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革命、數字技術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改寫著整個文學生態，甚至已然催生并主導了新的文化場域。從最初的BBS論壇、電子刊物和文學網站，到后來的博客、微博和微信，乃至今天的有聲書、短視頻和直播平臺，我們的閱讀習慣隨著數字技術飛快地更新換代。根據《2023年度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數字閱讀的覆蓋率已在去年首次超過了傳統的紙質閱讀，在微信看書，用各類付費軟件收聽有聲書，通過各類電商平臺購買紙質或電子書已經成了大眾的日常生活。總體而言，新媒體格局下的文學呈現出完全有別于傳統文學的新形態：各類媒介因素在文學中的比重不斷攀升，且這些新舊因素本身在加速融合，使得文學的創作目的、文本形態、生產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并對文學觀念、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產生了深層次的震蕩。

文學創作是人類復雜的精神活動，從口耳相傳到文字記錄的重大變革是在漫長的時空中完成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口頭創作時間要早于荷馬的時代，其主題和事件通過吟游詩人代代相傳，直到庇西特拉圖時代才被最終寫成、列為經典，并由此開啟了幾千年的紙媒傳播時代。然而，數字技術在短短幾十年間迅速實現了對文學寫作、傳播和閱讀的全方位占領。二三十年前，一個寫作者可能用紙筆率先完成了創作，然后通過寫信的方式投稿、聯系文學期刊的編輯，如果得到初步的肯定，下一步便是根據各位編輯、專家的意見在原稿上進行反復修改，并最終刊發，此后也會通過“讀者來信”“作品討論會”等方式來獲得反饋意見（這也催生了手稿研究、編輯/作者口述史研究、讀編往來研究等文學研究方向）。如今，寫作者很可能在創作之前或期間就開始在各類網絡平臺與讀者互動、搜集信息，然后用電腦完成寫作，以郵件的方式交付期刊編輯或直接上傳網絡平臺，當作品進入正式宣傳、發行階段，更會大力借助各類數字手段開展推廣活動。一方面，大量新老作家都在努力通過各類新媒體手段“營業”，包括回應讀者、接受記者采訪、同行對話、跨界合作等，其效果之佳、范圍之廣極大地刺激了公眾的神經，比如前不久，傳統文學期刊《人民文學》通過“與輝同行”直播間帶動了超10萬套的銷量，而眼下幾乎每一個文學期刊、出版機構都在“兩微一號”上建立了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寫作者也通過新媒體手段來有效獲取創作反饋，比如通過直播觀看人數、廣告投放量、讀者訂閱和打賞情況來判斷讀者的接受程度并據此調整寫作策略。曾經，錢鐘書以幽默的口吻拒絕了讀者的拜訪請求，“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如今，“母雞們”的下蛋邏輯已經被媒介革命所顛覆，不僅積極適應各類媒介形式，如果有條件的話，甚至可以直播“下蛋”、跨界“孵蛋”，進而通過數字信息來調整“下蛋”方式。彈指幾十年間，時移世易，真可謂滄海桑田。

對此，我們無需再焦慮“文學的終結”（希利斯·米勒），或恐慌技術對于人性的擠壓，我們早已走過了科技與人文對立的時代，現在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媒介技術在超越工具意義之上的深層影響？包括其對傳統文學的價值觀、審美方式和整體評價體系的革新意義。應當看到，媒介形式的不斷推陳出新與相互融合，使得文學創作朝著“破圈”的方向一路狂奔，直接顛覆了以語言和文字為核心的傳統文學觀。

四十年前，第五代導演青睞先鋒小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持續一年多地放送廣播劇《平凡的世界》；二十年前，金庸小說、四大名著開始被改編為單機版RPG游戲，有聲書隨互聯網技術開始真正起飛；現如今，美國搖滾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獲諾貝爾文學獎，增強現實技術（AR）與虛擬現實技術（VR）已經開始走入中小學語文課堂。這些媒介技術的更新迭代始終遵循著一個基本邏輯：通過全方位地調動人的各種感官，最大限度地將語言文字具象化，由此重塑了人類千百年來的文學觀念。畢竟，我們習慣于文學的核心存在方式是文字，“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章太炎），認同作家、作品、讀者、世界共同形成了文學活動，并且彼此滲透、相互作用（艾布拉姆斯），也強調讀者與作品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布洛），等等。凡此種種，共同構成了我們約定俗成的“文學觀”：文學是以審美為目的的語言藝術，想象力生發處，即是審美產生時。然而，新媒體技術在文學中的運用以復雜的五感體驗取代了讀者對于文字的想象力，那么，讀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便被大大縮短，語言文字之于寫作者的意義空間也就逐漸被蠶食。當人對視覺官能的依賴被短視頻、公眾號等新媒體技術不斷強化，那么人對于語言文字的敏感度就會被弱化，同時，人在經驗世界中調動其他官能的能力也會被削弱，從而進一步導致文學感知力的匱乏。畢竟，由感官刺激所導致的身心體驗總是能最直接地讓人產生“沉浸式”的感覺，盡管這種“沉浸式”的體驗已在暗中被期待為重復與沉迷。更重要的是，當下新媒體技術的這種“擬像”趨勢將文學的創作與閱讀都引向了確定性與具體化，直接反叛了經典文學所追求的多義性、不確定性和曖昧性。今天的作者與讀者似乎都已不再執著于“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萊特”，反而更期待被簡單粗暴地投喂各種明確的標簽，而標簽（hashtag）本身也正是互聯網的一種元數據標簽類型，其所代表的分類與定性直接來自于現代科學對精確性、可控性的追求。

