迥異風格、漢人胡人的多元精神，形成了文化上、文學上爭相創新的風氣。縱橫兩方面的影響，使得唐朝成為一個集大成的時代，為杜甫的出現準備好了外部條件。

個人因素方面，葉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杜甫生而稟有一種極為難得的健全的才情——“博大、均衡與正常”。這個將近60年前的觀點，至今聽來依舊鮮活、特別、擲地有聲。“博大”，指杜甫“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杜甫《戲為六絕句》），“無論古今長短各種詩歌的體式風格，都能深入擷取盡得其長，而且不為一體所限，更能融會運用，開創變化”。尤其是杜甫完善了七律的藝術，“在每句七個字的限制中有了伸縮的彈性”。“均衡”，指杜甫“感性與知性兼長并美”，既擁有強大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觸到的任何事物之中，同時擁有極清明周至的理性。“正常”，指杜甫“嚴肅中之幽默”“擔荷中之欣賞”，能夠以健全之才性，正視與擔荷悲苦的人生與命運。從精神人格之“正常”評述一個詩人，這個說法少見，但稍一轉念，精神人格的正常實在是一個詩人“始條理”而“終條理”，完整走完藝術道路的根本保證。三條道理的總結，足見葉先生見地之深。

“博大”“均衡”“正常”，對杜甫稟賦之總結，何嘗不是對古往今來一切大詩人稟賦之概括？在《詩刊》改版之際，找回杜甫這一塊中國詩歌的“壓艙石”，重溫這篇對于大詩人的中正精辟之論，意義無疑是多重的、深遠的。

首先，在當下發表一篇論述古典詩人的文章，是對中國詩歌“整體性史觀”的發揚。改版后的《詩刊》認準的傳統，不是一條斷裂的、另起爐灶的小傳統，而是一條上承中華數千年詩歌史的大傳統。就像長江在上游地區叫作金沙江，流到下游更名揚子江，“百年新詩”，應當視為“千年詩脈”在新的歷史地貌上奔流的產物。如何看待新詩所屬的傳統，關乎“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根源性問題，影響著“我到哪里去”的發展性問題。秉承新詩只有“百年傳統”的斷裂性史觀，否定新詩與古典詩歌資源之間縱向的傳接關系，是許多新詩詩人失去發展方向和發展動能的原因。只有把“百年新詩”納入“千年詩脈”的整體性史觀，杜甫這樣處于文化上游的古典詩人，才能流入文化的下游，實現文化意義上的“復活”，造福今天的詩歌。

其次，這篇文章重新廓清了“中國詩人”的典范形象。中國詩歌史上群星璀璨，什么樣的詩人才是“中國詩人”的典范？不同時代、不同詩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杜甫一定是其中得高票的詩人之一。“博大”“均衡”“正常”的杜甫，足以代表中國上千年的“詩教”傳統，足以平衡個性與人民性、審美價值與道德價值、傳統意識與創新才能，足以為今天的詩人樹立一個藝術與人格的典范。

最后，這篇文章將一個根基性的詩學命題，帶回了今天的詩歌現場，這就是“詩人與時代之間的密切關系以及深入互動”（霍俊明：《“呼喚至大至微、氣象萬千的詩作”——兼談〈詩刊〉的“經典詩論”欄目》，《文藝報》，2024年2月21日）。葉先生的文章生動陳述了時代環境與杜甫是如何互動、互證、互相成全的。杜甫啟發我們，從來沒有脫離時代而能成就偉大藝術的詩人；相反，偉大的詩人是通過無限接近所在的時代，以血肉之軀體驗人生的枯榮與歷史的盛衰，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時代，成為了一切時代的一個典型。特殊與一般，歷史與超歷史，在大詩人身上構成了深刻的辯證法。這篇文章的刊出，是對今天詩人的鄭重提醒：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關系，就是詩人與萬古千秋的關系，對時代問題的處理，決定著詩人藝術生命的長短。

“大詩人焦慮”與共識之難

杜甫這樣具有歷史性、世界性影響的大詩人，是我們“詩歌自信”的來源。有了杜甫這樣的大詩人，我們就有底氣肯定中國古典詩歌取得的成就。對于新詩，我們有同樣的期待。我們希望新詩的詩人中間出現一個杜甫一樣的大詩人，以證明這個不斷探索的文體真正成熟了。

