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說創(chuàng)作出來，作者說什么都是多余的，何況我已寫過后記，且不短，再要說，似乎就是“狗尾續(xù)貂”了。可接到丁帆老師的短信，要我給他主持的“鄉(xiāng)土小說新視界”寫一篇《星空與半棵樹》的創(chuàng)作談，我還是欣然應命。因為這部小說完成后，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時間給丁帆先生寄了試讀本，而他讀完，很快就寫了一萬七千多字的評論，對拙作給予充分解讀、擢拔與提升。他在文章開頭說：“這是一部鄉(xiāng)土小說長篇巨制，立馬就引起了我的閱讀興趣。”然后說小說“竟然會對中國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鄉(xiāng)村生活與鄉(xiāng)土社會有著那么深刻的本質化經驗，于是我便沉入了細致的閱讀”。我很看重大評論家“細致的閱讀”這五個字。他用“一個月時間”，讀完“未盡的尾聲”后，在最后一頁上寫了一句批注：“這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生態(tài)主義和荒誕主義四重奏的鄉(xiāng)土感傷主義的交響樂！”丁帆先生是中國鄉(xiāng)土小說研究史論的“開山”人物。此前我只讀過他的諸多理論文章與隨筆，并無任何交集。他對《星空與半棵樹》如此抬愛，自是令我十分感動。加上這部小說與“鄉(xiāng)土小說”連接起來后，我似乎也就有了一些鄉(xiāng)土的話語要說。

我本無意于寫“鄉(xiāng)土小說”，如果說《西京故事》是一種“城市鄉(xiāng)土”，那么《星空與半棵樹》就是相對純粹的鄉(xiāng)土的“鄉(xiāng)土”了，因為整體場域都打開在促狹而逼窄的鄉(xiāng)村土地上。至于城市，那是鄉(xiāng)土社會的延展與溢出，其本質仍漫漶著鄉(xiāng)土的問題。中國歷史的深厚基石是農耕文明，有人說，查查每個人三代以上，基本都會與農村、農民、農業(yè)相連接。我家三代以上的爺爺輩，既教書，也種地，老家留下的一些舊跡，無非也是耕讀傳家的母本。父輩做了公務員，卻也釘在基層的土地上，調來調去，沒能離開鄉(xiāng)鎮(zhèn)半步。我的整個童年甚至少年時期，都是在鄉(xiāng)土中摸爬滾打的。因此，鄉(xiāng)土記憶是我的生命底色，無論寫《西京故事》《裝臺》《主角》，還是《喜劇》，都一定會有諸多鄉(xiāng)土人物雜陳其間，甚至《主角》與《喜劇》的“主角”們，也都是鄉(xiāng)土間成長起來的人物。他們即便到了城市，那臍帶仍然與鄉(xiāng)村割斷不了的亦土亦城著。

“鄉(xiāng)土小說”是個巨大命題。在中國古代文明、近現(xiàn)代文明以及當代文明進程中，“鄉(xiāng)土”書寫始終占據(jù)主流位置，有人叫“重磅中的重磅”，毫不為過。但今天似乎在偏離這個重心，小說話題變得豐富而多元，甚至在更年輕一代的寫作者中，“懸疑”“玄幻”乃至“奇幻”占了很大比重。讀者也在迅速分流。但我們的鄉(xiāng)土還在，圍繞著鄉(xiāng)土問題所展開的一切社會矛盾與問題，正在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起加速演進著。農村、農業(yè)、農民問題，抽絲剝繭看，可能還是一切問題中的首要問題。因為人口比例決定著它的重心。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者，能置身“鄉(xiāng)土”書寫的行列，深感榮幸而筆沉。

“鄉(xiāng)土”書寫的現(xiàn)代祖宗是魯迅先生。這面旗幟一直飄揚到今天，仍在呼啦啦作響。因為鄉(xiāng)土書寫寄寓著諸多重大社會問題，一代代作家都在為此嘔心瀝血，甚至九死不悔。其生活涉及面的致廣大與盡精微，或波瀾壯闊至于“生死場”，或“死水微瀾”與“未莊”“土谷祠”及“邊城”，都顯示出社會滄海桑田般變遷與固化的宏大與微觀。而其間人物個體與群像的悲喜交集、冷暖寒涼，作家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或田園風情、短笛晚唱；抑或諷刺嗟嘆，悲憫燭照，不一而足。總之，鄉(xiāng)土書寫是一種對鄉(xiāng)村社會以及延伸到城市社會的仰觀俯察、橫切豎挖、刨根究底、粒子放大。今天閱讀著“鄉(xiāng)土”書寫的那一片片疾風勁草般的風景，仍覺得書寫得力透紙背，不由人不肅然起敬。

