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中國好書”新近揭曉，作家徐劍的《西藏媽媽》入選其中。

徐劍本人曾進藏20余次，他在20余次生命禁區的行走中，收獲了屬于自己的文學“金青稞”。

在這片神秘而美麗的土地上，徐劍不僅見識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見證了人性的光輝。他認為西藏有生命極限的高度與文學的精神海拔。

《西藏媽媽》講述了在西藏福利院中孤兒救助培養的故事。該書敘材翔實、敘事感人，在深入采訪挖掘典型人物的基礎之上，深情記錄“西藏媽媽”們傳遞無私大愛的感人故事，立體呈現西藏“孤有所養，少有所依”的動人畫卷。

徐劍在無數次瀕臨極限的行走中，通過他的文學作品展現了生命的力量和希望。

《西藏媽媽》

徐劍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版

徐劍，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政治工作部文藝創作室原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八、九、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文學創作一級，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被中國文聯評為“德藝雙馨文藝家”。有“導彈系列”“西藏系列”等三十余部共計七百萬字文學作品出版。代表作有《大國長劍》《東方哈達》《大國重器》《經幡》《天曉1921》等。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中國圖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好書”、全軍新作品一等獎等全國、全軍文學獎項。

Q：《西藏媽媽》獲得2023年度“中國好書”后有何感想？

徐劍：西藏是神牽夢縈之地，也是我文學創作的雙翼之一。我每去一次，都會將魂丟在那里。然后，一年半載，又期待著下一次遠行，上青藏高原，喊回、找回文學之魂，那里有生命極限的高度與文學的精神海拔。不知不覺中，我已經去了20多趟了。能以《西藏媽媽》獲得2023年度中國好書，是非常榮幸的。

千年一夢桃花落，雪山之巔，古樹蓬春，桃之夭夭；青煙裊裊，媽給阿佳，大愛慈航，永遠流淌著一條愛的雅魯藏布。

Q：我們采訪紀實文學或者報告文學的作者時，作者們都提到會進行大量的田野調查和采訪。你覺得作家創作時進行的采訪跟記者的采訪有哪些不同？

徐劍：我覺得對作家來講行走太重要了。這種行走就是田野調查、是考古，要創作出最終的文本，你首先要完成田野調查，把采訪中的故事刨出來、把“文物”給挖出來。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采訪的難度和成本非常高。所謂的成本高就是你要走很多的地方。所謂的難度就是在高海拔的民族地區，如果海拔超過4200米就是生命禁區了，它有一個禁忌，你要少說話，少說話就不容易缺氧。可是作為作家進行采訪的話，你沿途要多說話。因為你面對的采訪對象全是少數民族的農民，很多人都不會說普通話，還有牧區的牧民，別說漢話甚至連漢族人都見得不多。我得把自己想說的告訴翻譯，翻譯再告訴他，他再說給翻譯，翻譯再說給我。我還要想辦法帶動他的情緒，要用我的幽默來引導他，讓他哭或讓他笑，讓他說自己的故事，所以這種采訪特別艱難。因此，一般我進行一個采訪需要花50多天或者兩個多月甚至更久。這次好在西藏兒童福利院的那些“媽媽”們，一半以上都可以用漢語進行交流，七八歲的孩子也會給媽媽們做翻譯。

記者和作家采訪的區別，我認為記者由于職業需求的“短平快”，要快速采訪、快速出稿。他不需要像我們這樣，一個人采訪幾天甚至更久。我采訪南海的兩個船長時，花了整整15天，故事才逐漸露出來。文學就是要挖細節，要挖到珍珠般的細節，要挖到那種獨特的、陌生的、感人的、有震撼性的或者與眾不同的細節。這些要靠深度采訪，真實的魅力在于生活里沒被人發現的故事，被一個作家挖掘出來。我覺得作家這個職業是人類學者，人類學者他就要一步一步地走向人的情感、靈魂、精神、宗教……把人類深層次的東西但又是他生活化的故事挖出來，表達日常、追求和信仰。西藏就是這樣。

Q：“西藏媽媽”是誰？你采訪了多少位“西藏媽媽”？

徐劍：西藏有數千名因為各種各樣原因成為孤兒的孩子，而負責管理教育這些孩子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女性，她們不分年齡與閱歷，有的還未結婚、有的已經結婚生子，這些未生娘、阿媽拉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西藏媽媽”。“西藏媽媽”將自己與孤兒們緊緊拴在一起，她們以淳樸感人的精神品質，以大愛溫暖、撫育了西藏孤兒院的孩子們。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前后采訪了100多位“西藏媽媽”。7家地市福利院，我一次采訪30多位，甚至不止30多位。每家兒童福利院我至少采訪1個禮拜，一天上午采訪2個、下午采訪2個是最多的，弄不好就是上午1個、下午1個。

