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呈現出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要問這些突出的特性是怎么產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讀書重學的傳統。泱泱中華，一直以一個讀書大國、學習強國的姿態挺立于世界文明最前列。

“為人皆不可以不學”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作為進入文明社會標志之一的文字的發明，也是書籍的第一要素，意味著文明與讀書一開始就結下了深厚的因緣。考古發現，漢字，作為中華文明原創性重要特征的標志，不僅起源早，而且以其獨特的表意文字優勢，成為維系民族向心力的“功臣”。

《周易·系辭上》記載：“河出圖，洛出書。”這里的“書”雖不是后世意義上的書，但是，隱然可見中華民族對書籍的崇拜。在中華民族的文明早期，書是著之于竹帛的，書寫和閱讀都不方便，但這并不影響先民對書的重視。著眼文明的傳承，古代官制中就設立史官，甲骨文中就有“乍（作）冊”“作冊右史”等職官出現，《后漢書》記載“古之帝王，左右置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有著眾多職能，如記事工作、藏書工作、占卜工作、文書工作等，兼具治史與從政之職能。史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亦巫亦官”，地位崇高，“通天人之際”。正是因為有了他們，才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才有傳之后世的書籍。

書籍地位之高，也是現代人想象不到的。老子曾經擔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公元前6世紀初，周王室發生內亂，王子朝失敗，率族人奔楚。作為王子，在逃難之際，竟然將宗周藏有的典籍都帶到了楚國。毫無疑問，一個人在逃難之際，隨身所帶的東西當然是最重要的。老子因此失望“下崗”，楚國卻因此成為一個新的文化中心。

夏商周三代時期，“學在官府”。可以說教育為王官所掌控，足見官府對教育的重視，也可以說，囿于條件限制，私人與民間沒有條件辦學。清人章學誠說：“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校讎通義》）正是由于教育，士由一種等級轉變為一個階層。士在戰國之前屬于貴族，接受過正規教育，特別是軍事教育。管仲進行士、農、工、商四民分業，規定士的主要職能就是從事軍事訓練和打仗。至戰國，武士向文士轉變，或者說，文士更多地活躍在社會。墨子稱文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墨子·尚賢上》）。這就是有知識有學問有道德的一類人，這些人就是后世所謂的“讀書人”。

讀書人社會地位之高，在春秋末至戰國，從諸子的活躍即可見一斑。孔子有弟子三千之說，即使不是確數，也足見數量之大；墨子一次性可以召集300名弟子幫助宋國守城；呂不韋有門客三千，能幫他寫成《呂氏春秋》。這當然得益于王綱解紐，學術下移。其時的私學盛行，也充分說明了民間對讀書的渴望與重視。

漢代以后，官學更向平民子弟開放，同時鼓勵私人辦學，教育的普及性遠勝于同期的西方。西漢讀書人群涵蓋帝王公卿至平民百姓的社會各個階層，許多經學博士，剛開始都是自己潛心讀書，影響日著后被征召為博士；東漢更甚，有名的經學大師開門授徒者，名籍往往不下萬人。千里負笈，誦經讀書，成為習以為常的風景，“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班固《東都賦》）。

唐代在中央、各省各地有官學，民間富戶興辦有私學。更有許多東洋學子，不遠萬里，來到大唐，“打卡求學”。宋代書院大興，讀書之風更是盛行。

不唯如此，中華民族基因里重教興學傳統也表現在女子教育與讀書風氣上。《禮記·內則篇》載，10歲前的基礎教育并不分男女，從6歲始，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教之數與方名”，因此，先秦通詩書、善屬文的貴族女性很常見。齊姜可順口引用《詩經》“莘莘征夫，每懷靡及”，穆姜通《易經》；據考，《詩經》中很多篇章，如《燕燕》《柏舟》的作者都是女子。漢代皇后多愛讀書，竇太后好《老子》，明帝馬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和帝皇后鄧綏6歲“能史書”，12歲時精通《詩經》《論語》。班昭能指點皇帝繪畫和書法，指導皇后習經史、天文和數學，被尊稱為“大家”。