我寫《星空與半棵樹》，最早起始于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的核，就是一棵樹的歸屬權問題。由歸屬權，演繹到人的生存權、價值尊嚴、族群鄰里、物質生態(tài)以及倫理道德、法理尺度諸方面，最終是想在鄉(xiāng)土的文明現(xiàn)狀上，提起一縷綱線，從而看到這張網的精細與粗疏的整體面貌。我筆下的“北斗村”，是我整個少兒時期“沉浸式戲劇”的“遼闊”舞臺，也是我青壯年時期反復回望的那張極小的“郵票”。當時間拉開了一個相對的生命長度后，連不懂戲劇的人，也會看到人生處處是戲的那些“戲眼”。所有人的命運與被命運，包括一個鄉(xiāng)村自然與被自然的生態(tài)，也都會在時間的演化中，留下戲劇起承轉合的刻度，讓少年時期手中掐到的那支鮮花，成為壯年時期深扎在十指里的毒刺。我終生創(chuàng)作戲劇，研究戲劇，喜歡戲劇，戲劇是我勘驗歷史演進與生活現(xiàn)實的“法器”，也是一個十分神奇的“微縮窗口”，有了這個窗口，我便有了屬于我看待生活的“現(xiàn)實與浪漫”“魔幻與荒誕”，以及我處理生活材質的方式。無論是讓一條狗還是一只貓頭鷹出來“做道場”，都是書寫現(xiàn)實的一種張力需求。從本質上講，我是一個熱愛并深耕于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者，但我從來不排斥對任何主義的借鑒。技巧也是一樣，需要了盡可拿來。比如戲劇，我也并非單一青睞它的技巧性，我追求的是戲劇對社會生活那種巨大的概括與提煉能力，也可以叫“壓縮餅干”式的“內驅動”與“外膨脹”。我在利用長篇小說的戲劇性，也在極力打破“戲劇性”演化中過于“內卷”的“坍縮”。找到最大的外部視角與觀照張力，還有深層的內在結構與統(tǒng)攝意識，是我運用戲劇性做小說的著力點。之所以要反復交代這些，是因為《星空與半棵樹》以戲劇開頭，又以戲劇結尾，并且在十分重要的關目，又上演了一幕名為《四體》的活報劇。因此，我不得不在接受采訪時，多次陳述這些一言難盡的觀點。

陳彥 《星空與半棵樹》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版

小說說來說去，是語言的藝術，更是人物的藝術。語言終究是為塑造人物服務的。沒有了人物，我看也就沒有了小說。我們說《紅樓夢》好，終歸是曹雪芹塑造了一群令人過目難忘，甚至刻骨銘心的人物。當我們不談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賈母、賈政、賈璉、焦大、劉姥姥、史湘云、晴雯這些人物時，談《紅樓夢》就只會留下一些斷章殘句，精彩是精彩了，可哪來生命的鮮活之氣呢？因此，我覺得小說仍是寫人物的藝術，用盡可能精準、靈動與個性的語言，去把人物呼喚出來。人物塑造永遠是長篇小說的“重器”，一個或幾個，一組或一群。眾生的無助與渴望、卑微與掙扎、苦難與幸福、黑暗與光明，永遠是文學的重心所在。塑造人，是文學不可“卸載”與“狎玩”的苦難肩負。無論什么樣的風格、主義，在我看來，離了人物塑造，都是令我“疑竇重生，思而不解”的閱讀，也是自己寫作的死敵。我想利用一切手段來塑造人物，把人物寫活，所有“負載”與“附加值”終歸是“負載”與“附加值”，能留給人進行無盡解讀的，只能是那些永遠都充滿活性的“巨鯨”與“蜉蝣”式人物，他們身上沾滿了歷史與現(xiàn)實、政治與經濟、哲學與宗教、鄉(xiāng)土與城市的晶體與灰塵。寫好人物，是我這個寫作者的雄心，實現(xiàn)起來很難，但不能因怪石推不上山，我就停止奮力。