在采訪的過程中，我要談細節、談故事。我不要那種大而化之的東西，有時我連他們領導都懶得談，一般寥寥幾筆帶過，并未放到重點。我的重點是寫“西藏媽媽”，所以細致的采訪是很重要的，我覺得不完全要以采訪的數量多少來定你這本書的輕重，關鍵是你是否能抓到幾個人、幾十個人，從而寫出他們的精彩故事。好的報告文學、好的小說都是靠細節，靠那種獨特的、陌生的、有震撼性的、感人的細節，或者讓人讀了欲罷不能的細節來拴住讀者。采訪她們的過程，我覺得是一個挖細節的過程。細節挖到了，文學的故事被你抓住了，其實你的敘述軸就出來了。

Q：是什么讓你決定以阿媽拉、西藏未生娘、阿佳等角色進入書寫《西藏媽媽》？

徐劍：2019年2月時，我接到了西藏作協主席、文聯副主席給我打電話說：“徐老師，3月的桃花馬上要開了，您到西藏來看桃花吧。”我答應了，因為我去西藏十幾趟了，但就沒有看過桃花，尤其3月間的桃花。入藏后，我發現西藏的桃花是非常有味道的，冰天雪地、雪山之下、半坡之上，或者說雅魯藏布兩岸河谷村莊的千年古桃樹連片綻放，樹干粗大的桃樹老干發新枝和新芽，后來我為什么有個后記——千年一夢桃花落，雪山之巔，古樹蓬春，桃之夭夭。就是在看桃花的過程當中有感而發。

看完桃花，西藏自治區文旅部門安排了一場采訪，上午去看“雙集中”的養老院，各縣都有養老院也是社會福利院，里面是孤老病殘者。下午去看兒童福利院，所有的兒童福利院都建在地級市里。在下午采訪時，我看到福利院的條件特別好，尤其一個小姑娘讓我印象頗深。在采訪擁中卓瑪和拉吉姆的家庭時，她們告訴這個小姑娘剛帶來時，兩歲多，像一只小藏羚羊眼中全是驚恐，她到哪里都覺得沒有安全感，一身的虱子，這和我看到的她完全相反。采訪結束后我們在福利院到處轉、拍照，根本沒有一種陌生感反而特別快樂，那一瞬間我就決定寫“西藏媽媽”題材的報告文學。

Q：你在《西藏媽媽》中寫擁中卓瑪時，出現了一句藏家諺語“灰頭雁飛得再高，也要落在小草中覓食”，在書中其他地方也出現幾次“灰頭雁”，你是如何理解諺語中“灰頭雁”背后的西藏媽媽？

徐劍：灰頭雁實際上是西藏最常見的一種禽鳥，它們大多時候是在雪山圣湖之間飛翔，它的居住地都是在高海拔地區。但是它們會掠過村莊或者牧場，去湖邊的草叢中覓食。它們隨季節而來，也會隨季節而去。我寫這句藏家諺語和擁中卓瑪有很大的關系，她原本是城市里的白領，后來在電網做導購，過著挺好的日子，就因為一句話“你去當愛心媽媽吧”，她就義無反顧去福利院做起了“西藏媽媽”。她的工資由5000元下調至2800元，當然她現在也有5000多元了，但她會覺得很滿足、很幸福。

我第一次采訪擁中卓瑪的時候，她是個漂亮又明媚的姑娘，還沒結婚。時隔兩年后再次見到她，她已經結婚生子了。在她給我講故事的過程中，我覺得她其實就是那只“灰頭雁”，是一只飛得很高的灰飛雁。但最后她回到“小草”之中，她和福利院的那些像霜打過的小草一般的孤兒們在一起，她其實是用一種灰頭雁翅膀，或者是母翼來護養這些小草。這便是“灰頭雁”背后的西藏媽媽。

Q：《西藏媽媽》的后記里提到，在你第21次西藏行中，你在思考這塊雪域大地，究竟賜予了自己什么？現在你找到答案了嗎？

徐劍：我覺得西藏賜予我的遠比我為它付出的要大得多、無限得多。

它讓我把那種大化于愛之中，大化于無形之中，大化于荒野之中，大化于雪山、草原、大河之間。更重要的是它給了我文學的執念，它給了我文學的境界。西藏給我的是情感之上的一種精神，精神之上的一種信念，信念之上的一種文心。所以我覺得西藏對作家來說，尤其是漢地的作家來說是一種滋養。作家需要有別樣的眼光、別樣的境界、別樣的追求、別樣的精神來給你滋潤。

Q：在《西藏媽媽》中，你突破了原有的理性表達方式，使敘述更接近散文，更具抒情性和詩意。這種寫作風格的轉變，是否與你對西藏的特殊情感有關？

徐劍：確實如此。西藏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和風土人情，都給予了我極大的創作靈感。在西藏行走的過程中，我深感生命的脆弱與堅韌，感受到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這種感受讓我更加關注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孤兒們，他們的故事讓我更加堅定了用文學記錄這個時代的決心。

Q：你認為行走的極限與文學的邊界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

徐劍：我認為行走的極限與文學的邊界是相輔相成的。行走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個世界，感受生命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文學則可以將這些感受轉化為文字，讓讀者能夠共享我們的體驗。在行走的過程中，我們會不斷突破自我，挑戰極限，而這種挑戰也會激發我們的創作靈感，推動我們不斷拓展文學的邊界。因此，我認為行走和文學是相互促進、相互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