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

仲春時節，北京陽光明媚，相距弱水三千的長沙卻連日不開，細雨霏霏，使久居北國的我下車伊始似有一絲愁緒。就是在這樣的天氣里，4月初，我在長沙登門看望了文化大家鐘叔河先生。

今年春節期間，我在北京給鐘叔河先生打電話拜年。鐘老今年已九十有三了，身體虛弱，臥床在家。他親自接了電話，講話有些費力。他告訴我，現在他已不能動手吃飯了，靠人喂點流食。我說您老保重身體，過一段時間我回長沙看您。他說，來之前聯系一下啊，到時還不知道在不在。我說您老立德立言，是文化大家，一定會長壽的。他說，那也不好這么說啰。

鐘老住在長沙市營盤東路邊一棟高樓的20層，他將自己的住所命名為“念樓”，文章中自己說的話叫“念樓曰”。走進“念樓”，鐘老正靠在床上戴著眼鏡看名為《新文學史料》的雜志，上面有一篇朱正先生新近發表的文章。話題就從這里開始了。

鐘老1957年被劃為“右派”，開除公職后到長沙市西區街道當臨時工。1970年又被判刑十年，押至茶陵洣江茶場勞改，1979年提前出獄。平反后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1988年離開岳麓書社總編輯崗位。在這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他以文化大家特有的風骨和堅韌，在出版界矗立了一座高峰。

一

春節拜年，電話里我贊譽鐘老為“文化大家”，老人卻自謙不愿領受。過后細想，稱他為“文化大家”毫不過譽啊！作為我國享有盛譽的老出版家，他是“韜奮出版獎”獲得者。近期，剛剛面世的新書《湖南出版五先生》，推介的第一位先生即是鐘叔河：“鐘叔河一生跌宕起伏，‘半路出家’成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圖書編輯，一出手就是大作和精品，堪稱我國出版界難以逾越的高峰。鐘叔河的名字也因此被鐫刻在中國出版史上。”

20世紀80年代，鐘老編輯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受到各界廣泛贊譽，引起國內外史學界的關注，曾獲“中國圖書獎”等獎項。清末的張德彝（1847-1918）多次出國，寫了內容豐富、資料翔實的見聞錄，其第三部見聞錄《隨使法國記》記述了目擊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情形——是國內唯一可見的目擊者文字記載。《隨使法國記》編入“走向世界叢書”出版后，巴黎“人文出版社”很快出了法譯本。這一“目擊記”改變了“中國人沒有直接觀察并記述過巴黎公社”的看法，法國的相關學者立即開始對此書進行研究。而張德彝的著作，正是鐘老窮搜博采清人出國載記時，幾經輾轉在北京柏林寺發現后，始得出版。

鐘老眼光獨到，建議并編輯出版的《周作人文類編》和《曾國藩家書》引起強烈反響，《曾國藩家書》更催生了以后的曾國藩研究熱潮。說到書籍的編印裝幀等方面的造詣時，張中行先生說：“在這方面，久聞北方有個范用，南方有個鐘叔河，是大專家，出手不凡。”

為了編輯“走向世界叢書”，鐘老前后瀏覽過300多種1911年以前中國人親歷西方的載記，從中選出100種編成第一輯36種，且在每種書前都寫有一篇敘論，評介文與其人。與此同時，在研究近代中國人考察西方的人和事時，鐘老寫了一系列頗有見地的論文，于1985年結集出版《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以下簡稱《走向世界》）。錢鍾書先生主動為此書寫了序言，序言中說：“我的視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歐、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我又心粗氣浮，對那一類書，沒有象他這樣耐心搜羅和虛心研讀……叔河同志的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實，不僅能豐富我們的知識，而且很能夠引導我們提出問題。”楊絳先生曾致信鐘叔河先生，提到錢鍾書先生為此書作序的事時說：“他生平主動愿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李一氓同志不止一次地肯定“走向世界叢書”整理編輯工作的學術價值，并在《走向世界》出版后，一連兩次寫信給他。1985年9月29日致信說：“這套書（按指‘走向世界叢書’）這樣一弄，真可以傳之萬世了。你寫的那些導言尤有意義。可惜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都沒有注意及此。是否再搞些宣傳工作？”1985年11月2日又致信說：“每卷內各篇你的前言，集合起來，印為一冊，尤便翻覽，未審尊意如何？”鐘老接受李一氓等同志的建議，將叢書各篇前言改寫和擴充后結集為《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以下簡稱《從東方到西方》）一書，李一氓先生作序，序中說鐘叔河“在每種書前，各精心撰寫了一篇對作者及其著作的詳盡的敘論，文筆流暢，論斷精當。這確實是我近年來所見到的整理古文獻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在這方面，推而廣之，可稱為整理古籍的模范”。季羨林先生在給鐘先生的信中說：“你們的‘走向世界叢書’之所以獲得廣泛的熱烈的贊美，是當之無愧的，而且是有原因的。你們別開生面，獨樹一幟，作了別人沒有想到而又確實極有意義的工作，無任欽佩。”