百余年來，這種“大詩人期待”“大詩人焦慮”不斷被提及。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同志在致陳毅的信中評價新詩的發展成績時談道：“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1993年，老詩人鄭敏在《文學評論》發表《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引起詩歌界強烈反應，可謂新詩“大詩人焦慮”的一次集中爆發。她在文中提出質問：“中國新詩創作已將近一個世紀。最近國際漢學界在公眾媒體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得到國際文學界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鄭敏認為，原因在于新文化運動的語言變革所導致的古今斷裂，這就從源頭上質疑了新詩文體的“合法性”。最近的一次焦慮發作，要算2019年詩人西渡《新詩為什么沒有產生大詩人？》（“初岸文學”公眾號，2019年9月20日）一文的發表。西渡認為，大詩人沒有產生的原因在于中國詩人沒能擺脫“市儈的精神結構”。

在現當代文學史上，也許沒有別的文體像新詩一樣，雖然受到過熱情的鼓勵，但主要是在質疑與焦慮之中長大。它練就了頑強驕傲的性格與舌戰群儒的本領，但內心其實十分敏感、脆弱。它渴望“大詩人”盡快出世，消除自己的合法性危機，渴望在文學家族中立足，甚至出人頭地。為此，郭沫若、聞一多、艾青、穆旦……一代代以新詩為志業的詩人前赴后繼，朝“大詩人”的目標發起沖擊，鋪就了一條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為新詩贏得了越來越大的生存空間。

但遺憾的是，詩人與讀者之間、知識精英和民間大眾之間，關于“大詩人”的共識始終沒有達成，甚至一步步走向了破裂甚至對立。一邊是詩人群體認為經過百余年的努力，“我們之中已經產生了大詩人”。另一邊是潑來的冷水，認為新詩不僅沒有產生大詩人，連這種文體的合法性都受到質疑。新媒體時代到來之后，兩個群體進一步被信息繭房所分流、區隔、固化，對話的達成、共識的建立愈發艱難。

在這個時候，重提杜甫是必要的。作為一個“方向性、總體性的詩人”，杜甫意味著一條最廣泛的詩歌前進道路，他是知識精英的詩人理想，也是民間的詩人理想，是詩歌的“最大公約數”。他不僅能夠醫治“大詩人焦慮”，還能夠消弭“大詩人嘲弄”。他是讓一切詩歌創作者、詩歌愛好者團結起來的一桿旗幟。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即便是杜甫，他的大詩人地位也不是在唐朝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大浪淘沙、反復確認的歷史過程。所以，確立一個大詩人不僅是當世的事情，更是后世的事情，是今天與未來無數詩人、讀者、批評家共同參與的一項事業。與其焦慮終日，不如把下結論的重任交給時間，專心投入改良詩歌的實踐。

《詩刊》的改版，正是這樣一種實踐。在改版之際重提杜甫，有助于在此時此地形成一個“集大成”的詩歌理想、一個關于詩歌前進方向的可貴共識。只有重建共識，才能形成實踐上的合力，把詩歌的重心從長期的“內耗”，轉移到團結一致的“發展”上來。

破除制約新詩發展的“內耗型系統”

新詩的“內耗”問題，是一個長期性、系統性的問題。在百余年的運轉過程當中，至少有五對矛盾力量，潛藏在新詩的系統內部，制約著系統的正常運轉。這五對矛盾對應著詩歌的五個層面，分別是：歷史的力量與超歷史的力量（動力）、建制派與自由派（形式）、語言的“降溫”運動與“升溫”運動（語言）、學院派與民間派（美學）、“內循環”與“外循環”（功能）。

五對矛盾的相互運動有其積極意義，那就是推進了新詩觀念層面與技術層面的建構。但矛盾雙方畢竟是互相制約、相互抵消的關系，發展的能量往往還沒有積累充分，就陷入了新一輪的損耗，導致新詩形成了一個“內耗型系統”。