普通士民家也有不少識文斷字的女子。漢代有“小戴”之稱的大學者戴圣，早年喪父，其母能夠跟他釋《禮》，這樣一部被現代人視為難懂的經典，在她這里卻可以隨口道來。前秦的宣文君出身儒學世家，幼年喪母，父親傳授其《周官》，并告訴她：“我膝下無子，你若不用心學習，這門學問便要從此斷絕了。”

唐代社會更開放，女子教育涵蓋道德、女紅、儒家經典、文學、書算、音樂和宗教等方面，《女史》《女則》《女儀》《女誡》是唐代女性常讀之書。因而，自嬪妃女官到村婦尼姑，皆善詩詞文墨。唐代小說詩歌之中的女性無一不是知書達理、舞文弄墨之人。《唐才子傳》記載：“唐以雅道獎士類，而閨閣英秀亦能熏染。”《全唐詩》載女詩人113位，詩作達600余首。宋代被視為對女性苛刻的時期，其實，理學家們大都贊成女性讀書，司馬光在《家范》中提出女人如果知道怎樣閱讀，會成為更好的妻子：“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

明代，隨著出版業的繁榮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閱讀活動增多，社會對女性的審美也從對女容女德的欣賞轉向對才華氣質的推崇。以女性閱讀為主題的仕女畫大量涌現，明清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女性閱讀最活躍的時期，女學神頻出。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面世后風行一時，喚起了萬千閨中女子的夢想，內江自信有才貌而不輕許人的女讀者愛上湯顯祖，揚州女子金鳳鈿干脆直接托人寄書給湯顯祖。1792年春，袁枚暫棲杭州西湖寶石山莊，江浙一帶女弟子聞信后紛紛帶上詩作前往拜謁。

六經勤向窗前讀

中華民族有深厚的文教傳統，歷代帝王都興文教，重視并倡導讀書。

有詩稱“劉項原來不讀書”，其實謬矣。劉邦嘗為吏，秦朝文吏是有知識的人，“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史載“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漢文帝說：“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漢景帝說：“夫吏者，民之師也。”項羽雖學書學劍皆不成，但他愛學兵法，兵法有書傳世。否則，劉項二人如何能各自寫出《大風歌》《垓下歌》？漢代皇帝如昭、宣、元、成諸帝皆愛讀書。昭帝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宣帝“師受《詩》《論語》《孝經》”，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成帝“壯好經書”，等等。西漢諸王如梁懷王劉揖、淮南王劉安以及劉向、劉歆等都是大學者。東漢皇帝如光武、章帝等亦頗有學術造詣。此后歷朝歷代皇帝無一不是經過多年讀書熏陶出來的。

出身武將世家的趙匡胤常于軍旅中讀書。有人向周世宗告密，稱趙氏用幾輛車滿載私物財寶，經檢查，原來所謂的財寶其實是數千卷書。世宗問：作為武將，要書何用？趙氏回答：多讀書以廣見聞，增智慧。做皇帝后，他以讀書多少作為考察選拔官員的一項重要指標。趙匡胤曾問疑于宰相趙普，趙普竟無言以答，再問學士陶谷，得以解答。趙匡胤因此感慨：“宰相須用讀書人。”宋代其他皇帝，如太宗也一樣，史載“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有一次，宋琪對太宗說：“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閱三卷，恐至罷倦。”太宗說：“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鑒戒，雖未能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以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為難。”真宗說：“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為樂焉。”

