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世紀80年代的海外創業故事曾調動中國社會的注意力，近年來中國式現代化重新賦能創業史寫作。李鳳群在長篇小說《大江》《大風》《大望》《月下》及中篇小說《長夜》《天鵝》中，以親歷者立場，緊隨中國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將改革意識和改革行動輻射向中國人的海內外雙向創業。其中，主宰創業的改革思維成為撬動情感之變、生活之變、城鄉之變的一個基點。作品記錄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程，同時塑造出情感投資——當前創業投資的新變體。

關鍵詞：李鳳群 中國式現代化 改革開放 創業 李鳳群

“中國故事”是21世紀這二十年來海外華文小說的創作重心，其中20世紀50—60年代與80年代是作品集中復現的時段，“中國故事”/“年代故事”保持整體—局部的邏輯關系。近年“中國故事”展現新動勢，即年代故事與歷史故事進一步糅合，逐步從家族故事和成長故事中脫離。值得重視的是，創作者重新發掘海外華文文學史中已被擱置的創業題材，再現改革開放四十年間普通人的海內外“創業”，描繪“共同富裕、全面協調、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創業中締結的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市場的關系、人與資本的關系，共享馬克思勞動倫理的勞作之苦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閑適之趣。

一、海外華文小說的“創業”書寫

20世紀六十年代北美“留學生文學”已涉及海外華人的創業設想與實踐，但因創業被窄化為經商，故而文本保持較為一致的批判立場。例如，陳若曦《突圍》里知識分子劉一良和芬妮熱衷炒股炒樓，因瘋狂趨利而荒廢事業。張系國《昨日之怒》的吳寒山，執教美國名校，卻一心琢磨開餐館，他對金錢的執著，著實令真正的生意人陳澤雄心生疑惑：“吳先生，你在這么有名的學校教書，在我們臺灣人眼光看來，是不折不扣的學人了。你還要做什么事情呢？”“做生意啊！”1“現在可不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了。你以為美國的教授地位崇高？才怪呢。在美國這個國家，唯有成功的人受人尊敬。所謂成功的人，就是能自己創業賺錢的人。像我們教書的，地位還不如小公司的主管。尤其在這種私立大學，學費貴得驚人，來讀書的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女，他們才不把教授放在眼里。”2吳寒山視掙錢為人生第一要務，犀利點破美國高校圈現狀：教師的學校地位與其經濟實力緊密相關。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則勾勒高校職場規則，牟天磊回臺灣后向舊友傾訴華人在美前途渺茫，他深諳少數族裔的擇業劣勢，明確其上升通道非常狹窄。

20世紀80年代新移民小說中的創業故事，走出了高校圈層，聚焦從中國內地赴美留學生的“下海”，他們“身上已很少看到那種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充滿‘人生虛幻’感嘆的東方式超脫，而多了一種躍躍欲試的冒險精神”3。創業孵化幸福感，而孵化由自由勞動完成。“新移民文學”不是否定創業，而是支持創業。王瑞蕓《三家村》中姚太太的美國創業史，是一個將中國的家庭作坊式創業模式移植海外的成功案例。她若需要財務自由則必定離不開資本原始積累，于是決定在自家開辦小理發店，服務華人群體。初入他國，她就借助廣告效應，宣傳個人技能：

