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故鄉(xiāng)，有故鄉(xiāng)就有方言。方言是作家成長道路上的陽光雨露，是作家的精神之根和生命之根扎向縱深處的豐厚土壤，也是作家構(gòu)建文學語言大廈的根基和磚瓦。

方言的滋養(yǎng)與浸潤是浸入血脈的，往往伴隨著作家一生的文學時光，默默地推動作家形成獨特的語言審美和創(chuàng)作個性。方言和民俗對文學的深度介入，促成了文學地理學的誕生，使文學研究領(lǐng)域變得更加廣闊。

從語言學的意義上講，方言是“地方語言”，即“土語”，是局部地區(qū)的傳統(tǒng)通用語言。很多方言保留了諸多古音、古詞、古韻，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質(zhì)和傳承不息的文化脈絡。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這個“俗”的內(nèi)容之一，就是方言。方言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以自然區(qū)域或行政區(qū)域為邊界的語言區(qū)隔。這個問題，古人就懂。西漢揚雄之所以寫《方言》這部論著，就是為了消除語言障礙，打通壁壘。由于元代的散曲雜劇里夾雜著方言，近代學者張相就費盡心思編寫了一部《詩詞曲語詞匯釋》，其重點和難點就在于對方言語詞的注釋，為方便讀者閱讀清障護航。這說明，古今作家都注意到了方言在創(chuàng)作上的局限性問題。

任何語言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使用者多與少的區(qū)別，它們都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作為這方土地上的語言，方言很“土”，但并不意味著“粗俗”與“淺薄”。在特定的語境下，很多方言充滿了奧義，很多時候用通用語言都難以準確詮釋，這源自方言的生動形象和豐厚內(nèi)涵。有時它比通用語言更具魅力，更具表達上的通透性。

方言以鮮明的地域性和極高的辨識度，占據(jù)著一方的語言高地。在社會歷史的演進中，面對各種外來語、流行語和新語匯源源不斷地輸入，方言依然是一股“我行我素”的清流，持久而堅韌地保持它自身的內(nèi)在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憑借方言和口音來認祖歸宗，判斷特定人員的鄉(xiāng)籍地域。正因為“鄉(xiāng)音難改”，一般來說對方言難以進行徹底改造和更新，只能讓它更加豐富，進而形成多音混雜的語言格局。

從文學史上看，中國古代文學典籍對方言是屏蔽的，作者都使用純正的雅言書寫，從而保證了傳統(tǒng)經(jīng)典在各民族和各朝代的誦讀與流傳。方言進入文學，是敘事文學產(chǎn)生之后的產(chǎn)物，破冰始自唐人的筆記小說，宋話本持續(xù)跟進，到明朝馮夢龍、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便徹底打破禁錮之門，讓方言走進了故事文本，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里面夾雜了大量方言俚語，當為方言運用的典范。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像一個藝術(shù)精靈，帶著泥土芬芳和山野氣息，穿梭在小說世界的字里行間，賦能古代白話文創(chuàng)作。而小說使用方言，是多方共同促成的必然結(jié)果。從淵源上講，小說蓋出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那么方言的運用，就使小說回到了小說的本身，是民間話語在書面語上的色彩還原，這既是出于介紹人物身世背景和句子表達的特殊需要，也是作家對語言運用的靈活性使然。

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發(fā)軔之初，是白話文蓬勃興起的時代，一批重量級作家都在主動規(guī)避方言，盡量使用明白通曉的大眾語言。這種大眾語言是全民都能夠讀懂的，從而保證了作品傳播的有效性。反過來看，如果作品過度使用方言，很容易形成閱讀障礙，阻塞了傳播通道，不利于文本傳播。一些地區(qū)的方言，外地人聽來就像外語，很難進入文學閱讀層面。試想，假如茅盾的《子夜》《蝕》用滬語寫作，魯迅的《狂人日記》《藥》用紹興方言寫作，那將是一種什么情形？恐怕江南以外的讀者很少有人讀得懂。有一個叫張南莊的上海作家，用上海方言寫了一部章回小說《何典》，以手抄本流傳于淞滬地區(qū)，劉半農(nóng)曾為之作序，魯迅曾兩次為之寫題記，但這部作品依然沒有進入大眾視野。除了小說質(zhì)量的原因，一個重要問題就在于方言，個別詞語實在是晦澀難懂。敘事語言的地方化和小眾化，必然導致閱讀群體的地方化和小眾化，會讓這個方言區(qū)域外的很多讀者望而生畏，扼殺他們的閱讀興趣。

語言作為工具，永遠是為說事服務的。干什么活用什么工具，廚房案頭的主要工具是菜刀，但有時剪刀更好使。在小說中偶爾用方言作為特殊用意的表達，可以化平淡為神奇，如畫龍之點睛。所以，魯迅也好，老舍也好，他們在面對方言的時候，如無必要，一定不用；用則巧用，用于刀刃，一針見血。魯迅在《風波》描寫江南水鄉(xiāng)農(nóng)家晚餐情景時寫道：“嗡嗡的一陣亂嚷，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桕樹下去做市。”這里的“做市”是紹興方言，趕集的意思，可以想象一群蚊子四處飛舞的景象，紛亂而壯觀。“做市”一詞，使原本平淡的鄉(xiāng)土意味變得濃烈起來。

在當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方言的運用已經(jīng)成為基本共識。以方言之美創(chuàng)造敘事語言之美，是大家共同遵循的文學傳統(tǒng)，特別是對豐富敘事句子的語義功不可沒，且強化了作品的親切感，拉近了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不過，方言實在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冷僻字和冷僻詞太多，那么在小說中使用方言，應是一件非常謹慎的事情。作家對方言要有足夠的敬畏，對所用的方言詞語既要有“質(zhì)”的考量，也要有“度”的精準把握。賈平凹之于商洛方言，陳忠實之于關(guān)中方言，林斤瀾之于北京方言，馮驥才之于天津方言，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講，方言是他們的認知、情感和生命體驗，童年的生活印記，給他們刻下了抹不去的桑梓情懷，使個體記憶與歷史傳承深度交融。

蓬勃發(fā)展的現(xiàn)代語言并未擠占方言的生存空間，各地方言依然保持著既有的風貌。作家對于方言依然情有獨鐘。正是由于方言的合理使用，使作品自然嵌入地方文化色彩，既蘊含了鄉(xiāng)愁，也暗藏著尋根意識。作家與方言的關(guān)系就是土地與種子的關(guān)系，其作品也就成了“地理標志產(chǎn)品”。

（作者：李春平，系安康學院文學院教授、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