歷史的力量與超歷史的力量，“這一對看似‘相愛相殺’的矛盾力量的背后，是新詩百年來痛苦而強大的內力驅動的所在”（張清華：《詩學本體的當代重建：詩與真——當代詩學本體論問題之四》，《文藝爭鳴》，2023年第10期）。歷史與超歷史的力量，在20世紀的上半葉體現為“為人生”與“為藝術”、“救亡”與“啟蒙”的矛盾運動；在20世紀的下半葉體現為“主流”與“潛流”、“倫理的詩”與“求真的詩”的矛盾運動。艾青提醒我們，兩種力量都不可走向極端——歷史的力量如果走向極端，詩歌就會變成“幼稚的叫喊”，走向單一化與工具化；超歷史的力量如果走向極端，就會變成“庸俗的藝術至上主義”。（艾青：《北方·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

新詩的形式，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形成了形式的建制派與形式的自由派兩個陣營。從“新月派”對格律的探索，到新世紀關于“詩歌分行”的爭論，建制派不斷貢獻著有關格律與形制的理論。自由派則一直占據主流，從胡適的嘗試、廢名的“新詩內容是詩的，文字則是散文的”論斷，到西川等人不分行的實驗詩、民間派的“口語詩”，自由派的力量始終在壯大，但也因為法度不昌、底線不明，招來了新詩不過是“回車鍵游戲”的貶毀。從中國韻文藝術的演變看，從《詩經》到四五七言之古體，到律詩絕句之近體，詩歌的形制不斷由弱到強；自近體詩而下，到詞、曲、白話新詩，詩歌的形制不斷由強回弱。因此，新詩作為一種“弱形制文體”，是被歷史演變規律所決定的。如何建立“弱形制文體”的法度，劃定新詩這個文體的“形式底線”，還需更多詩學上的討論與建設。

新詩的“降溫”運動與“升溫”運動，涉及的是新詩的“語言媒介”問題。一般讀者對新詩最大的詬病，就是“讀不懂”。歐陽江河認為，新詩的語言是一種“在母語中也需要翻譯的語言”（歐陽江河：《筆記八則》，《江南詩》，2024年第1期）。這是因為，知識精英“總是本能地追求詞語碰撞時陌生含義的自由增殖”（李壯：《通向“大眾”的“小眾”：有關詩歌的“公共性焦慮”》，《文藝報》，2019年3月4日），這就導致新詩語言的信息量大、意義含混且“流通性”低。這種語言可以稱之為“冷語言”。相反，以民歌、民謠為代表的民間詩歌，采用的是一種能夠在大眾中高度流通的“熱語言”。百余年來，新詩一直在追求公共流通性的“升溫”運動與回歸語言探索的“降溫”運動之間漲落。

學院派與民間派的矛盾，是新詩美學趣味分化的突出體現。以1999年“盤峰論爭”為標志，第三代當中“口語派”“民間寫作”的一批詩人，與另一批“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開啟了持續性論戰。詩人吉爾伯特對這兩種詩歌派別進行過批評：學院派寫作“假如只是一種形式的滿足……假使它不是有關某些切身的問題，不管寫得怎樣好，它只可悅我而永不可能吸引住我”，民間派“常常都有一種輕浮的弊病……他們滔滔不絕，寫了些瑣碎的詩，甚至連技巧圓熟都未顧及”。（吉爾伯特：《大部分詩人只想寫恰當的詩，而不是重要的詩》，陳祖文譯，見微信公眾號“在人間讀詩”，2023年11月11日）

“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矛盾，是五對矛盾中最切近當下、最外顯的一對。“內循環”傾向于將詩歌作為文化資本，在小集團內部進行交換；“外循環”則主張將詩歌作為天下公器，擴大詩歌群體的半徑，發揮審美啟蒙和文化普及等公共服務功能。以詩歌刊物為突破口，打破“內循環”，實現詩人培養機制、詩歌發表機制的“外循環”，促成專業詩歌群體與民間詩歌群體之間的正向交流，育化更多詩歌新力量，是廣大詩歌愛好者的訴求所在。

重返民間：激活民間詩歌資源

五對矛盾關系中，“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矛盾最為突出，是制約當下新詩發展的要害問題。當務之急，是推動詩歌由“內循環”向“外循環”、由“小循環”向“大循環”轉型。為此，我們要擴大詩學視野，重新激活被很多詩人忽視已久的民間詩歌資源。

在新時期以來的詩歌語境中，我們認為新詩是“一個中西詩學交流產生的嬰孩”（鄭敏：《中國詩歌的古典與現代》，《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將中國古典詩學與西方現代詩學作為哺乳新詩的兩種主要詩學資源。但生命力更為蓬勃、傳統更為悠久的第三種詩學資源——民間資源，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