在家理發：剪，吹，做。

男：每位五元；女：每位六元，滿意后交錢。

請與白小姐聯系：電話：×××－××××4

20世紀九十年代初，歐洲遭遇經濟危機，歐洲引以為傲的傳統工業因組織形式僵化和生產方式固化，在世界市場不可避免地落后了。隨著改革開放全面鋪開，20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內地掀起跨境移民潮，“在西歐雖然也有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但由于有關國家的移民法規所限，他們多通過或親或疏的親緣紐帶進入西歐，在素質構成上比較單一：地緣上集中于浙江傳統僑鄉青田、溫州地區，出國前多生活于農村或鄉鎮，抵達西歐后則多在親戚、同鄉的餐館中從洗碗或廚房幫工干起，奮斗三五年后可能升為餐廳跑堂、二廚、大廚，再奮斗三五年后也許自己可以開個小餐館，這是大多數落足西歐的第一代中國移民走過的道路。”5步入21世紀，再赴西歐的中國新移民，因歐洲經濟大環境日益低迷，他們很難復制“中餐館”成功之路，身處華人勞動力過剩的局面。一部分海外華文作家直面移民群體的變化及特點，繼續開發“他國故事”，以中國東北移民中“邊緣人群”的謀生求存作為創業題材的一種轉化。一部分作家思考繼續從“中國故事”開掘創業題材的新意，基于華人頻繁“海歸”的現實，關注點逐步從海外創業轉向中國創業。一個較為常見的寫法是將創業放置于改革開放四十年題材域，例如張翎的《流年物語》，主人公劉年主導一場國企改制，他一路成長歷經從小工到車工，再到技術員、技術科長，最后是廠長。直到在安置二十年以上工齡老職工的問題上，他與恩師產生觀念分歧，劉年為事業背棄對其有養育之恩的“師父”。張翎的創作重心不是描述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塑造人物，劉年一度纏繞于情理之間，時代先鋒的內心卻混雜著進取心、負罪感、報復念想與自卑心態。陳河的《義烏之囚》《碉堡》《涂鴉》則回溯改革意識主導下浙江個體經濟的起步，小說展示溫州/青田家庭作坊式經濟體的建構。

李鳳群在《大江》后記論及創作目的：“把中國農村六十多年來農業生存的日漸式微的過程以及城市化進程轉變之間日益加劇的沖突演繹出來：把生存，欲望，被孤獨和迷惘等各種負面情緒所籠罩的漸變過程表現出來。”6小說里的江心洲，必然經由改革思想逐步地“重新控制”才能完成新時代語境下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重塑。結合時代背景，鄧小平分別于1985年、1990年、1992年三次論及“共同富裕”，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吳家人出走（《大江》）、張家人出走（《大風》）、丁家人出走（《大野》），皆發生于20世紀九十年代，是他們在“共同富裕”激勵下做出的個人抉擇。《大望》《月下》轉向思索城市發展所牽動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問題。李鳳群始終以歷史在場者姿態，實錄改革開放思域內土地與人的變化，裸呈埋設于兩“變”之中的人性。

二、改革意識和改革行動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改革在農村/城市、沿海/內地全面鋪開。安徽小崗村的十八個“紅手印”，摁下農村改革的生死契約。李鳳群居住的安徽無為縣，注意到小崗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正面收益，但未立即效仿。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實現農業產品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必須積極培育農村市場，打破地區封銷、城鄉分割的狀況，進一步搞活流通，增強農村經濟發展的開放性，使各種經濟資源在更大的范圍內流動和組合”7。與此對應，《大江》第二卷開篇寫下：“從江邊停靠第一艘水泥船起，江心洲人就意識到，這世界上有另一種生活。”8吳家發跡的要素是發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吳家義販牛和吳家富販木頭，實質是“搞活流通”的積極舉措。

李鳳群的長篇小說，都圍繞一個“闖”字，江心洲人以信念、勇氣、韌性、實干蹚出一條改革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提出“我們要大力弘揚與時俱進、銳意進取、勤于探索、勇于實踐的改革創新精神，爭當改革的堅定擁護者和積極實踐者，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在改革實踐中創造更加幸福的生活”9。“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彰顯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品質；從‘殺出一條血路’，到‘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蘊含著開拓創新、銳意變革的境界追求；從打開國門搞建設擺脫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到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展現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博大胸懷。”10改革精神包含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銳意變革，《大江》《大風》《大野》所展現的個人奮斗，確有史實支撐與時代共鳴，與改革精神默契呼應。

