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錢理群闊大的學術版圖有五大學術板塊，魯迅、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文學、教育、民間是關鍵詞，時代、人、文學是有機統一的焦點，蔚然而成磅礴的學術氣象。其學術個性中有形成磅礴氣象的密碼，如好奇心、熱情、理想、創造力、生命體驗、社會關懷、問題意識、知行合一、教學相長等。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間思考到20世紀80年代的學院研究，再到20世紀90年代后的社會發言和社會改良實踐，他左沖右突，大氣盤旋，體現了思想者的一貫性和歷史參與者的行動性，超越學院和學科的范圍，成為當代中國人文思想的重要存在。

關鍵詞：錢理群 學術氣象 理想 行動

面對錢理群先生龐大的學術存在，我們自然可以找到許多描述點，但本文更想剔出“氣象”一詞。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其磅礴的學術氣象，想要追問的是，這樣的學術氣象是如何生成的，錢先生作為當代中國人文學界的一個獨特學術存在的意義何在。

錢先生學術版圖闊大，為理清頭緒，首先梳理一下其幾大學術板塊。

第一板塊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在諸多可能的學術身份中，錢先生最為看重的是文學史家的定位。從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溫儒敏、吳福輝等合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陳平原、黃子平合作），到1990年代的《彩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與董乃斌、吳曉東等合作）、《1948：天地玄黃》以及對文學史研究的系列論述，再到退休后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與南北學者合作）和最近的《錢理群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作家、作品為中心》，他的文學史研究帶動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觀念和方法論的變革，成為經典。在錢先生這里，文學史是心靈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內核是知識分子精神史，由此展現并總結20世紀中國的復雜精神歷程，同時，他一直在自覺探索文學史書寫方式的新的可能性，這些文學史著作一本有一本的體例與樣式，最近的新編文學史則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是其晚年的最新探索。

第二板塊是周氏兄弟及其他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個體研究。錢先生的學術研究是從魯迅研究開始的，從貴州小城“1962年那個饑餓的第一個早晨”1開始的魯迅閱讀札記，到后來的《心靈的探尋》《走進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魯迅遠行之后》《魯迅與當代中國》等，可以說，魯迅對于他，已超越一般的研究對象，成為精神的資源，安身立命的所在，更是“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2，基于此，他自然地將研究中心放在對魯迅復雜精神世界、文學世界及其現實意義的闡發上，從而超越了固有研究范式，形成具有強烈主體性與當代性的“錢理群魯迅研究”。不是從顛覆范式的目的出發來構建自己的研究范式，而是基于生命交融和精神對話形成對固有范式的超越，這是其魯迅研究值得注意的地方。錢先生自覺到魯迅研究必須要基于周氏兄弟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在魯迅研究的同時進行周作人研究，《周作人傳》《周作人論》等打開了周作人研究的局面，周作人研究是其魯迅研究的對比和延伸，使其精神世界更為寬廣，研究格局更顯多元。其他作家和知識分子研究還有如曹禺（《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胡風、蕭軍、丁玲、沈從文、朱自清、趙樹理、梁漱溟、郭小川、廢名、邵燕祥等等（見《1948：天地玄黃》《歲月滄桑》等）。周氏兄弟及其他作家和知識分子個案研究是文學史研究的基石，更是錢先生魂之所系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板塊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錢先生說：“在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于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系。”3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始終是其更為潛在的研究指向，“探討隱藏在大量的文學現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體驗與困惑，以顯示一個歷史時代人的生命涌動的軌跡”4，周氏兄弟及其他知識分子研究源于這里，其文學史研究的內在獨特性也正在這里，精神史是其文學史研究的最深視點。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放在世界精神史的大背景下，于是有了《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這樣跨越中國現當代文學、世界文學、比較文學和知識分子研究、思想史研究的獨特著述，這是世界視野中的知識分子精神史書寫，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他自己的精神尋根之旅。

退休后，錢先生才宣告要完成知識分子三部曲的寫作（原計劃是七部曲），他將之前的《1948：天地玄黃》作為第一部，退休后接連寫出《我的精神自傳》和《歲月滄桑》，完成自己的心愿。這三部可謂各具特色，《1948：天地玄黃》在文學史視野中關注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現實選擇和個體精神狀態，《歲月滄桑》在文化社會史視野中記錄考察1949—1976年間知識分子的精神檔案和命運沉浮，《我的精神自傳》則以自己為個案展現1976—2005年間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這是難得一見的“精神自傳”，是只此一家的“一個人的思想史”。