朱元璋苦于年少時與書無緣，從軍以后刻苦讀書，稱帝后，“命鴻儒進經史，自批閱，終日忘倦”。明朝還確立了專門為皇帝開設的經筵制度，延續數百年之久。清自開國之初就重視文教。皇太極即位剛三年，宣布“興文教”，稱“從古至今，歷來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敵，以文教治世”。高宗乾隆更是組織各類專業人才，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規模空前的編纂與整理歷代文獻典籍的活動。“列圣萬幾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官，以為士子仿模規范，實為萬目之巨觀也。”繼明成祖時編纂《永樂大典》后，修《四庫全書》，堪稱文教之盛。

“帝王所圖治，立學當為先。”這幾乎成為歷代君臣的共識。不僅帝王以身作則，表率天下，而且許多皇帝都在勸學。唐太宗常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告誡百官多讀史書。最有名的莫過于宋代皇帝趙恒的“書中三有”：“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總之，“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因此，不僅士人讀書，官員讀書也成為風氣。

魏晉南北朝和唐宋時期，品評官員不僅看其出身門第，還要識其談吐風度，論其書法辭章，講究名望口碑等，有了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場上讀書、作文蔚然成風，不讀書之輩很難在官場里立足和生存。文教大盛之時，許多武將也愛讀書。關羽夜讀《春秋》定格于史冊，呂蒙因讀書而致“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不少武將本身就是文人，如曹操、諸葛亮、辛棄疾、王陽明、曾國藩等，他們朝出鏊兵，暮歸講道；上馬殺賊，下馬讀書。既有“百戰歸來再讀書”的自覺，也有始終以讀書人自詡的榮耀，踐行了“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的信條。

讀書引領風氣，學風先導世風。宋代胡瑗在《松滋儒學記》中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職教化者在師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士是社會的精英、國家的基石，學風是士風的核心。由士而出仕為官，化民成俗則是士大夫的使命，也是考察官員的重要內容。宋代周敦頤看來，為官的最高境界是“上安下順，風清蔽絕”。明代首輔李東相認為：“論吏治，則先風俗。”清代帝師朱軾將正風俗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地方官不僅有掌風俗之職，朝廷也重視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一個地方學風好壞，自然也在其中。士大夫對學風也保持著敏感，如宋代真德秀就批評當時的學風：“今之學者，自幼不由小學，以養其良知良能之本。不進之大學，以充其仁義禮智之性。”朱熹曉諭滄州精舍學者，讀書是為了貪道義而不是貪利祿，是要做好人而不是做貴人。

不唯如此，大批士大夫官員踐行著這一宗旨。他們關愛讀書人，建書院，設書局，創學堂，禮名師，勸學資助，編書著書，刻書藏書，寄托著正人心、通時務、開風氣的厚望。如清代名臣張锳在貴州興義府任上免費給讀書人添燈油，堅持長達13年；同光之際的曾國藩、左宗棠等大批督撫大興書院之風、勸學之舉，張之洞總督湖廣18年間在武漢創辦的各類新式學堂有120多所，總督直隸的曾國藩寫《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勉勵他們：“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張之洞作《勸學篇》告誡兩湖讀書人，“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希望他們通過讀書正心同心。這種情懷正是中華文明能夠輝映千年的內因之一。

讀書聲里是吾家

池塘四五尺深水，

籬落兩三般樣花。

過客不須頻問姓，

讀書聲里是吾家。

官事歸來衣雪埋，

兒童燈火小茅齋。

人家不必論貧富，

惟有讀書聲最佳。

唐人翁承贊詩中的這句“讀書聲里是吾家”道出了中國歷史上多少書香家庭的自豪。出身禮樂名家、東南茂族的翁承贊是大家族重視讀書的代表，更多的普通士人則是渴望耕讀傳家，既希望“萬卷藏書宜子弟”，又鐘情“一樽滿意說桑麻”。整體上，社會是以“家有讀書子”為基本要求，以書香門第為無上光榮。