《大江》集中描述吳家兩代人的改革行動。吳保國被視為吳家創業最成功者，因其能夠帶動吳家的整體崛起，夯實吳家在江心洲的主導地位，但吳家培育的第一個江心洲首富是吳家富，他攜帶老丈人擔保借來的一百元，自選合伙人奔赴江西購買木材。在江心洲人眼里，這是一次“空手套白狼”的壯舉，可事實并非如此。為了把木材運回江心洲，家富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用木材與船家交換鹽、米和肉，用一根木材抵消搬運勞力的工資。其實吳家富并未掙得第一桶金，他只是勉力保持收支平衡，最終存留的四十根木材部分用于還高利貸，部分成為其父吳四章的棺木。他在對前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僅憑外人道聽途說，就敢于赴江西倒賣木材，這一貌似莽撞的行為既切實震撼了江心洲，又攪動其一潭死水的發展觀。直至父母去世，吳家富從此再無精神負擔，創業心重新燃起，他又去江西販木頭，從此“正式成了一個走南闖北的生意人”11。妻子史桂花惦記著手表、褂子，而吳家富的企望是買樓房，當上萬元戶；史桂花盼著能與他人平起平坐，而吳家富決意出人頭地。吳家另一位改革先行者是吳家義，他最先嗅到改革開放的氣息，堅信只有走出去、干起來才能轉變家族境遇。吳家義曾借遍江心洲，籌款二百九十元，從事販牛買賣。遺憾的是，吳家義一次次的創業規劃遭受吳家乃至江心洲的集體扼殺，其失敗固然有機遇問題，但更主要是源于陳腐家庭倫理的鉗制。吳家富和吳家義的創業與致富捆縛，執著于個人發家，而吳保國是吳家最富改革精神的創業者，他確實從打工中獲得階層躍遷，其獨特性是自覺將創業與家國緊密相連，引領江心洲的集體脫貧。筆者認為吳保國的先鋒性更凝聚在他試圖將夢想和奮斗注入故土垂老的肌體。他傾盡家財為家鄉造橋，解除交通難題為江心洲后續發展創設直接便利，但橋本身也是一個隱喻，它喻示著在江心洲矗立求變求新的現代觀念。

《大江》認同1982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行后，江心洲“日子就這樣過出千差萬別來了”12。“地分到手后，空閑日子多起來，有的人在家曬太陽，有的人出去做小工、做買賣。做小工的發不了大財，一天下來，能稱一斤肉；做買賣的差別就大了，有的發了財，睡一覺起來一拉開門，就看見這個鄰居屋頂上的草換成了瓦，那家土墻也正在砌磚；有的折了本，門口站了許多債主，要三勸四哄才肯走。”131984年，無為縣姚溝鎮“街東頭到西頭總共才一家理發店；兩家雜貨店，賣油鹽醬醋和布；一家衛生所，賣跌打損傷藥和中藥，順便也賣一些針頭線腦；再就是一家油條店，也賣包子和面；另一家裁縫店和一家豆腐店。”141986年，“隊長改叫村主任了，公社不叫公社了，叫鄉政府”。15《大江》繼續追隨改革，它記下江心洲又出現的新情況，即島內蒸騰著進城熱望。“不曉得是先有了對城市的渴望，才有了這許多可以到達城市的船，還是先有了這些船，江心洲人才迫切地想要進城。”16大隊里有勞動力的男人都選擇去島外經商。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江心洲的創業者們探索“改變部門分割、產銷脫節的狀況，發展各種形式的貿工農一體化經營，把生產、加工、銷售環節緊密結合起來”17。吳家富入股船務，他擁有了第一條一百噸大木船，率先關閉“二道販子”的發家路，轉型跑水路運輸，解決“產銷脫節”問題。