第四板塊是20世紀中國歷史研究（尤其是“共和國歷史研究”）。錢先生學術研究的最終指向是20世紀中國歷史，這是他的司馬遷情結所在。其最早的兩個研究對象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毛澤東，因為在他看來，魯迅和毛澤東是理解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對象；文學，是錢先生進入20世紀中國歷史的方式，他的所有文學史研究和知識分子研究都可以視為20世紀中國研究的一部分。退休后，錢先生開始了兩卷本《毛澤東時代與后毛澤東時代：另一種歷史書寫》和民間思想史研究三部曲（《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爝火不熄：文革民間思想研究筆記》《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間思想研究筆記》）的寫作，還有一直在堅持的年度現場觀察和時事分析，這些都是直面20世紀中國的歷史書寫；退休后組織編纂的《安順城記》則是以民間文化和鄉賢、鄉民為中心的地方史，也可以視為對20世紀中國的地方志式研究，為民間地方史編纂提供了可供參照的范式。20世紀歷史、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始終是他的最終關懷，為20世紀中國作“史記”是其心中最大的“志業”。

第五板塊是中小學語文教育、平民教育、北大歷史與精神傳統、志愿者文化、地方文化和鄉村自治建設的研究與實踐。錢先生教師生涯貫穿一生，他熱愛教師職業，關心學生成長，在學術研究之余關注中小學教育，深度參與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他以“立人”為教育的終極目標，將人文情懷和美育作為文學教育的核心內涵，試圖糾正語文教育的工具化傾向，先后撰寫了《語文教育門外談》《我的教師夢：錢理群教育演講錄》《做教師真難，真好》《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 《錢理群中學講魯迅》等著作，系統闡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并投入大量精力為中小學生編寫語文讀本，投身文學經典的普及工作；在北大百年校慶前后，鉤沉發揚北大精神傳統，發起民間紀念活動；退休后回母校南師大附中為中學生開設魯迅選修課，晚年在B站開線上課堂，是語文教育研究的實踐，也是教師夢的延續。退休后錢先生還投入民間社會改良實踐，倡導平民教育和鄉村自治建設，指導青年志愿者活動，主編《平民教育人文讀本》（經典卷、當代卷），編選《志愿者文化叢書》；組織編寫《貴州讀本》和地方文化“史記”《安順城記》，為地方文化建設出力。這些都是錢先生學術研究的延伸，是其學院研究的民間踐履。

可以看到，五大板塊間內在聯系，相互交叉，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與20世紀中國歷史研究相互見證，作家與知識分子個案研究則是具體支撐，中小學語文教育、平民教育、北大歷史與精神傳統、志愿者文化、地方文化和鄉村自治建設的研究與實踐是專業研究的延伸和現實踐履。魯迅、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文學、教育、民間是錢先生學術版圖的關鍵詞，時代、人、文學則是其有機統一的三個焦點。在幾個板塊間自由穿插，蔚然而成闊大的學術版圖和磅礴的學術氣象。

五大板塊構成錢老師的學術版圖，但要形成“氣象”，則取決于能促成幾大板塊間大氣盤旋的因素。這就必須要談到錢先生的學術個性和特色，在其學術個性里，可以找到形成磅礴氣象的個性密碼。錢先生堪稱當代人文學者最富個性的存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好奇心、熱情和創造力。好奇心是一切創造的起點，與其聊天，他談的最多的是最近的一個發現、正在進行的寫作或未來的學術計劃，談到自己的成果時，經常說是不期而遇的收獲——他始終處在創造性狀態。由魯迅研究到周作人研究、曹禺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東移研究、1940年代文學史研究等，他不斷突破自我既成的研究格局，進入新的境界，因而獲得生命發現的大歡喜。

錢先生退休，北大中文系辦了一個討論會，晚上同門聚餐，錢先生豪情滿懷地宣告退休后要完成八本書，“八本書”計劃一宣布，舉座皆驚，我們在職的也難有這樣的豪情壯舉。但他不僅完成了“八本”，而且多得多，退休后完成了文學史三部曲、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民間思想史三部曲，還有年度時事現場觀察寫作和編纂七卷本二百多萬字的《安順城記》等，退休后的“井噴”現象令人嘆為觀止，按陳平原老師的說法，“老錢大約四分之三的學術成果完成于退休后”。迄今為止，錢先生專著已達一百本，他喜歡用“三部曲”形式寫作，讓我不由想到同樣真誠而富有激情的巴金先生，他像不斷噴發的火山，一直噴發到現在。