二

鐘先生曾說：“散文不該限于寫景抒情的‘純文學’范圍，雜文也不該只是‘新聞學會’主管的報刊評論。如果按‘散文學會’和‘雜文學會’的‘行規’，我的文章恐怕在兩邊都難入界。第一個集子《書前書后》自稱‘編輯應用文’，并非矯情，之后的《念樓集》《偶然集》和《天窗》，也都是‘四不像’，只要還有人愿意看看，就不錯了。”這實是自謙之辭，“四不像”恰恰是其文的獨特魅力所在——文史哲交相輝映。《念樓學短》合集出版前，2009年6月，近期頤之年的楊絳先生專門作序，加上錢鍾書先生之前為《走向世界》作的序，可謂“雙序珠玉交輝”，正是人間佳話。楊先生在序言中說：“《念樓學短》合集，選題好，翻譯的白話好，注釋好，批語好，讀了能增廣學識，讀來又趣味無窮。不信，只要試讀一篇兩篇，就知此言不虛。多言無益，我這幾句話，句句有千鈞之重呢！”楊先生的確此言不虛。

鐘老說自己只是一名編輯，不會寫文章。可320萬字的《鐘叔河集》也是皇皇巨著啊！即便是一名專職作家，有如此多的著述也是足堪欣慰的。他的《青燈集》《念樓集》《書前書后》《籠中鳥集》《記得青山那一邊》《今夜誰家月最明》《與之言集》等是那么娓娓道來、旖旎有致，讓人愛不釋手，而我尤喜其古樸之意。黃裳先生為鐘老《書前書后》作序說：“作者又是善于文章的……很沉痛的話，卻閑閑落墨，別無渲染。如果尋根溯源，這種筆路風致，可以到東坡、山谷、放翁的題跋里去找。有如人的面目表情，有的只是一微笑，一顰蹙，而傳達情愫的力量卻遠在橫眉怒目之上……作者的一系列讀書筆記則讀來有入口即化而又富于營養之妙，正是我所愛讀的文章，雖是隨筆短篇，卻并非一揮而就。”

我想，即便單單作為一個散文家，想必鐘老也是我輩望塵莫及的。他的散文，文字清新洗練，意蘊深厚，雋永旨遠，其喜笑針砭，無不妙趣橫生。如隨筆《李鴻章的詩》中寫道，李鴻章一生事業皆發軔于曾氏幕中，故國藩逝世，鴻章的挽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筑室忝為門生長”表明了師弟之誼，并以接班人自居。在李鴻章的《遺集》中，有8首題為《追悼侍姬冬梅》的絕句。在19世紀以前，中國士大夫納妾狎妓屬于常規，李國杰將他祖父大人“追悼侍姬”的詩收入《遺集》，自無不妥。曾國藩也置過姬妾，第一個妾買來一年多便死了，卻沒有在他的詩作中留下任何痕跡。最有意思的是，他討小老婆，卻說是為了撓癢癢。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與澄弟書云：“癬疾如常，夜間徹曉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勸買一妾代為爬搔。”說到此，鐘老筆鋒一轉，“此其所以為‘文正’歟！李鴻章‘忝為門生長’，在這方面卻比老師差遠了”。又如《讀又見離騷》中說：“我的職業是編書，每天收到報刊，習慣總是先看有沒有書評類的文章，當然這和自己愛讀散文多少也有關系。也許眼高手低確是文人通病罷，我的感覺，簡直跟Montaigne總結他的接吻經驗差不多，就是——‘并不上算，因為須得親上五十個丑的才能親到三個美麗的女子’”。讀到此，不覺會心一笑，不得不佩服，這語言真是詼諧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隨筆《千年誰與再招魂》介紹在西北沙漠中漢代居延境內出土的一枚漢簡，內容是：“奉謹以瑯玕一致問春君幸毋相忘。”春君顯然是女性的名字，瑯玕則是用青色玉石雕琢成的飾物，這位戍守在居延烽燧中的征人，苦苦思念著萬里外的春君，特地為她覓得珍貴的飾物，想托付返回內地的信使帶給她，寫下了這件簡牘，衷心希望她不要淡忘了對自己的感情。不知為何寫好的書信卻未能發出，就此流落在荒寒大漠中。鐘老深情地寫道：“時光流逝了二十個世紀，兩千年前的烽燧早已夷為沙土。當時那位在如霜的月光下倚著雉堞，默望著似雪的沙原，靜聽著悲涼的蘆管，為了情人而深夜不眠的男子，他的身子骨已經在大自然中不知輪回轉化了多少回。可是這一片用十四個字（是墨寫的還是血寫的呢）熱烈懇求‘春君幸毋相忘’的情書，歷經兩千年的烈日嚴霜、飛沙走石，卻仍能以美的形態和內涵，表現出那番血紛紛白刃也割斷不了、如刀的風頭也無法吹冷的感情，使得百世之后的我們的心仍不能不為之悸動，從中領受到一份偉大的美和莊嚴。”這么令人陶醉的文字，也流露了鐘老的真性情。