《大野》和《大望》接續江心洲人進城后闖世界的故事，吻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丁建新（《大野》）是從空心洲走出的鄉土英雄，其創業史與時代同頻共振。“他少年時代在水路上跑過船，在無錫打過工，幾年前他來到河溝鎮投靠同學，同學幫他在下城區的勝利電纜廠謀了個電工的職位。后來廠里擴大經營，需要銷售員，他從電工改行跑推銷。”18隨著營銷越做越好，他集結自家兄弟一同跑供銷。熟悉市場經濟的相關規則后，他大膽離開“體制”，自籌資金，在城市租下幾間寫字樓，注冊成立一家專營電線電纜的貿易公司。“公司成立當年的銷售額就達到了五百多萬元。在這一數據的刺激下，他們又招了十多個推銷員、會計和清潔工，在縣里靠近汽車站的地段租了一個四百多平方米的寫字樓。”19從空心洲的農民，到電纜廠推銷員；從五十萬啟動資金，到首筆獲利五百萬，丁建新享受著商品經濟的紅利。《大風》比較在開坪和上海做生意的差異，孟梅在開坪采取私對私的“倒”，張文亮在上海則首先打破口頭協議，只與大公司合作，再將其產品銷往大醫院。“往往一個大膽下來，要經過七八層關卡，每個層次的人的性格啊、興趣啊、愛好啊什么的都不一樣，這個交道很難打。”20張文亮以人為突破口進行業務公關，在實踐中借鑒“溫州模式”的成功經驗。

《月下》忠實于改革潮對城市的重塑，小說將頹敗的城東確立為改革基點，“城東不再是月城的小疙瘩，城東是月城長出來的沖天犄角”21。筆者認為文本傳達出李鳳群改革之思的轉向，她接力《大江》第三卷對“吳文式生活”引發江心洲觀念震蕩的反思，余文真（《月下》）渴望“被看到”，既是女性個體性訴求，又投射出新時代的新變，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2。

三、創業的時代意義

改革大潮撩動社會各階層人群的心緒，保守如余文真，“在她的心靈深處，會清楚地明白：除卻去到陌生、廣闊的外部世界，她往后的命運不會有任何升騰的可能性”23。城市里游走各類型創業者，“他們開銀行、開酒吧、開超市、造大樓，造工廠，造大橋。他們不再是單一的勞動者，他們是各種來頭的人。他們有的讓人反感，也有的讓人著迷。一部分一目了然，另一部分讓人覺得高不可攀”24。李鳳群小說的創業書寫環繞現代化建設，以江心洲為創業單元，吳家義和吳家富實踐了“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吳保國和吳革美則踐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大江》里吳家義選擇棄農從商，全身心扎進個體經濟。“他頭一筆的買賣是把江心洲的老余家母豬剛下的兩頭小豬以三塊八的價格談了下來”25，“又過了幾天，吳家義把自留地里的早熟了幾天的嫩黃瓜摘下來，挑到鎮上二毛錢一斤往外賣”26。《月下》描寫隱身城市的“個體戶”，它詳述清涼寺巷的一間美發店。“幾乎所有租這么小這么破的房子的，被證明都比房東更窮，更渴望發財，發財夢也更容易破滅，可是出租房屋到底讓巷子里的人嘗到了甜頭，走了一波，會重新貼出招租紙，吸引下一波小倒霉蛋。”27店主依靠親和友善的態度與薄利多銷的策略吸納周邊客源，但最終被巷內肆意繁殖的嫉妒心擊潰。