《星空與半棵樹》的第一男主無疑是安北斗。一個農民的孩子，苦巴巴考上一所二三流大學，在北斗村已是光宗耀祖的大事體了。他也獲得了屬于他的最好結果，考上了鄉(xiāng)鎮(zhèn)公務員，并且在這里收獲了愛情、家庭。他有一個致命的愛好，就是天文觀測。鄉(xiāng)村有各種愛好甚至癖好的人多了去了，有人愛下棋，有人愛打牌，有人愛拉板胡、二胡，有人愛吹竹笛、嗩吶，且水平還都不低。我就曾見過一個炕上只有半片篾席的人，窗口幾乎每天都飄出歡樂的《喜相逢》竹笛聲，附近人稱他“神經病”，我想“神經病”大致是不容易把笛聲吹得如此悠揚且有精細吐納節(jié)奏的。有些愛好能變得實用，甚至轉化成一種職業(yè)，比如吹嗩吶，俗稱吹喇叭的，紅白喜事都能派上用場，甚至可以養(yǎng)家糊口。唯獨天文愛好是個麻煩，山村沒有光污染，大氣的視寧度又特別高，這讓安北斗把在大學培養(yǎng)的業(yè)余愛好發(fā)揮到了極致。因為這個“高大上”的愛好，贏得了楊艷梅的愛情，也因這個與實用價值半毛錢關系都沒有的愛好，他的家庭分崩離析，動如參商。事業(yè)、仕途也每每“尷尬人難免尷尬事”，“破漏船偏遭頂頭風”。安北斗是個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甚至“空想主義”集于一身的人，在一個實用主義成為意義判斷的首要原則的時代，他便活成了一個笑柄。仰望著浩瀚星空，收獲的卻是一地雞毛，甚至無數(shù)堅硬的“實錘”。這是他人生的巨大不幸，但也正是這種卑微的體悟與不息的仰觀俯察，讓他具有了對生命意義的通透認知，從而變得理想又現(xiàn)實、深切而悲憫，最終活成了卑微與無助者的希望與火光。居高臨下的同情與悲憫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只有安北斗們實實在在的悲憫善行，才是貼著大地的“上善若水”。

小說著力塑造的另一個人物便是溫如風。他是安北斗的同學，但因家境錯過了與安北斗一樣的讀書進取機會，可他在自己卑微的生存軌道上，始終是一個努力正常運行的人。他者與綜合環(huán)境一次次在改變著他的生活甚至命運軌跡，讓他有時幾乎是垂直落差，有時是無序漂移到他并不愿意行進的軌道上。他先前是一個勤勞致富者，一個遵守公序良俗者，但因“半棵樹”的產權問題，活生生被與權力捆綁到一起的“村霸”逼成了一顆亂跌亂撞的失序“流星”。問題很簡單，就是因為他還要一點臉面，要一點做人的權利，要一點并不比其他人高出一星半點的尊嚴。如果他甘愿做孫鐵錘的“奴仆”，那他也會得到“做穩(wěn)了奴隸”的生活，但他偏不信這個邪，最終便活成了“問題人”。他的同學安北斗始終在努力“變更”他的軌道，企圖讓他回到生活常軌，可總有一些不可抗力讓安北斗勞而無功，溫如風也就持續(xù)在“逃逸”“滑落”，直到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游民”。溫如風的確有溫如風的問題，但溫如風也是那根“權力任性”的“毒刺”，扎得人生痛，卻找不到拔刺的方子。盡管自己因此活得卑微甚至一敗涂地，但他也是那個被“村霸”蹂躪的村莊的“暗物質”與“抗力”，發(fā)揮著他人所無法取代的推動現(xiàn)實前進的作用。