妻子朱純去世后，他在《悼亡妻》一文中說：“朱純一九二八年生于長沙河西，四九年八月進報社當記者，五三年和我結婚。五七年后夫妻協力勞動維生，她成了五級木模工。‘文革’中我坐牢九年，她獨力養大了幾個孩子，送了我母親的終。五十四年來，她照顧我和孩子遠比照顧自己為多，最后對我說的一句話還是：‘你不要睡得太晚。’……妻走了，五十多年來我和她同甘共苦的情事，點點滴滴全在心頭，每一念及，如觸新創，總痛。”讀到這兒，我不禁眼濕，有種痛徹心扉的感覺。

鐘老的散文，恰似陳年美酒，歷經歲月更具醇香，輕抿一口回味無窮，我們的心同樣“仍不能不為之悸動”。

季羨林給鐘叔河的信

三

鐘老作為知名的歷史學家，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受海內外重視。他在歷史研究上氣度恢宏、視野寬廣，深深扎根中華富饒的土地，既有對廊廟朝廷的深刻叩問，又有對山川形勢、風土人情細致入微的探究，總是樂此不疲、津津有味地汲取傳統文化養料。《漢口竹枝詞》是專記市井生活的通俗詩，鐘老卻“不敢看輕這薄薄一本竹枝詞”，仔細品味其名物風俗、方言隱語，并深有感慨地說：“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化，即不能不稍微了解那個時代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情形。蓋人的情緒，總系于其基本生活需要滿足的程度，而群眾的喜怒、民心的向背亦由此而決……文化不僅僅屬于社會精英，也應該屬于生活在田野坊巷中的多數人，而且更應該屬于他們。”這樣的文化觀，不能不說是鐘老的匠心慧眼。

我請教鐘老，他幾十年沒有從事新聞出版工作，平反以后為什么馬上會選擇“走向世界”這一命題。鐘老說，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恐怕不應該也不可能長期和別的國家、別的民族隔絕開來，不能夠自絕于這個世界。幾十年間，不管是在打零工還是坐班房，他都沒有放棄對這個問題的學習、思考和研究積累。特別是自己蒙冤入獄后，從自身遭遇反思國家走向，深感中國要建設現代文明、要實現現代化才能國富民強，同時避免他那樣的悲劇發生。“走向世界叢書”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從閉關自守到對外開放這個歷史過程的若干個斷面和側面。回看第一代“走向世界”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至少可以起到一點幫助打開門窗而又防止“傷風感冒”的作用——這就是他要編“走向世界叢書”的原因。

他在“走向世界叢書”的總序中寫道：“歷史無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業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跡總可以留作后人借鑒，先行者總是值得紀念的。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紀的世界，今天的中國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國。但是，世界的發展越來越快，中國的現代化還有漫長的艱難歷程，我們不能不繼續打開眼界，走向世界。打開眼界后，還要學會分析，分清好的和壞的。一切好的東西，要‘拿來’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東西，要實行抵制和預防。在這方面，前人的觀察和體會，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們重視。”今天，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了，當我重讀鐘老寫于1980年7月的這段文字，不禁慨然長嘆！正因為他極富前瞻的思考，使“走向世界叢書”有力順應和契合了改革開放的需要，所以才在出版界引風氣之先，產生那么大的轟動效應，被贊“可以傳之萬世”。