如果說個體經濟催動眾多青年人下海，那么20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崗危機逼迫仍處壯年的“50后”“60后”也必須加盟自主創業。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重組，國企改革是父輩面臨的重大人生轉捩點。他們從原本安穩的工廠“養老”狀態中被拖拽出來，為了維持家庭運轉，有收入成為唯一信念。小說繪制出那場“無聲的恐懼”，“余世福的廠子恰逢整改，人人自危，而沈國芳所在的新安百貨大樓的生意也極為不好，雖沒有明說裁員，卻悄悄地解雇了一大批合同工，沈國芳脾氣一向不好，得罪過負責人事的領導，這是她患得患失的主要原因”28。五十五歲的余世福若再就業，可以倚仗的只有勞動。《月下》通過跟蹤老余下崗后的求職歷程，揭示民間創業中形態的豐富性和人心復雜性。他瞄準的第一站是清涼巷里老熟人的家具店，起初是搭把手，當每個月都有錢入賬時，其心里開始波動，越發渴望能保住這份零工。可周邊新開的溫州農具批發城既沖毀了小店的生意，又斷絕了他借此求穩的念想，他只得尋找下一站。這一次，他依然先找寄居體，替代老徐在天寧寺邊上拉三輪。老徐的受傷，給老余創造了又一次穩定的機會，他自認可以順利接管老徐的三輪車。但危機悄然來臨，月城出臺車輛規范管理條例，在全市范圍取締三輪車。此時的余世福因經歷三次職業覆滅，已然適應市場培育的競爭和挑戰，他不再畏懼失去什么，反而很自覺地找尋下家，轉去一家快遞公司做卸車工。《大野》里坤生叔也是同樣經歷，他在一家小化工廠工作幾十年，突遭下崗，其妻子原本已病退在家，此時為了生計走向就業市場，成為照顧老人的家庭護工。從此，街巷不再回蕩坤生叔的飯盒撞擊自行車的聲響，因為他已赴外地打工。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勞動已不僅是謀生手段，其本身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29。因而，純粹以生命交換物質資料的勞動是異化勞動，它由外來強制，并生發出人與人之間的對抗關系。勞動應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源于人的內在需要，使人獲得幸福感。“馬克思指出勞動是人的社會本質的規定，是人社會性存在的依據。勞動不僅是實現個人對社會應盡義務的途徑，也是個人取得生存資源、得到社會尊重、獲得精神滿足、實現人真正自由全面發展的路徑。任何人只有在勞動中才能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的立足感，在勞動中被需要，在勞動中被尊重。”30生命活動指向現實的生產勞動，自由活動指向自由自覺的勞動，社會活動指向為人類解放的勞動。雖然工作強度極大，工作量與其年齡不匹配，但卸除計劃經濟的無差別保護，在市場沖浪的余世福反而心情舒暢，他每一天能去上班，且能夠多勞多得，就在向社會宣告他依然可以用勞動養活自己，而這源于他們業已成型的“勞動人民的勤奮和韌勁”。他付出勞動的同時，感受到自己仍能被社會需要、被家庭尊重。此時的就業，是其自主行為。習近平總書記在《之江新語》短論中指出：“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人類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 ‘幸福指數’； 不僅追求自然生態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31。勞動倫理存在于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勞動主體意識到自我價值，自在自為地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和道德選擇。

李鳳群同時考察創業的兩面性，揭示創業失敗的多重原因。《長夜》里董先生敘述夫妻兩人相異的創業史——家庭決定了他們的起點。“她是城里人，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批最早到那座城市闖蕩的鄉下人之一。我在一家私營鑄鐵廠做熱處理工。”32“她父親經營棉紗廠和電纜廠，后來還染指房地產。”33妻子只需繼承家業，而董先生實施理想主義式創業。他擁有妻子賦予的物質保護，特地繞開妻子的家族行業，自行決定做一個高端品牌男裝。“我親力親為，從尋找高端面料到請設計師裁剪縫制，甚至連代加工廠的工人素質培養，都一一操心，比如我的服裝工人每天工作不得超過十個小時。”34可店鋪精心裝修不到兩月就迎擊拆遷，遷址重開后，“我在報紙上連續投了一個星期的整版圖片廣告，收效卓越！我的品牌可算是人盡皆知，我的衣著款式、面料材質，都得到了認可”35。實體店遭逢電商沖擊，銷售額難以維系店面及設計團隊的開銷，而妻子家族內耗導致其資金鏈斷裂。董先生的這次創業試水，對市場缺少預估、對行業缺乏預判。

《月下》中章東南對余文真的一次洗腦，竟解析了月城服裝三廠倒閉事件。月城四個服裝廠在全盛期被稱為“月城四強”，其中三廠最有特色，它是月城首個中日合資企業，采用歐洲生產線，服裝全部外銷。三廠的起步和發展，受惠于改革開放，而其衰敗源于“守江山”的難題，家族內部因爭利而撕裂，徹底毀掉企業。李鳳群關心創業者與守業者的使命感，企業覆滅不僅造成家族自身陷落，而且為普通家庭帶來滅頂之災，故而每一次創業牽動著民眾命運。章東南道出三廠失敗的必然性，“改革開放初期光有勇氣就能成事，到了這年頭，要有知識加上勇氣才能真正把企業做大做強。往后要有藝術修養、品質和知識的人才能有真正的成功。”36應該說，章東南的回復已然觸及改革深化問題。小說中埋設一處耐人尋味的細節，三廠倒閉時，“車間墻上的‘奮發’與‘圖強’，屹立了三十年，一骨碌就沒了，只剩下一些不屈不撓的鋼筋還向天杵著”。37標語式的“奮斗”和“圖強”，在現時成了一種反諷。