二是宏大深厚的社會關懷和問題意識。錢先生的思考和研究從來不局限于文學本身，而是延伸至研究對象背后的歷史、現實、文化和自我。在世界視野中思考國家與個人的前途命運，是其學術研究的初始動機和最終關懷所在，貴州時期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和思考，一直延伸貫穿到后來的研究中，每到歷史關鍵時刻，這一思考就會成為他的核心命題。其問題意識根植于自身的體驗和洞察，因而提出的問題總能切中時代脈搏，獲得純學術難以獲得的廣泛呼應，如他提出的知識分子的六大基本問題、廣為流傳的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揭示，以及對疫情后中國與世界未來走向的反思，如此方成有關懷和有思想的學術。

三是學術、生命、知識與經驗的結合。他認為“每一部‘史’的對象都是一個‘生命’，‘史’的描述的任務僅在‘生命的復活’”5，要“努力探尋作品（客體）生命形態與作家（主體）生命形態（心理素質、精神狀態……）之間的契合點”，形成主客體之間“生命的流動”6，當然還包括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生命的流動”，生命的投入與交流幾乎成為其“相對穩定的獨特研究個性”7，他說“個人的生命史與自己的魯迅研究史，竟如此緊密糾纏在一起，這或許正是我的魯迅研究的最大特點”8。與此相關的是知識與經驗的結合，錢先生的研究從來不是從知識和理論出發，而是基于個體體驗和思考，他自覺到作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身經驗的不可替代性（錢先生的大家庭也正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縮影），更自覺其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9，將豐富的個人體驗帶入研究中。

四是中心與邊緣、學院與民間的融合。錢先生曾說自己經歷了三個二十年（貴州近二十年、北大二十年、退休二十年）。有兩個精神基地：一是北大，一是安順。從貴州到北大，錢先生有中心和邊緣、學院與民間的豐富經歷，形成了當代學院知識分子中少有的精神駁雜性，兼具知識分子立場與民間情懷，在邊緣思考中心問題，于學院關注民間，這使他的觀察多了一個視角，多了一副情懷。

五是知與行、理想與實踐的統一。錢先生注意到，魯迅思想“既是對政治、思想、文化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升，同時也是對實際社會思想、社會、文化變革的直接參與”10。他也是這樣，其研究從實踐中來，又將研究帶回實踐中，在現實中踐行自己的思考，學術研究在他那里，從來不是象牙塔里的純知識生產，而是知識分子服務于社會的基本方式，顯示出前后一貫的行動性。錢先生常言“腳踏大地，仰望星空”“想大問題，做小事情”，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看重現實行動的可能性，關注中小學教育改革，引導青年志愿者活動，退休后又將關注中心轉回到貴州，歷時八年組織當地文化力量編纂《安順城記》。在當代人文學者中，像他這樣將理想、知識與實踐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是不可多得的。

六是教與學相長。錢先生的課曾經是北大令人懷念的“風景”：碩大的冒著汗氣的頭顱、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黑板上龍飛鳳舞的書寫（有時粉筆寫斷了隨手去抓飛掉的粉筆頭，讓人想到“閑看兒童捉柳花”），下課后意猶未盡帶我們去吃牛肉面，邊吃邊聊，激情依然在延續，在師生的相互激蕩中產生出新的思考和激情，又將這新生的思考和激情帶回書齋。課堂，一直是錢先生最熱愛的地方，2002年退休前，給北大2001年級開最后一次魯迅課，他回顧道：“從1981級開到2001級，也就是說有二十一屆的北大學生聽了我的有關魯迅的課，我覺得挺高興的，也覺得很有意思：向連續二十一屆的學生講‘我之魯迅觀’，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會有這么大的勁頭。”11退休后回母校南師大附中給中學生講魯迅，最近兩年又在b站講魯迅，這些，都體現他對課堂的熱愛及對新的教學方法的試驗熱情。

我以為，正是上述好奇心、熱情、理想、關懷、思想、行動等因素的存在，尤其是“生命的流動”，使錢先生的五大板塊構成內在循環的整體，元氣彌漫，氣韻生動，蔚然而成磅礴的學術氣象。而背后的最根本要素，則是“赤子之心”。我曾在博士論文《后記》中寫道：“錢老師給我的，除了學術領域的知識和思想，現在感到更為深刻的，是他的人格感召力，他的真誠、有良心、有正義感，這些雖是評價一個人常用的詞匯，但實際上要真正能做到，在中國又何其難也！”12