李侃先生說：“《走向世界》這本書，在讀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人描繪世界的圖卷，勾勒了當時‘走向世界’的中國人物的群像。這幅圖卷和這些群像，反映了中國近代新舊思想、新舊文化相互斗爭、相互交替的情景。人們從這本書里不僅可以獲得不少歷史知識，而且會得到有益的歷史啟示……來重溫一下前人走向世界的艱辛歷史，總結一下在處理新舊文化關系問題上的歷史經驗，無疑是會有助于我們當前的偉大事業的。而《走向世界》這本書也正是在研究這個問題上的一個可喜的收獲。”我通讀《走向世界》之后，深感這部著作體現了鐘老的史學造詣和深厚學養，是中西方交流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細品其中的任何一章，無不鉤深致遠、鞭辟入里，評述既嚴謹有據，讀來又不沉悶乏味。如第七章在分析“同文館”的興辦和衰落之后寫道：“同文館在這場爭論中也大受打擊。這棵‘西學’的幼苗，插在排斥它的封建土壤里，自然無法長成郁郁蔥蔥的大樹，結出繁茂碩大的果實。”這種表述，實乃史家眼光和詩意筆調的完美結合。

改革開放之初，曾國藩并不被學界重視，鐘老以非凡的膽識和眼光，提出出版“曾國藩大全集”的建議，這自有他的深沉考量和歷史邏輯。寫于1991年底的《〈易經〉的行時》中說：“中國不改革開放絕無出路，今日來讀國學，回首過去只應是為了走向未來。可是要走向未來，仍不得不先花一點工夫，弄明白自己是從何而來，現在又立足何處。”在《〈亦報隨筆〉序》中又說：“我不過是一名編輯，不是什么研究家、批評家。我的工作是編輯出版舊籍遺文，使想看的人能夠買得去看，想批評研究的人也才有材料好拿去做文章，或供于犧牲壇前，或釘在恥辱柱上，都悉由尊便。”這是一個倔強而正直學者的肺腑之言。

我請教鐘老，當年出曾國藩的書，有沒有特別的想法。他說，曾國藩是個歷史人物，研究這段歷史，離不開研究這個人；面向現代化，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也要搞清楚這個人。在《學問與理想》一文中，他說得更為通透：“傳統學問固不能使中國現代化，熟讀離騷培養不出現代精神來，但如能以超越利害的態度，以現代化的思想，以現代科學的方法，來一層一層掘開傳統文化的積淀，找出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血管里流動著的東西的根源，卻是中國現代化非走不可的一步。”

王一方先生說：“若是對鐘先生的歷史編輯與著述工作作一番梳理，不難發現其中有個大背景，兩條干脈：大背景是近代中國文化匯入世界文化的歷史演進過程，兩條干脈一是‘東士西游’，包括實錄、心態、反思與啟悟；另一是‘士的蛻變’，從思想史、文化史層面分析從傳統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艱難轉型及其內在動因。兩條干脈互為經緯：前者即‘走向世界叢書’所收載的內容；后者包括近兩百年著名思想文化人物在西潮沖撞下的心靈覺醒，既有黃遵憲、郭嵩燾、周作人的個案研究，又有一些群體與比較研究，既有長篇宏論，又有諸多隨筆、雜感，悉心品讀，常能體察到某種治史的機智……在研究角度的切入上，他善于反彈琵琶，另辟蹊徑。對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索，不拘泥于‘西學東漸’的思路，沒有去湊傳教士與中國近代文化衍進的熱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東士西游’史實的鉤玄、考辨，從而拓廣了史學視野。”

我認為，從鐘老的學術思想和成果看，邏輯起點和動因都是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溯其源頭，則是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知行合一”原則深度刻蝕了他。曾國藩、左宗棠是中國近代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一批人，曾國藩科舉入仕，賜同進士出身，按常規會驅使孩子傾畢生精力投身科場，可是當兩個兒子曾紀澤、曾紀鴻提出不想參加鄉試、不愿走科舉應試的老路，想學“西學”時，他毫不猶豫，全力支持兒子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與科技文明。這當然有認為官場兇險，“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的想法，但更多的是曾國藩認清了世界大潮浩浩蕩蕩的奔騰方向。而鐘老，作為研究曾國藩的專家，在前人“睜眼看世界”的基礎上無疑看得更高更遠了——中國要富強必須現代化；而要現代化，必須融入世界，學習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包括有益的制度成果；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竊以為，他真正落實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要求，并且一以貫之，孜孜矻矻。今天，我們強調“文化自信”，老一輩文化大家苦苦追尋現代化，以“超越利害的態度”來鉆研傳統學問，不正是一種很強的“文化自信”嗎？