四、投資的新變體

《天鵝》沒有細述金先生的發家史，讀者卻可從朱利安的控訴中，了解其丈夫的兩條創業路徑，即炒股票與辦實業。這部小說的新意折射出婚姻也是一項投資。金先生將經商型塑的利益觀，自然地移植于終身伴侶的確立。準確地說，朱利安就是他的婚姻博弈，他自信與朱利安結婚能為個人創造最大化收益。

首先，他用短線的股票投資搭設情感紐帶。“金先生要開戶，他想炒股。他一次轉進來五十萬，第二次又轉進來五十萬。業績全算在朱利安名下。即使很快虧掉了五分之一，可是金先生繼續投錢，炒下去的熱情沒有減少。他幾乎每天都會來待兩個小時。無論收盤時是漲是跌，他走的時候都會禮貌地說客氣話，不急不徐。”38其次，等朱利安完全受控，他又布局長線投資。“生完孩子，金先生就慫恿她辭職。一則是生了孩子，原先的職位不在了，二則是他覺得保持美的另一種方式是氣質提升。他幫她報各種培訓班，茶藝、西點，瑜伽，甚至還有珠寶鑒賞。臨來美國前，他還幫她報了繪畫班和英語培訓。這些東西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根本學不到所以然，但讓人花時間打扮，趕時間出門，讓人漂亮又充實。在這個婚姻里，朱利安得到的遠比她當初期待的多得多。不僅僅是金錢，是安全感，是驕傲。即使后來愛情似乎淡了，但松弛和愉悅的時光保留下來了。金先生先是喚醒了她的美，現在又擋住了窗外風雨。”39金先生重新包裝妻子，目的是更好地為已所用，而朱利安獲取眾多才能加持，徹底揮別過往人生。

情感投資模式可以回溯至20世紀九十年代風靡全國的一部電視劇《外來妹》，該劇以改革開放時期的廣東為背景，并置同為趙家坳出來的六位打工妹相異的人生道路。劇作高潮是蛻變為管理者的女工趙小蕓終于明白香港老板江生格外器重她的真正原因。這并非是越級的愛情，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感情投資。而他為什么選擇小蕓呢？一方面，小蕓是女工群體的主心骨，籠住她就間接掌控住工人，可以持續用超強度勞動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一方面小蕓有知識、有能力、有人緣，個人可為企業創造最大利益。江生以情感投資替代強制勞動，但其勞動標尺依然是馬克思界定的異化勞動“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笨，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40江生看中的、利用的都是趙小蕓的工具性。頗有創意的情感投資構思并未能在其他文藝作品中被延續，它在同時期大批關涉城鄉變革的宏大創業書寫中被遮蔽。李鳳群近年新作《天鵝》和《月下》再度發掘這一設計，并拓寬情感投資策略的深度和廣度，即其對象與方法都更為隱蔽，前者已輻射海外華人女性群體，后者化身為強對弱的精神PUA。

