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簡媜有一次問齊邦媛：“您有沒有想過最后的時刻？”

齊邦媛說：“我希望我還記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凈，穿戴整齊，不要不成人樣要叫人收拾。我希望最后有兩個小天使來帶我走，有薄薄的小翅膀……”說完這段話，齊邦媛立刻起身去廚房冰箱取來有翅膀的小人偶磁鐵，告訴簡媜就是這種小翅膀，不是但丁《神曲》里那種拖地的大翅膀。

這一時刻終于到來了。2024年3月28日凌晨1點，兩個有著薄薄小翅膀的天使，從東北的巨流河出發，飛到臺灣桃園龜山長庚養生文化村，將齊邦媛的靈魂帶到了南部啞口海。在齊邦媛的一生中，長城外的巨流河是原鄉，臺灣恒春的啞口海是歸宿。

15年前，齊邦媛在臺灣桃園龜山長庚養生村枯坐了四年，以85歲高齡寫就個人回憶錄《巨流河》，在海峽兩岸引發轟動。這本書對齊邦媛意義重大，她用“人生最大的滿足”來形容，并表示自己將因此“含笑而死”。

臺灣學者廖咸浩說：齊邦媛是臺灣做專書外譯工作的第一人，“是臺灣文學的拓荒者”。她的為人與視野，充滿寬厚的胸襟。經典作品《巨流河》更是她文學創作的高度巔峰，甚至可以說是臺灣“大河”作品的巔峰，目前尚無人能出其右。

安靜的生活從此被打破，她要面對成為公眾人物后的各種變化。

《巨流河》出版一年多后，2011年春，我曾在臺北松江路“人文空間”專訪過齊邦媛。她對我說，年輕的時候，幾乎沒有時間寫作，終身耿耿于懷。臺灣大學有些同事說，也許就應該是在這個時候寫才對。80歲以后連生死都超然，現在還不明白，就真不明白了。

按照簡媜的說法，這是“老帥宣戰了，執戟刺向時間，欲展開一場置生死于度外的文學逆襲……四年伏案，二十五萬字長征，老選手終于爬上懸崖，完成‘生命之書’”。

退休之前，齊邦媛在臺灣大學教授外國文學，是將臺灣文學帶入世界的重要推手，她主導編譯《中國現代文學（臺灣）選集》，第一次將臺灣文學推向國際。此后她還組建翻譯團隊，將臺灣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共1500余篇英譯推介到歐美文學市場。她也大量引介西方文學到臺灣。她教過的許多學生，已成為臺灣文學界的中堅力量，人們稱她為“永遠的齊老師”。

齊邦媛被白先勇稱作“守護臺灣文學的天使”。她曾在《一生中的一天》中說：“對于我最有吸引力的是時間和文字。時間深邃難測，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時間真貌，簡直是悲壯之舉。”但正是這晚年的悲壯之舉，讓齊邦媛進入了公共視野，她動情講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為我們貢獻了20世紀生動與波瀾壯闊的史詩。

“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的這個評價，既契合《巨流河》，又可視作齊邦媛生命的寫照。

1947年齊邦媛大學畢業時與妹妹星媛合影

為父立言 寫作《巨流河》最初信念所系

故事總要從“巨流河”開始講起——這條河位于中國東北地區，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被稱為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它古稱句驪河，現在稱遼河，清代稱巨流河。

齊邦媛1924年生于遼寧鐵嶺。齊家在鐵嶺是大戶，她的祖父齊鵬大在張作霖麾下做到旅長，父親齊世英則在年輕時留學日本、德國。齊邦媛的人生故事就從這里開始。不過她對祖父的描述不多，只說他畢業于保定老速成學堂，二十多年對張作霖忠心耿耿，五十歲的時候在一次小戰役中受了輕傷，感染風寒而死。她的父親齊世英則是書中的主角，《巨流河》的第一個敘事高潮，就從齊世英歸國協助奉系將領郭松齡兵變講起。

齊世英后來長期擔任國民黨東北地下活動負責人、“立法委員”，晚年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又卷入雷震“自由中國”事件，落寞而逝。