最晚至唐朝，城市街巷、鄉村農家聽到瑯瑯讀書聲就不再是稀罕事了。作為讀書氛圍深厚的朝代，唐朝的社會風尚近乎全民讀書。不僅讀書啟蒙早，“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書”，而且涌現出大量少年英才。王勃、駱賓王、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大批被后世敬仰的文人，少年時即善詩。究其原因，不外乎良好的家教和濃郁的社會讀書氛圍。

如果說唐以前，孫敬頭懸梁、蘇秦錐刺股、車胤囊螢學、孫康映雪讀等甘貧苦學的事跡尚屬特例，那么，唐以后則不論貧富和智愚，勤學讀書則成為社會普遍風尚。特別是印刷技術的進步，使得書籍進入尋常百姓家。四歲而孤的歐陽修，家貧只能用荻畫地學書，“勤讀書史”；“博學而無所不能”的司馬光，讀書至不知饑寒酷暑；“讀盡天下八分書”的鄭樵，風暴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誦記不絕。家庭條件好的，如熟讀百家的蘇洵，用自身的優勢為孩子創造濃郁的書香氛圍。家境差的，如元稹、歐陽修皆幼年喪父，均受益于母親的教育。明清時期“良母課子”的主題更是繪畫中的一大風景。

家族和地方也鼓勵贊助讀書。族中富人或個人或幾家合作，出資辦學，邀請名師教子弟讀書的情形非常普遍。史載江南“人皆知教子讀書”，“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讀書為事”。《都城紀勝·三教外地》載：兩浙臨安府“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會稽自建炎以來，“今之風俗，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浙江青田“貧士帶經而鋤，里巷市廛所至，輒聞讀書聲”。福建“城里人家半讀書”，南劍州“家樂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誦暮弦，洋洋盈耳”。有人認為，讀書風氣與科舉緊密相關。其實不盡然，科舉固然是讀書人的一條出路，有不少因子孫科甲鼎盛而成為世家名門的例子，然而更多家庭重視讀書并不以科舉為目的。如曾國藩家風好，然亦教子弟“科舉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左宗棠家風正，書香濃，然其戒子求學切勿為功名。

有人說，讀書是為了改變命運。誠然，其中也未嘗不涵蓋了讀書改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命運的意思在呢？

書自香我何須花

“茶亦醉人何須酒，書自香我何須花。”這句出自清代小說《狐貍緣全傳》的名詩，道盡了古今多少讀書人的心意。千百年來，無數讀書人既有“三更燈火五更雞”飽讀詩書以圖康濟萬民的宏偉政治抱負，也有“天為讀書留種子”寄情詩書以圖自修自娛的愜意人生襟懷；既有“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的名臣，也有以“愿讀盡世間好書”為人生樂事的普通士人。

《論語》中孔子提出了讀書的三重境界，即由“知”至“好”而“樂”。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要達到“好學”的境界不容易，如孔子所言“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或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要實現“樂學”的境界更不易。孔子尚且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己憂。然則古代歷史文化畫卷中常常出現以讀書為樂、以書香為美，以讀書充實人生，修養品格，提升精神的讀書風景。最有名的莫過于晉陶淵明不僅種豆南山下，還“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初唐宋之問茅齋讀書：“暝還探舊史，頗知古人趣。”武元衡“惆悵管弦何處發，春風吹到讀書窗”。宋代翁森有《四時讀書樂》，“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趙季仁自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識盡世間好人，二愿讀盡世間好書，三愿看盡世間好山水。”歐陽修也感嘆，“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朱熹讀書，能讀到如此境界：“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明代陳繼儒在《小窗幽記》說：“人生一世，有三樂：開卷讀書，閉門修禪，一語濟世。”鄭成功亦說：“養心莫若寡欲，至樂無如讀書。”清人曾國藩以“讀書讀出金石聲”為一樂。