錢先生學術氣象之大，真正體現了北大之“大”及文學之“大”，典型地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特點：主觀精神性和現實干預性，其學術特色與20世紀中國文學和魯迅這樣的研究對象具有內在的全息對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需要更多像他這樣守護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研究者。當然，錢先生的思考和研究已遠遠超越學院研究和單一學科研究的范圍，成為中國當代人文思想的重要存在，作為當代人文學者和思想者的錢理群，會越來越引起我們的重視。

錢先生的人生與思想歷程與當代中國歷史有深刻的關聯，他出身大家庭，其家史是20世紀中國史的縮影，家庭成員的人生選擇和命運與20世紀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深深糾纏，他自己也經歷了重慶、南京、北京、貴州再到北京的豐富人生，從首善之區北京到邊遠貴州小城安順，一待近二十年，之后又從安順考回北大，從民間到學院，從中心到邊緣，他的坎坷人生與中國當代歷史憂戚與共。在貴州，他在逆境中不氣餒，與友人組成讀書會和民間思想群落，帶著理想主義激情追隨社會主義理想，在毛澤東和魯迅著作中尋找精神資源，在歷史挫折中反思中國的前途命運；1970年代末回到學院，1980年代出版《心靈的探尋》形成“我的魯迅觀”，與友人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觀念，將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匯入1980年代思想解放、走向世界的現代化思潮，呼應推動了1980年代人文意識形態的興起；1990年代在學院精進向前擴大自己的研究領域，同時，1990年代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和知識分子立場的分化使他開始反思知識分子的存在意義，1990年代末走出學院，從事廣泛的社會批評，關注中小學語文教育，退休后回到民間從事社會改良實踐，引導青年志愿者活動，提倡平民教育、地方文化建設和鄉村自治建設，晚年在養老院沉潛著書反思并總結中國當代歷史經驗。從貴州民間思想群落的思考，到北大的學院研究，再到退休后的社會改良實踐和著述反思，在每一個歷史關頭，都以歷史參與者的姿態投入真誠思考和實踐，其個人思考與當代中國的思想進程是內在一致的，體現了思想者的一貫性和歷史參與者的行動性。

綜觀錢先生前、后期思想，他早期以富有激情的理想主義擁抱現實，經歷社會與個人挫折后，開始反思歷史與自我。其與魯迅的相遇伴隨著個人思想的演變，他在毛澤東思想中找到政治理想，后又在魯迅這里找到了反思中國歷史、現實及自我的豐富資源，其1980年代之后的魯迅研究，帶有自我反思的性質（這一反思的心路歷程在其第一部魯迅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的《后記》中有詳細陳述），有鮮明的個人體驗的投入，真誠而深入，他將魯迅視為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性存在和總結20世紀中國經驗的寶貴思想財富，不斷獲得反思和批判的精神資源。魯迅對歷史、現實和國民性的洞察與批判，使他獲得啟蒙主義立場和懷疑主義精神，形成底層情懷和批判立場，理想主義、啟蒙主義、懷疑主義、底層情懷和批判立場在其精神世界中構成相互制衡內在統一的基本元素。通過歷史反思與自我反思而形成的對人性有限性與國民性弊端的警惕，尤其是對體制與人性惡之間關系的洞察，使他后期的思想擺脫了早期理想主義的熱烈單純，進入復雜深沉的理性狀態，呈現出更加多元的思想立場。在1990年代的人文思想紛爭中，錢先生的思想立場難以歸屬哪個“派”，是因為他通過痛苦的自我反思，回歸到從自我經驗、理性和良知出發，啟蒙主義和懷疑主義兼備，永遠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和永遠處于邊緣進行批判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基本立場。在他身上，堂·吉訶德和哈默雷特的精神遺傳得到鮮明體現。

1990年代末，他越來越想擺脫學院身份的束縛，早年的民間積淀使他感到魯迅所揭橥的“精神界戰士”和“真的知識階級”的召喚，將其作為自我實現的目標，開始更為直接地介入現實，開展社會批評，參與社會實踐。和魯迅拒絕“文學家”的稱號一樣，錢先生也不滿學院學者的定位。魯迅對流行“文學家”的拒絕，背后有對“文學”初心的守護，“文學”在魯迅那里，既不是他物的附庸，也不是純粹藝術與審美的存在，而是如他早期所揭橥的“摩羅詩人”的“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的意志力，是自我介入現實參與歷史的存在方式，是促進中國現代轉型的現實行動。綜觀錢先生的生涯，從貴州邊遠小城安順的民間思考，到最高學府北大的學術研究，再到退休后回到民間從事社會改良和自由寫作，他如一團巨大的能量，當代知識機制和學術體制難以安放他的存在，他左沖右突，大氣盤旋，成為當代人文學界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