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人物草澤明，恰恰是安北斗與溫如風的小學老師，也是村霸孫鐵錘的老師。草澤明的三個學生幾乎把北斗村與北斗鎮(zhèn)攪了個天翻地覆，這個攪動是時代總體引力的牽動與攪拌，也是個人參與時代進程產生的引力與斥力的常數(shù)與異數(shù)。草澤民也可以稱為這個鄉(xiāng)土社會的“鄉(xiāng)賢”，但由于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突然面臨市場與工業(yè)化的轉型拉力，傳統(tǒng)猛然斷裂，新的倫理價值又建構不起來，一個鄉(xiāng)村，無序生長的權力與資本便成了向心力與指揮棒。草澤明看不懂了，也就退居于山坡之上，不置一言，靜觀其變。安北斗為草澤民在村里一些“大是大非”面前一言不發(fā)而失望、怨懟；孫鐵錘威逼與利誘兼施，希望草澤明要么為他的“霸道”鳴鑼開道、幫腔助威，要么把那點“鄉(xiāng)賢”的“人脈腿腳”蜷縮回去，臭嘴閉緊；溫如風在他這個昔日十分尊敬的老師面前，也已討不到半點哪怕是道義上的支持，更是心灰意冷，索性不再往來。一個“鄉(xiāng)賢”，在這個巨大的社會轉型期，面臨著存活方式尤其是精神價值失范的煎熬。日用不覺的那些價值觀突然崩盤，鄉(xiāng)村數(shù)百數(shù)千年建構起來的堅硬倫理基底，抵擋不住孫鐵錘一個眼神的摧毀力。可也就在孫鐵錘把自己的“惡行”發(fā)揮到極致時，草澤明突然義無反顧地邁出了最堅實的一步：孫鐵錘可以獲得現(xiàn)世的一切“福報”，但絕不可以在村子里豎立起一座“魔鬼變菩薩”的雕像，為拉倒這座“假菩薩”石像，草澤明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小說中再一個重要人物是派出所所長何首魁。他可能讓很多人都特別失望，包括第一主角安北斗，自然還有溫如風等，他的形象與“惡魔”相較，也未必好看多少，尤其是很難從他這里聽到溫暖的大詞，也別想獲得一時的“麻醉”。他對鄉(xiāng)土社會有深入骨髓的了解。他既不是一個鐵面無私者，也不是一個柔情滿腹者，他的主基調是想建立一個法治的鄉(xiāng)村社會。他“包庇”弱者花如屏，使其“殺人”案情不至泄露而遭孫鐵錘報復，但對花如屏的丈夫溫如風，似乎又欠缺了那么一些“耐心”與“善意”。他的形象有時不可捉摸，可當理清了法治這根線索后，也就理順了這個派出所所長的根本愿望與思路。最終，他以自己的犧牲，擊斃了惡貫滿盈的孫鐵錘。也許這個擊斃是不必要的，但他毅然選擇了擊斃，他害怕惡人再次被“營救”，從而逃脫正義的審判。

花如屏是小說里一個特別重要的女性。她是溫如風的妻子，外號“小鋼炮”，“小鋼炮”就是個頭不大，但做事風風火火、潑辣敏捷的意思。她生得特別美麗，這個形象是基于我少年時期對鄉(xiāng)村女性的一些記憶。她們并不比城里女人長得丑，但生活這把利刃，會以時間將她們與城市女性的身材、容貌、氣質、談吐距離持續(xù)拉大。過幾年或幾十年再去看她們的行跡，就知道了城鄉(xiāng)差別與“二元結構”之間的深層矛盾。花如屏因容貌姣好，嫁給了提前靠誠實勞動發(fā)家致富的溫如風，誰知溫如風的生命軌跡因“半棵樹”而南轅北轍，甚至成了一個“斷線風箏”。從此這個“好女人”便淪落為一顆誰都想“撞擊”一下的“星體”，遭到各種惦記、騷擾、盤算，尤其是孫鐵錘的“死纏不休”。但為一口活人的氣，花如屏終是沒有給苦難的丈夫心上再插一把刀。她有她的生命傷痕與秘密。她竟然在少女時代就“殺過人”，派出所所長何首魁所保守下來的“死密”，是這個鄉(xiāng)土村落里最原始的義的秩序與道的存續(xù)。我對花如屏的塑造充滿了感情，也算是對鄉(xiāng)土社會所有苦難女性的致敬。