可以說，新媒體技術所引發的文學生態的震蕩，已經不僅超越了工具的范疇，它已經演化成了內容本身。如此前研究所指出的，“新媒體技術帶來的是信息內容的無窮變量，包括其中的內容創新，新媒體形成的實際就是一種新的技術文化和價值觀。”（吳俊）。在人工智能被迅速普及運用的當下，新媒體技術被運用于為讀者“定制作者”，進而反過來為作者“定制讀者”，通過這種“雙向的類型化”改變了文學活動的形態。現如今，當一位讀者在任意一個平臺打開一個文本的瞬間，網絡后臺便開始爭分奪秒地計算著閱讀時長、停留重點，并通過大數據的捕捉關聯此前的閱讀歷史，經由復雜的算法機制“推測”出閱讀偏好和趣味地圖，最終反過來向其推薦類似文本，即為讀者“定制作者”。這種貼心的“為你推薦”之舉在讀者不自知的情況下強化、甚至固化了閱讀習慣，并壓縮和排斥了自然閱讀的空間，此為一種類型化。同時，數字化技術又反過來將讀者的偏好和習慣反饋給作者，由此引導了文學創作的取向，即為讀者“定制作者”，此為另一種類型化。這種雙向的類型化自然是直接受商業邏輯所驅動的，于是，以流量為導向的算法機制催生了流行文化、亞文化在當下文壇的泛濫，而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也直接導致了文學創作與閱讀空前強調“人設”“反轉”“節奏”的新趨向。以當前正值風口的微短劇為例，其大部分腳本來自于網絡文學的巨大資源庫，尤其偏好新奇人設和“狗血”劇情密集的快穿文、重生文、復仇文等，如近年大熱的《我在八零年代當后媽》《念念無明》。微短劇的賣點在于數字化時代為快節奏的現代都市人所量身打造的“可計算的爽感”：這種“爽感”以精確到多少秒一個戲劇高潮的方式被密集激發，使觀眾對作品迅速產生“用戶粘性”，進而又刺激萬千作者批量復制，直至觀眾的“爽感”閾值被不斷調高到“脫敏”為止。可見，人工智能為新媒體技術點燃了加速器，但也為其帶來了新的困境：商業邏輯需要確定的、穩定的和可控的大數據與大模型，而這與人類對于文化多樣性的本能追求背道而馳。人類往往一邊“溫順地走進那個良夜”，陷入舒適圈而不能自拔，一邊卻總是難以抑制人性自由的旁逸斜出，渴望在新鮮的、陌生的、不期然之處產生新的靈魂悸動。科技的發展能夠為人類盡可能多地提供“熟悉”，卻很難為人類提供恰到好處的“新鮮”，因為它無法預判這些“出神”、“靈光乍現”的時刻，也無法預估人性蜿蜒綿長的軌跡。

從這個意義上說，近日的熱點新聞“第一部人工智能長篇小說問世”可謂是絕佳的注腳。據開發者華東師范大學文學計算團隊介紹，這部長達百萬字的小說根據工作人員所提供的提示詞和模型，僅耗時一個半月就完成了一個普通網絡寫手一年才能達到的體量，改寫了此前“AI只有模仿力，沒有創造力”的時代。但該團隊更傾向于將其描述為“人機融合小說”而非“人工智能小說”，因為人工智能創作的痛點在于處理上下文連貫性和作品深度，這部分仍需要人工進行大量的修訂和潤色，即人工智能已經能夠直接產生內容，但尚不具備人類處理復雜關系與情感表達的能力——人性幽微處，即是算法未及處。這提示著我們未來人類與技術交互和融合的可能方向，帶領我們重新審視科技與人文的關系：在新媒體技術重塑文學生態的當下，人類還能夠如何行動？又應該如何作為？科技與人文的關系該如何重構？這是數字化時代留給文學與人類的挑戰，也將是未來文學與人類重尋自身價值的阿基米德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