我覺得，在將來的學術史和思想史上，錢先生作為一個學術存在和一個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可能還要高于學術本身的意義。而這，也是他給予我們今天的年輕學人和青年知識分子以深刻啟迪的地方：（一）如何在學術生涯中保持赤子之心。周圍人對錢先生的稱呼，用的最多的是“老錢”，大家對他的描述，用的最多的詞是“可愛”。他在回答《新京報》提問時說：做一個好的教師、好的學者，在我的理解，首先是做一個好的人。在所有別人對我的評價中我最滿意的，就是“一個可愛的人”。13他的攝影集里有一張照片，與一群兒童在一起，童心洋溢，在孩子中間，他是一個和藹的長者，更像一個碩大的兒童，毫無違和之感。錢先生的生命狀態，讓我想到了李贄的“童心說”，因為有赤子之心，他才始終保持生命的純度和創造力；（二）如何保持對學術的真正熱情。我不諱言著書多為稻粱謀，也不絕然否定物質激勵也能刺激出學術成果，作為職業學者，學術難免與謀生相關，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而恒久的學術熱情來自對學術本身的熱愛，來自對知識的好奇和對真理的信念。錢先生的學術熱情之所以長盛不衰，就在于他對學術本身的好奇與熱愛；（三）如何形成有關懷和有思想的學術。1990年代“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在學術史上自有時代糾偏的意義，但當下對學術研究的技術化理解和功利性應用，則進入誤區，將學術研究與技術規范等同，關懷與問題意識難見，唯剩下流行理論、技巧和模式化操作。錢先生學術研究的動機來自深廣的現實關懷，其問題意識從最早的貴州期間的民間思考一直貫穿到現在，如此才形成有關懷和有思想的學術。恢復人文學術的靈魂，需要恢復自我與現實、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廣泛聯系，重現學術中的價值關懷和問題意識；（四）如何學會更多元的學術生存。錢先生工作于高校，但其思考與行動的強大能量能不斷掙脫學院身份的束縛，在學院與民間、體制內與體制外自由穿梭，呈現了多樣的學術存在。他的學術活動大多是在學術體制外完成的，沒有申報過項目，也沒有獲得過什么獎項，這成為當下學術界難見的想象。但錢先生經常組織學術活動，不提早年的“三十年”和“三人談”，退休后還組織南北學者實施了《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大型文學史寫作計劃，按其體量、規模和完成的質量，大大超過現在的重大項目，這除了出版資源的支持，關鍵就是他能凝聚學術同道，專心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晚年召集貴州老、中、青三代文化人編纂七卷本二百多萬字的《安順城記》，可以說是憑其個人感召力凝聚民間文化力量完成的文化壯舉。錢先生的學術人緣特別好，與前輩、同儕以及年輕學者都保持密切的學術友誼，在最近出版的《有承擔的學術》和《魯迅研究筆記》（為王得后先生魯迅著述作注解）中，可見學人間的深厚友誼。錢先生的學術生涯提示我們，要學會更廣泛的學術生存，更不必以單一的評價標準來衡量自身學術的價值。

在近年出版的著作《歲月滄桑》中，錢先生為年輕人留言：“我們只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將我的祝福送給年輕的朋友’。”14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域外魯迅傳播和研究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1909—2019）”（項目編號：20&ZD33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錢理群：《 后記》，《走進當代的魯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29頁。

3 9 14 錢理群：《“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歲月滄桑》，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2、1、3頁。

4 錢理群：《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審美形態——我這十年研究》，《返觀與重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頁。

5 6 7 錢理群：《后記》，《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487、484頁。

8 錢理群：《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頁。

10 錢理群:《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魯迅思想的獨特價值——劉國勝〈現代中國人的發展之道: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序》，《魯迅與當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頁。

11 錢理群：《引言》，《我的精神自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12 汪衛東：《魯迅前期文本中的“個人”觀念》，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頁。

13 吳亞順、侯少卿：《人文學者錢理群：課堂是個抑惡揚善的空間》，《新京報》2015年11月2號。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