小說中另一個女性形象叫楊艷梅，她是安北斗的前妻。當一個背著天文望遠鏡的大學生突然落戶小鎮(zhèn)做公務員時，楊艷梅眼前一亮，她母親也為之一振，這不就是那個“前程遠大”的“乘龍快婿”嗎？安北斗順理成章地與她相愛、結婚，并生下了寶貝女兒安妮。可生活的進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精彩美妙，天文愛好的時髦“光環(huán)”很快便成為一種“白眼張?zhí)臁钡挠憛挕安“Y”，不僅影響了安北斗的個人前程，也讓楊家感到“難堪”而“絕望”。楊艷梅隨著父親的升遷舉家進了縣城，由此兩人生命間距拉大，直到楊艷梅跟了“新貴”儲有良調到省城，她與安北斗的婚姻家庭徹底破裂。省城的生活也并不似想象的那么“風光無限”，儲有良有儲有良的生命“偏嗜癥”，甚至無救無解。當新的婚姻再次成為“面子工程”時，楊艷梅與安北斗已是再也改變不了的按各自軌道運行得越來越遠的行星了。盡管在一剎那間她也心存“暗結”，為之動容，卻自知覆水難收。尤有意味的是，那屬于鄉(xiāng)土的“半棵樹”，竟然被“大樹進城運動”移栽在這個“富人區(qū)”的深宅大院里。小鎮(zhèn)公務員安北斗，在這里讀懂了女兒安妮為何不稀罕他苦苦在星空中尋找的那顆屬于自己發(fā)現(xiàn)的小行星。楊艷梅也似乎在一剎那間，明白了生活可能在物質以外，的確有其它的意義存在。

小說中還有一些小人物，也是我的著力點，諸如蔣存驢，綽號“叫驢”。他是一個地痞無賴，但又喜歡跟派出所的人混交在一起，一邊干著偷雞摸狗的勾當，一邊又幫著派出所“抓人”“攆人”，維護一方治安。生活的本來面目有時是十分混亂的，要想厘清，世事反倒無法推演，這就是小說要關注的人物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叫驢”毛絨絨地存活著，有時簡直就是一只“過街老鼠”，但他最后又在追捕“拐賣人口犯”時，獻出了“最可寶貴的青春生命”。生活的邏輯永遠無法清明澄凈，小說在這里剛好一顯身手。我喜歡這樣的雜色人物，包括小說中的蔡表舅以及大爆炸事故責任人陳大才等，順著事物本來的面貌去展開一些人物的斑駁多面，讓一團一團的生活充分滾動起來，磚頭瓦塊、鋼筋水泥、沙粒雜草俱呈，似乎才是小說家要做的事。

《星空與半棵樹》的底色，是改革開放給山村帶來的巨變，每個人以及家庭、村落的物質生活變化都有目共睹，但在社會價值觀上，也明顯出現(xiàn)了諸多斷裂、缺失、滑坡、畸變。似乎人人都有一種無力感，而這種巨大的無力感恰恰來自欲望。欲望使一些人更加窮奢極欲，也使一些人愈加無能為力。有人無法無天，也就有人活得暗無天日。現(xiàn)代化是一個大題目，鄉(xiāng)土社會的再次振興，不僅是自然生態(tài)的修復，更是人際、人倫、人心的修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地把傳統(tǒng)接續(xù)起來，讓現(xiàn)代人的尊嚴感、權力、平等、自由意識進來，并內化為民眾的精神和生存方式，文明才會落地生根。現(xiàn)代化不是一城一池、一章一節(jié)的“突變”，而是一種整體性、結構式的嬗變。一切文明最終都是以人的整體性生活方式體現(xiàn)出來的。無論山川風物怎么改換，人的幸福都是最后的指向，建設具有現(xiàn)代文明的鄉(xiāng)土社會，也是鄉(xiāng)土文學的滄桑正道。達爾文說，自然界沒有飛躍。社會治理更是充滿了巨大的歷史慣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鄉(xiāng)土書寫也許剛剛起步。好在我們都有割不斷的鄉(xiāng)土臍帶。從魯迅的阿 Q 到賦予中華優(yōu)秀文化以現(xiàn)代屬性的人的全面“換代升級”，鄉(xiāng)土文學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