上世紀90年代雖然一度出現了“民間寫作”，但這個概念的提出者，其實是打著民間旗號的“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借用后現代主義等舶來的理論織物，織成一張寫著“民間”的先鋒大旗。他們點燃自己手中各種主義的燃燒瓶，與上一代的“文化英雄”、與學院里的知識分子打街壘戰。他們的核心訴求是通過標新立異的詩學理念，擺脫前代詩人“影響的焦慮”，與學院里的知識分子搶奪詩歌的話語權。新世紀以來，互聯網與新媒體上的詩歌狂歡，雖然確有民間力量的參與，但參與者大都懷有解構的立場和游戲的心態，并沒有產生多少詩學上的建樹。

民間詩歌資源偏廢久矣。新詩走到今天這個路口，有必要回過頭來，重申民間詩歌傳統，重估民間資源的當代價值。

在古典詩歌的時代，民間詩歌的傳統分兩個路徑演進。一是自民間生發、經雅化而成的“風詩”：從《詩經》的“里巷歌謠”始，歷經漢樂府民歌、南北朝民歌，再到明清山歌，以及近代以來的民歌，廣大民間的詩人與歌者，以樸素鮮活的藝術技巧歌唱自己的生命與生活。二是以民間視角創作的文人詩，如屈原“哀民生之多艱”，陶淵明“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陳子昂“憂濟在元元”，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蘇東坡“我愿天公憐赤子”“民不饑寒為上瑞”，直至康有為“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等。歷代文人士大夫，發揮詩歌“觀”與“怨”的傳統，主動吸收民間詩歌要素，以百姓易懂的語詞語風，關切民生，體察民疾，為民發聲。

杜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詩人。他長期生活在最廣大、最辛苦的人民中間，稱自己為“布衣”“野老”。他在“三吏”“三別”等大量詩歌中，主動采用民間視角、提煉民間語言，使他的詩能夠有力、鮮活地傳達民間的聲音。《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中，回到奉先縣的杜甫見到了餓死的幼子，愧痛至極：“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但悲哀到極點的杜甫，轉而想道：“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他從自己的悲哀之中，看到了民間無數生靈的辛酸——貧民的辛酸、無業游民的辛酸、遠征戍卒的辛酸。這就是杜甫最動人的地方，也是他最強悍的地方。“窮年憂黎元”，在自己最匱乏、最悲苦的時刻，他依然具有推己及人、觀照人民的能力。

回顧古代文學史，我們發現文人與民間之間，一直存在著周期性的互動。每當文人的文學創作因過度“雅化”而失去活力、失去受眾的時候，他們就會重返民間，從民間文學資源中汲取造血細胞，促進文學樣式的更新。

新詩這一文學樣式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也是重返民間的一個結果。胡適認為，“中國新詩的范本，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外國的文學，一個就是我們自己的民間歌唱”。（胡適：《〈歌謠周刊〉復刊詞》，《歌謠》第二卷第1期）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艾青指出，初期的白話詩之所以能夠打破傳統舊詩的桎梏，是因為“采用了人民日常的口語”（艾青：《中國新詩六十年》，《文藝研究》，1980年第5期）。學者夏志清將民間詩學指認為新文學的傳統：“我們最珍惜的那份文學遺產——《詩經》、古樂府以及杜甫、關漢卿等肯為老百姓說話的那些文人所留給我們的作品——也可說屬于‘新文學’同一傳統。”（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6頁）

上世紀20年代末，文壇開始出現以蔣光慈、殷夫為代表的“普羅”詩人。30年代，“中國詩歌會”第一次明確提出“新詩大眾化”這個概念，推出了穆木天、楊騷、蒲風等一批有影響的詩人。抗戰爆發后，在國統區武漢、桂林、重慶等地和延安等解放區，興起了新詩史上轟轟烈烈的民間朗誦詩運動。自40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街頭詩、方言詩、山歌體新詩等多種探索層出不窮，袁水拍、阮章競、郭小川、賀敬之、李季等詩人取法民歌民謠，一批來自田間、工廠、油田的基層詩人不斷涌現。