章東南（《月下》）對余文真的追求就是情感投資。閨蜜吳利揭穿了章東南的心機，“這叫釘心鉚，就是心理控制術。他對你實行的是二十一天法則。任何一個習慣，只要持續存在二十一天，就會變成習慣。他就是用這種方式讓他的存在成為你的習慣”41。余文真意識到了危機，嘗試擺脫章東南，刻意與之斷聯三天，但這三天，“換來的卻是一種怪異的驚恐。那不是憤怒，不是失望，不是更加堅定的分手決定，反而是一種世界坍塌的恐懼”42。她醒悟“他選擇過去，也選擇將來。她只能安靜地、識趣地、懂規矩地等待他”。43由此可見，與《外來妹》不同，情感投資已不再是一種簡單附著，而是演變為情感植入，它通過精神PUA方法在余文真體內形成堅硬的嵌體。對于章東南而言，他并不需要過多的物質投入，只需不經意間送出些小禮物，就能徹底把控余文真的心，這充分顯現情感投資的成效。但令其始料未及的是，情感投資也同步重塑一個嶄新的余文真，她愈加不愿意匍匐，而要求與章東南并肩站在一起。這其實也是《外來妹》特別有力量的一點，作品點出女性既是情感投資的受害者又是受益者。趙小蕓在江生的訓練下迅速成長，最終獲得鄉政府支持，接手林董的康樂公司，即將在商場與江生展開正面較量。趙小蕓的反制在余文真身上得以重現。“向來都是他在說，他在表現，他在展示，他在傳授知識和經驗。”44脫胎換骨后的余文真宣布：“我告訴你，我不一樣了，我會。”45章東南促成余文真完成自我革命，即“是才智的生成，是意志的強壯，一切都要先建立在自我的覺醒和強壯，然后才能識別你一路彎腰撿拾的是石頭還是玻璃塊——”46

結 語

“余文真已經可以掠過表面的粗糙，看到這圖景背后蘊藏的野蠻的勃勃生機。”47李鳳群筆下的創業史，處處涌動野蠻生長的力量。吳保國、張文亮、丁建群、章東南皆從農村走出，他們自行解決了高加林式的困境，主動投入商品經濟大潮，放手一搏。小說貫穿著一條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鏈，農村和城市持續經歷擴張/萎縮的此消彼長。除去創業主題，李鳳群還敏銳地寫出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經濟體制改革演進制造的文化陣痛。金錢欲望侵占了社會的大腦，擠壓了真善美的存儲空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被人為地從土地剝離。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恰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現時要求。另外，根深蒂固的家族倫理觀還在撕咬人的心靈，造成其在保守/創新中不斷搖擺，進而導致一旦打破一種穩態模式后又陷入另一種穩態模式，這在李鳳群作品里表現為離開“島”的人，又不自覺地在城市新辟領地，構建新“島”。需要指出的是，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李鳳群小說提供一種“史”的經驗，而陳河小說聚焦特色地域的特色范式，“溫州模式”“義烏模式”的文學再現對中國當代文學也具有重要示范價值。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新世紀海外華文小說的中國藝術思維研究”（項目編號：21BZW13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張系國：《昨日之怒》，當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176—177頁。

3 錢寧：《留學美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163—164頁。

4 [美]王瑞蕓：《三家村》，《戈登醫生》，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頁。

5 李明歡：《東歐社會轉型與新華商群體的形成》，《世界民族》2003年第2期。

6 李鳳群：《大江》（第3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73頁。

7 17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http://fgcx.bjcourt.gov.cn:4601/law?fn=chl037s018.txt

8 11 12 13 14 15 16 李鳳群：《大江》（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79、328、304、304、393、417、454頁。

9 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https://www.gov.cn/govweb/ldhd/2013-12/31/content_2557959.htm。

10 《改革開放精神，當代中國人民最鮮明的精神標識》，https://www.ccps.gov.cn/xxwx/202111/t20211129_151873.shtml。

18 19 李鳳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301頁。

20 李鳳群：《大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頁。

21 23 24 27 28 36 37 41 42 43 44 45 46 47 李鳳群：《月下》，《收獲》2022年第5期。

22《權威發布：十九大報告全文》，https://www.spp.gov.cn/tt/201710/t20171018_202773.shtml。

25 26 李鳳群：《大江》（第1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27、228頁。

29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頁。

30 馮兵、趙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勞動倫理思想及其當代意義》，《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31 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頁。

32 33 34 35 李鳳群：《長夜》，《收獲》2020年第4期。

38 39 李鳳群：《天鵝》，《當代》2022年第3期。

40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頁。

[作者單位：大連理工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