齊邦媛一生都活在父親的籠罩之下，就連80多歲動筆寫作《巨流河》，最初也是為父親作傳的信念所驅使。這原本是她哥哥齊振一的任務。齊振一是抗戰勝利后中央社最早的隨軍記者之一，后來還曾擔任臺灣《大華晚報》總編輯，1980年代赴美辦報未成，寫作計劃也告夭折。齊振一放棄為父親作傳的時間太晚，以至于影響了齊邦媛的動筆。她也不被認為是合格的撰寫者，因為“不懂政治”。

但是“只想寫父親一生的理想與失落”的齊邦媛，落筆后卻發現找不到真正的資料，并且自己缺乏“敘述的筆調”——沒有“莊嚴肅穆的論文能力”。《巨流河》于是變成了齊邦媛的個人自傳，雖然齊世英也在其中占據了巨大的篇幅。

“不敢以寫史的心態自居”的齊邦媛，還是深度介入了對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評判中去。在《巨流河》獲得廣泛好評之后，她的自信心似乎在增長，在各種訪談中說“其實政治不那么難懂”，“看到中國百年變局的全貌，到了這個年紀，真有一些宏觀的自信了”。

《巨流河》的聲譽，建立在它史詩般的敘事格調之上，齊邦媛運用嫻熟的文學技巧，將個人、家族與時代命運緊緊捆綁在了一起。就如這本書的宣傳文案所言：“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沖突的女性奮斗史、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

唯一的全家福，抗戰勝利后在北平，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小妹齊星媛。后排左起：大妹齊寧媛，哥哥齊振一，齊邦媛

與張大飛是尊敬、虧欠、患難相知的鐘情

齊世英在郭松齡兵變事件中僥幸逃脫，開始在南京從事秘密工作。而九一八事變后不久，大概七八歲的齊邦媛亦離開東北老家，輾轉北平、天津、南京、漢口、湘鄉、桂林、懷遠、重慶……逃亡漸成生活的主旋律。盧溝橋事變后，她從南京出逃的經歷尤為難忘，搭乘江南鐵路開往蕪湖的小窄軌火車時，日本人跟著火車炸，她們上船后，炮彈又追著船炸……

炸彈成為齊邦媛一生的陰影。晚年的時候，她主動邀朋友來談論生死，說的仍是：“如果有人覺得我的一生很幸運，那真是個笑話。”“我的四周太多現實人生的炸彈，就是沒把我炸死！”“炸彈”是她形容人生不幸時，首先跳脫出來的字眼。

所以齊邦媛晚年說，她只對日本人有真正的憤怒。《巨流河》在臺灣的首版日期，也被選在了2009年7月7日——那是全面抗戰爆發的日子，書的封面則是日軍對重慶實施的大轟炸照片。她甚至因為見多了日軍轟炸下的尸體，而終身討厭燒烤食物。

齊邦媛從小見慣了各種各樣的死亡，弟弟三歲夭折，她記得自己與母親每天去小墳上哭祭的情形；一歲半的妹妹在逃難途中死去；聽小伙伴說及父親的頭顱被掛在城門上；她十歲得肺病住療養院時，又眼見同病相憐的張姐姐病故，房間撒滿石灰……和她的同代人一樣，死亡是一件太過稀松平常的事情。

而在齊邦媛的記憶中，最悲痛最刻骨的死亡是她初戀張大飛的殉國。張大飛的父親原是沈陽縣警察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而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一家八口開始四散逃亡。張大飛后來成為了一名空軍飛行員，在抗戰勝利前三個月，1945年5月18日，張大飛為掩護友機，與敵零式機激戰時不幸犧牲。

齊邦媛與張大飛有始無終的戀情，是家、國記憶糾纏的悲情展現。這是他們一代人的宿命。齊邦媛一生最愛的一本書是《傲慢與偏見》，她羨慕書中的女主角：沒有戰爭，只有和平。“那是神仙似的世界。而我從出生所有的，就是戰爭和痛苦。”

怎么會這樣呢？她不甘地發問。

《巨流河》出版后，齊邦媛的兒子有一次來大陸，特地帶了一束花去南京張大飛墓。齊邦媛有些氣惱兒子沒有事先告知她，只是帶回來一張照片。在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字體中，有一行字寫著：“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1918.6.16-1945。”