進入新時期，一度作為“潛流”的現代詩學傳統，重新以“新的美學原則”崛起。從詩歌發展的鏈條上看，這些美學探索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在激活知識精英創作激情的同時，推動中國詩歌進入了新一輪“雅化”的歷史階段，新詩開始加速向精英主義、專業主義發展。特別是90年代以來，新詩與民間的互動逐漸減少，民間資源及其涉及的廣大民間詩歌力量，在這個“雅化”的過程中被忽視甚至被遮蔽了。這是當下的新詩遭到冷落和爭議的原因之一。

經過40多年“雅化”的歷史過程，新詩是否已經走到了一個需要重返民間的時刻？從近年來新詩創作現場的變化看，這個重返民間的新的歷史進程已經開始。新世紀以來，很多來自民間的非專業詩人，以驚人的創作活力和貼近民間的詩風，得到了廣大詩歌讀者的追捧和傳揚。在快手、小紅書、B站上，涌現了很多的詩歌寫作者。一些新媒體平臺開始編詩、評詩，積極發掘民間詩人、推出民間詩集。在現代傳媒的助力之下，民間詩歌力量正在強力崛起。

樹一代詩風：新時代詩歌的雄心與行動

這些不斷涌現的來自民間的詩歌，正是這個時代的“里巷歌謠”，這個時代的“風詩”。改版后的《詩刊》察覺到了這些民間之風，采集到了這些民間之風，并在頭條的位置展示了出來：2024年第1期的頭條詩人溫馨，是一名在采石場工作了25年的焊工；第2期的頭條詩人馬行，是一名在一線地質勘探隊工作過的勘探員；第3期的頭條詩人景淑貞，是一名開小賣部的村民。

在“第一現場”欄目突出民間力量和時代書寫的同時，“大家閱讀”樹立詩歌高標，“雙子星座”發掘青年人才，“百家論詩”注重詩學建構，“國際詩壇”強化世界視野，“當代詩詞”力圖傳承文脈，“數字詩界”直面新媒體挑戰——改版后的《詩刊》，視野開闊、兼容并包，突出典范、傾斜民間，風氣已煥然一新。

樹一代詩風，這是改版后《詩刊》的雄心。是怎樣的詩風、怎樣的雄心，葉嘉瑩先生這篇關于杜甫的“舊文章”，其實已經啟示我們：

新時代詩歌應該是“博大”的，不是狹隘的、偏執的。不能對詩歌資源懷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古典的、現代的，民間的、文人的，民族的、世界的，一切有益的經驗和資源都應博采。要在“千年詩脈”的整體性史觀和開放的世界性視野中看待今天的新詩，在民間詩學與現代詩學的互動交流中思考新詩的未來。

新時代詩歌應該是“均衡”的，不是一類獨大、矛盾叢生的。要深入新詩的系統內部，變新詩的“系統內耗”為“系統升級”。要以“最大公約數”和“最大同心圓”的思路，調和歷史與超歷史、建制派與自由派、“降溫”運動與“升溫”運動、學院派與民間派的歷史遺留矛盾，讓百花齊放、千秋各展。

新時代詩歌應該是“正常”的，不是病態的、庸俗的。在新詩史上，自毀、沉淪、精神瓦解等現象，頻頻在一些詩人身上出現；市儈、庸俗、自私自大等習氣，經常在一些詩人身上縈繞。樹一代詩風，我們需要大批心智正常、靈魂健全、思想強壯的詩人。他們沒有被問題重重的現代世界嚇退，相反，他們擁有蘇珊·桑塔格所期待的那種“新的感受力”，面對現代景象、人工造物，依然具有“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感發能力，能夠以健全的感受力，書寫現代世界的“賦比興”。

新時代詩歌是應該屬于“多數人”的，不是“少數人”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文教育的普及、傳媒方式的更新，大眾自發寫作的意愿和能力迅速增強，新興詩歌個體不斷涌現。來自民間的非專業寫作者匯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新力量，形成了新的詩歌增長點。樹一代詩風，就要發掘和激活“民間詩學”資源，去塵埃與泥土中采集詩歌，去街頭巷尾尋找詩人。要以詩歌“外循環”替代“內循環”，走出圈層，兼濟天下，擴大作者半徑，拓展詩歌邊界。

“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無論如何，“指歸在動作”——《詩刊》的改版，正是一次實踐哲學指導之下，充滿決心和耐心的詩歌行動。這一次次的行動，將以微積分的形式，構成新時代的詩歌史。

（作者系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