更能引起人們心向往之的風景有三：一是打卡山林寺廟讀書。自隋唐始，寺廟就成了讀書人心中的圣地。唐肅宗時，李泌隱居南岳十二載，潛心讀書。后其子李繁任隨州刺史時，于南岳建鄴侯書院以紀念，就成中國書院之始。劉長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讀書；李紳在無錫惠山寺讀書；溫庭筠、杜牧、杜荀鶴都曾在廬山讀書；王播寄居揚州木蘭院中讀書多年；范仲淹在醴泉寺僧舍中讀書；蘇軾更與寺廟僧人佛印交友，留下不少趣事。一則古代山林寺廟環境清幽，可以息卻紅塵功名之心，可以陶冶性情誘人詩性；二則寺廟省錢，省去不少煩惱；三則不少寺廟有藏書，僧人有學識，可以交流請教，真正是個讀書好去處。

二是古代讀書人筆下那一幅“紅袖添香夜讀書”的唯美畫面。清代亦學亦商的管斯駿在《題查履光〈紅袖添香夜讀書圖〉》中抒懷：“憐我青燈常寂寞，泥他紅袖細商量。”“紅袖添香”出自宋代詞人趙彥端的《鵲橋仙》，清代女詩人席佩蘭將其化為詩意：“綠衣捧硯催題卷，紅袖添香夜讀書。”靜夜、青燈、紅袖、暗香，這一幅有聲有色、動靜適宜、別有韻味的文人夜間生活圖景就此成為讀書人向往的一種賞心樂事。如果加上雪，那就更妙了：“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燈火讀書聲”（湯顯祖《與李太虛》)。

這并非古代文人的情色幻想，實則與明代中后期社會思潮開始接受女性作為智力型的同類，認同女性才華，甚至渴望擁有能與他產生共鳴的伴侶有關（參見李曉愚《明清才女文化與女性讀書圖研究》，《學術月刊》2017年第10期）。“泥他紅袖細商量”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清人毛大瀛初婚時，贈詩其妻：“他日香閨傳盛事，鏡臺先拜女門生。”其妻笑道：“要改一字。”毛問何字？其妻將“門”字改為“先”字，就成“鏡臺先拜女先生”。那種自信，就是學神配學霸的自信。席佩蘭伴夫讀書至深夜：“夜深衣薄露華凝，屢欲催眠恐未應。恰有天風解人意，窗前吹滅讀書燈。”（《夏夜示外》）頗有畫面感。

三是書與茶、知己組成的黃金搭檔圖。要問古之讀書人，什么是簡單人生，什么是愜意活法？無他，一書一茶一知己而已。《禮記·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因此，游學交友就成了一種古老的讀書風景。孔子本人就是著名的游學者。司馬遷、酈道元、徐霞客、李白、杜甫等更是親身體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找尋他們的“詩和遠方”。一如《史記·春申君列傳》中所說“游學博聞”，游學不僅可以開闊視界，增長見聞，而且可以寄情山水，拜師訪友，留下了諸如“蘭亭雅集”“岳麓雙講”“程門立雪”“雪夜訪戴”等經典文化史話。不僅傳播了思想文化，也踐行了知行合一。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茶和書無疑是最好的伴侶。古代讀書人嗜書與嗜茶，幾乎達到了渾一的境地。本來，茶就是伴讀之首選。“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后其堪夸。”一杯茶，使人神思清明淡定；一卷書，使人沉靜沖融從容。茶似禪，書似友；一個清心，一個明智，再加一知己，讓人情悅。風輕云淡無如茶，書卷多情似故人，在這里達到一個高度和諧而完美的統一。這種對個人精神世界的關懷，正是中華文化中讀書傳統的重要價值體現。

中華文明能夠綿延至今，讀書重學傳統基因居功甚偉。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傳承這一傳統基因，推動全民閱讀。既要有“讀書破萬卷”“讀書如克名城”的勁頭，也要善于“從無字句處讀書”，養成讀書好習慣，端正讀書價值觀，做新時代知行合一的實學實干者。

（作者：劉緒義，系國家稅務總局黨校〔長沙〕教授、湘潭大學碧泉書院·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