齊邦媛十二歲與張大飛相識，但兩人在流亡路途中的命運迥異。齊邦媛在弦歌不輟政策的影響下，接受了完整的大學教育；張大飛則放棄這個機會，投身空軍，反擊日本侵略。齊邦媛在重慶讀書時，持續數年與張大飛通信。她在《巨流河》中說：“我們那樣誠摯、純潔地分享的成長經驗，如同兩條永不能交匯的平行線。他的成長是在云端，在機關槍和高射炮火網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卻只能在地面上逃警報，為災禍哭泣，或者唱‘中國不會亡！’的合唱。我們兩人也許只有一點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趕走日本人。”

張大飛在殉國前給齊邦媛的哥哥寫了一封信：“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現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歲，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嘗過……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這是讓無數讀者流淚的一段故事。很多年以后，齊邦媛說，那不是美麗的初戀，是尊敬、虧欠、患難相知的鐘情。

1942年夏天，張大飛受訓回國，加入了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

筆下抗日勝利后的中國是《巨流河》最精彩的章節

在兒子從大陸拍攝的照片中，還有四川樂山文廟大成殿影像——那是齊邦媛尊敬的朱光潛老師的辦公室。朱光潛是齊邦媛在武漢大學外文系就讀時的老師，他的英詩課構成齊邦媛真正意義的文藝與美學啟蒙。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齊邦媛接觸到了英國浪漫派詩人濟慈，被深深打動。

在病逝前，齊邦媛想到自己的最后時刻時，就會想起濟慈的《夜鶯頌》：

我在黑暗里傾聽；啊，多少次

我幾乎愛上了寧謐的死亡，

我在詩思里用盡了好的言辭，

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芒；

而現在，哦，死更是多么富麗……

在那段讀書歲月，對齊邦媛影響甚巨的教師還有吳宓等人。在齊邦媛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管窺民國時期大學教育的一些特點。那種別開生面的教授內容與師生互動方式，在當下高校里可是難尋覓了。

因抗戰勝利，齊邦媛的校園從樂山轉移到了武漢珞珈山。她關于抗日勝利后的描述，是《巨流河》全書最精彩的章節，沒有之一。齊邦媛稱此為“失落的開始”：“勝利二字所帶來的期待未能立即實現，前線后方共患難的日子一去不返。”

在接受臺媒采訪時，齊邦媛說，她大學時之所以沒像大多數同學那樣左傾，是因為“我在那樣的家庭長大，我看到中央政府重要的人物，他們都有些理想，不是那么腐敗，而且多半都是知識分子……我們那些同學，或像聞一多那些人，連政治的邊都挨不上。他們不知道中央那些是什么樣的人，而我知道的不少。我寫這本書還有個力量就是，我很想留下他們那一代人的樣子，這代人已經沒辦法了解”。這段話展現出齊邦媛即便到了晚年，對政治仍有極天真的一面。

學術上齊邦媛終有所成

本質上，齊邦媛是一個不懂政治的人，她也不感興趣。按她自己的說法，“我從小就是個崇拜者，很容易崇拜別人。什么都崇拜，我連我家那兩只鵝都很崇拜。”她從小就崇拜父親，雖然有個人親歷的感悟，但她的政治立場大多來自父親的熏陶。

齊邦媛骨子里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她說：“我沒有什么政治觀，只是喜歡自然進展，不可能一個答案解決所有問題，也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夸張。”1940年代對高校師生的反思，除了自身家世的影響，也有這種價值觀在發揮作用。這讓不懂政治的齊邦媛有了超越時代的洞察力。

1947年，23歲的齊邦媛來到臺灣，開始截然不同的生活。那時她還想不到，巨流河將是她再也返不回的故鄉。

她很快結了婚，在新的獨立空間中，無意于政治的她在文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是她父親齊世英1954年因反對電力加價而被蔣介石開除黨籍，后又涉雷震案。這對齊邦媛不可能不產生負面影響，不過往好處說，《巨流河》的產生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些變故所催生。