如果說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體現了鐘老先生的遠見，那么，撰寫出版《走向世界》和《從東方到西方》專著則可說是彰顯了他的卓識。

楊絳為鐘叔河的《念樓學短》合集所作的序

四

清人說：“志高則言潔，志大則辭弘，志遠則旨永。”以此觀照鐘老，再恰當不過了。張中行先生評價鐘老說：“我同他交往不算多，不敢說了解，只談談印象。印象是人有至性，對事嚴謹認真，對人寬厚懇摯。這樣說，有來由，而且不只一個……”對張中行先生說的，我有同感。從與鐘老接觸、交往的感受看，他確實是一個“對事嚴謹認真，對人寬厚懇摯”的人。為出版《周作人文類編》廣泛搜集材料，細心整理，歷時十年；為點校《曾國藩家書》，他“前前后后翻看過近十種標點（斷句）本”……而他在“落難”期間學得的“制圖”技藝，使他在所經手出版的書籍的開本、版式、套色等方面也都不憚其煩，力求至善。

他是個平和的人，給人沒有高高在上的壓迫感，也沒有若即若離的距離感，無論是電話、書信還是見面，都能平等交流交心，就像鄉里鄉親、街坊鄰居交往一樣那么親切隨意。而他委實又是個真正的智者！他始終記得聞一多的詩句——“我的世界有更遼闊的邊境”。

鐘老夫妻都曾被錯劃為“右派”，一同被開除公職后完全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工資收入，又正碰上三年自然災害，兩人只能賣苦力度日。他先是拖板車，后到大專學校去刻蠟紙、印講義，之后又學會了機械制圖和做模型（翻砂木模和教學模型）。愛人朱純也是先糊紙盒，后學會做木模并成為五級木模工。墜入苦難深淵后，他沒有喪失生活信心，對愛人說：“飯還是要吃的，書還是要看的。”他希望從歷史中找到現實的答案。在做工糊口之余用心讀書，主要攻讀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書。1979年3月，鐘老被提前釋放出獄；9月徹底平反后調出版社工作，馬上著手編“走向世界叢書”。叢書中第一種《環游地球新錄》于1980年8月出版。之后平均一個月出版一種，一種就是一本，平均十多萬字，每種書都加標點、索引，從發稿到付印全過程親力親為。為便于讀者閱讀理解，鐘老執意親自撰寫敘論列入書前。敘論長的一篇三四萬字，最短的一萬多字，幾天揮就一篇。如果沒有長期的刻苦鉆研，任何一篇都難以成文。從此處可見鐘老的非凡學力，更可覘其不一般的勤懇，洵為“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含冤入獄期間，他曾同潘漢年在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相見。《紀念潘漢年》一文寫道：“回念前塵，百感交集。雖然我與潘漢年只講過很少幾句話，與董慧（潘的夫人）則一句話也未曾說過，但他們那備受摧殘仍保持著信心，被迫害至死而不失常態的大智大勇的形象，卻一直留在我心間。”“備受摧殘仍保持著信心”“不失常態的大智大勇”，又何嘗不是鐘老自身的寫照呢！一個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報人在特殊歲月里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可是平反之后，不怨天尤人，而是心系家國、義無反顧，全部身心投入典籍整理，于出版于文史于寫作皆多有建樹、碩果累累。我覺得，其深厚的學養令人欽佩，而其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范是最值得稱道，也是最值得后輩仿效的。

這次見面，鐘老雖然說話聲音不大，氣力稍減，但記憶驚人，思維清晰，表達流暢，中間沒喝一口水，侃侃而談兩個半小時。天色已晚，護工已端上“流食”，我實在不忍心再多打擾老人。臨別時，鐘老又說：“我要是不受這么多挫折，可能也沒有這么大的成就。人啊，還是做點事，遇到難坎要過去……”

這席話，讓我一掃愁緒，心境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