齊邦媛在臺灣的生活并非一帆風順。她申請進修遭阻，精神受到刺激，跑到墓地像牛一樣狂奔；在印第安納大學讀書時，又無法延長半年拿學位，因而坐在草地上痛哭流涕；她有過一段圍繞油鍋的家庭主婦生涯；她的睡眠很糟，每晚要借助一粒安眠藥入眠……

但在學術上，齊邦媛終有所成。

有兩件特別值得一說的事情。

第一件是齊邦媛在1970年代兼任編譯館教科書組主任期間，推動臺灣教科書“去政治化”，大幅修訂的國學教科書，增加了很多當代臺灣文學作品，像黃春明的《魚》這種有政治風險的作品被納入其中。至于蔣介石《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等則全部刪除。按照齊邦媛的說法，“一九七三年以后，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宣傳品。”

此時齊世英還健在。他應該很欣慰自己對女兒的政治影響，終于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造福了教育界。

第二件事是她大力組織翻譯工作，向國際推介臺灣文學。除了上文提到的，將臺灣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共1500余篇英譯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她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臺灣現代華語文學英譯計劃”，與王德威、馬悅然組成編輯委員會，資助了包括朱天心《古都》、張大春《野孩子》、吳濁流《亞細亞孤兒》等三十本作品的英譯。

四歸大陸 “爸爸，我這樣回到你終老不能歸的故鄉”

2011年的采訪中，齊邦媛和我說：“平時我用英文思考的時候比較多，所以常常用點洋文，知道的人知道這是我的生活方式，不知道的人覺得有點怪怪的，覺得就是賣弄——露一手。”這個英文好的優勢，還給她帶來一個小插曲，1965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哈耶克訪談時，就是齊邦媛出任翻譯，她口譯的“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和“開放社會”（Open Society），從此成為臺灣學界的流行語。

1988年，齊邦媛從臺灣大學外文系退休。她的父親已在一年前過世。

齊邦媛來過四次大陸，其中一次是為東北中山中學捐獻齊世英圖書館。她回到了鐵嶺，發現幼年的出生地已經面目全非，那個連路標都沒有的小村子，早已與自己家族沒有任何聯系。她在《故鄉》一文中說：“爸爸，我這樣回到了你曾魂牽夢縈而終老不能歸的故鄉，也走了這么遙遠的路。在臺灣淡水的山坡上，你已經知道了吧。”

齊邦媛就這樣熱愛著自己的父親。當2005年，已是81歲高齡的齊邦媛決定動筆寫一本回憶錄，最初的動因也是完成為父親立言的孝思。這本書的影響力之大，超出她身邊幾乎所有人的想象。齊邦媛也從一個文學圈內低調的大佬，成為被推到前臺的公共作家。

“我一生郁悶，多少想做的事埋在心里。81歲搬到養生村，套我母親的話‘玩完了’，沒想到忍死以求時間寬限，能把書寫出來，掙了好大一口氣！”

齊邦媛晚年左半心肺纖維化，她一直擔心自己死于心梗，沒想到自己可以活到100周歲高齡。暴得大名的年紀太晚了，她開始準備后事，并把作家簡媜叫來談論生死。有一剎那，她突然停下腳步，回頭對簡媜說：“何必此生。”在內心深處，齊邦媛始終是一個憂郁的氣質。

她一生經歷那么多政治的險灘，她努力想要解釋那個讓她困惑不已的舊日世界，為自己，也為父親。她交出了一份答卷——《巨流河》，這為她帶來潑天的聲譽，但也預示了以文學闡釋政治的風險。當生命接近沉寂，我們很自然發現，她一生最熱愛的還是文學。

在病逝之前，2023年11月，她打電話給好友、臺灣作家席慕蓉，表達告別之意。

齊邦媛很喜歡席慕蓉為她寫的《一首詩的進行——寄呈齊老師》，里面有她喜愛的話：

即使成為灰燼 也是玫瑰的灰燼

即使深埋在流沙之下

也是曾經傲人的幾世繁華

作者注：本文部分內容除引自《巨流河》外，亦參考齊邦媛編著《洄瀾：相逢巨流河》，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年1月版，特此致謝。

（供圖 雨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