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紫、許凱領銜主演，改編自亦舒同名小說的電視劇《承歡記》，播出后引發不小的爭議。亦舒小說成為時下國產電視劇的改編熱點，然而目前的影視改編幾乎均不得要領，偏離亦舒小說的精神內核。

讀懂亦舒，是改編亦舒的前提。亦舒女郎懷疑愛情、不信任愛情、基于交換的愛情觀，是新自由主義理念下的產物，得以幫助女性掙脫傳統性別的枷鎖，這是“新潮”的地方；然而，新自由主義的“慕強”與“恐弱”，也讓亦舒女郎陷入“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泥淖，顯示出“過時”和“腐朽”的一面。

姿態好看：“毋須任何人來光照”

“亦舒女郎”，指涉亦舒在她數量眾多、良莠不齊的小說中所塑造出的一種普遍性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并非亦舒每一部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都符合“亦舒女郎”的標準，但其筆下絕大多數女主人公都是這一形象的不同書寫。

《我的前半生》的子君、唐晶，《流金歲月》中的蔣南孫、朱鎖鎖，以及這一次《承歡記》中的麥承歡，她們均是典型的“亦舒女郎”。亦舒女郎的共同點是“姿態好看”，以小說《承歡記》的文本細讀為根基，我們來一探亦舒女郎“姿態好看”的方方面面。

最直觀的，她們有品位，有審美，穿著得體，偏愛簡約而不失質感的服飾，不會盲目追隨潮流。即使在困苦的時候，也會保持整潔和有格調。比如小說中，麥承歡著裝“顏色不必太鮮，像經穿耐看如淡灰、淺米以及湖水綠這些”，“發覺白襯衫卡其褲最舒服，以后不再勞駕套裝”，“瀟灑、時髦、爽朗”。

姿態好看，也體現在經濟獨立上。亦舒女郎“身為時代女性，受過高等教育，又有一份優差”。她們是職場女性，如律師、設計師、公務員等，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不依賴男性或其他人的經濟支持。小說中，未婚夫辛家亮的家人又是買婚房又是送家具，麥承歡一番糾結后選擇拒絕，“他們出了錢，就理直氣壯參與我們的事，將來更名正言順事事干預。人貴自立，現在我明白了”。

精神獨立的姿態，更好看。亦舒女郎展現出強大的精神獨立性，具有清晰的自我認知和堅定的人生觀，不輕易受外界輿論或傳統觀念左右，敢于挑戰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和限制。小說中，麥承歡對家人“嫁過去”“出嫁”等用詞屢屢表達不滿，一再糾正：“我不是嫁過去，我是結婚。沒有高攀，亦非下嫁，我將繼續努力工作，仍然交家用給你。十年之內不考慮添增人口，家務由二人分擔，清楚沒有？”“我是結婚，不是出嫁。我以后還會回來，保證來去自如，出嫁這種封建名詞實有商榷余地。”

在時下女性向的創作熱潮中，經濟獨立、精神獨立的女性形象不少，亦舒女郎仍顯示出極強的辨識度，根源在于她們獨特的愛情觀：懷疑愛情、不信任愛情，自尊自愛，不為了取悅他人或迎合社會期待犧牲自己的感情需求；雖然她們也談戀愛，但不沉溺于無望的感情，不畏懼結束不健康的關系，即使遭遇背叛或挫折，也殺伐果決。這是“姿態好看”的另一層面，如小說中寫的，“她已毋須任何人來光照她，麥承歡本人已經亮光”。

《承歡記》中，麥承歡雖與辛家亮熱戀，并準備談婚論嫁，但內心活動更多是對日后婚姻悲觀與消極的看法。比如母親想讓麥承歡去換個鉆戒，未婚夫大筆一揮簽出支票，幫麥承歡換了，“這可能也是他全部積蓄，絕不吝嗇”。此時麥承歡的內心活動卻是：“忽然之間她也生了母親般的悲涼心態：這可能也是她一生中最驕矜的一刻，過了這個階段，還有什么討價還價的能力？”

麥承歡對愛情與婚姻有著冷靜而悲觀的洞察。她深知愛情伴隨著責任、付出、忍耐和妥協，需要雙方共同經營和維護——這不免又與個體的獨立發生沖突。由此，當亦舒女郎分手時，她們的態度總是云淡風輕，“姿態好看”，不哭不鬧不內耗，而是享受單身，豁達生活。與辛家亮分手后，“麥承歡容光煥發，怎么看都不似剛與未婚夫解除婚約，大動作，捧著啤酒杯，咧開嘴笑，雙目瞇成一條線”。

電視劇《承歡記》，把亦舒女郎改成偶像劇女主，已經是嚴重的誤讀。

新潮的獨立宣言：“我要什么，問老板要，問社會要”

亦舒女郎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亦舒小說的創作高峰期在1970年至1990年——比如《我的前半生》1983年出版、《流金歲月》1987年出版、《承歡記》1996年出版。

這一時期亦恰逢香港經濟迅速崛起，由傳統的轉口貿易中心轉變為國際金融、貿易、服務業中心。香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市場機制起主導作用，發揮出低稅率、自由貿易、行政高效等營商環境優勢，促進了貿易和商業的繁榮，吸引了國內外投資者，推動經濟的發展。

香港經濟騰飛階段，也是新自由主義理念風生水起的階段。新自由主義既與自由市場經濟分享著一些基本信條，比如經濟自由化、市場主導的資源配置、對私有產權的保護等等；但又不僅是一種經濟政策，更是一種系統化的價值觀、理念與生活方式。不論亦舒是否主動接納新自由主義理念，在她創作的高峰期，她所在的香港、她所處的時代氛圍，讓她筆下的亦舒女郎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最佳代言人。

既然是市場主導、既然是優勝劣汰，那么亦舒女郎信奉的自是新自由主義的“自我決策、自己負責”，女性應該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成功，憑借專業技能和智慧在行業中脫穎而出。

《承歡記》中，一再借人物之口強調女性應該自己負責、自力更生，“我決不圖將他人之物占為己有，我要什么，問老板要，問社會要”。麥承歡對于愛情很灑脫，對升職加薪可是特別在意，畢竟亦舒女郎相信“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在這種競爭的氣氛下，不由人不在乎，不由人不爭氣，不由人不看重名利得失”。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理念對于女性的解放確有幫助。新自由主義推動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為女性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女性得以從傳統家庭角色中解放出來，進入職場尋求經濟獨立。這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經濟地位，有助于挑戰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推動社會對女性價值的認知轉變。

小說中，麥承歡與她母親麥太太就形成鮮明對比。她們生活在兩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中：麥太太一生被家庭捆綁，沒有真正的自我，“可是，那樣吃苦，也是等閑事，社會不是那樣論功績的”；到了麥承歡這一代，她們已經不再信奉麥太太那套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倫理”，她們“只希望資方賞識”。

新自由主義理念，也深刻改變女性對兩性關系的期待和想象。她們不是依附男性，也不渴望有一個霸道總裁來將自己拯救，從此過上童話故事中的幸福生活。相反，她們遵從新自由主義邏輯，強調個體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選擇，認為女性應該根據自己的意愿、偏好、理性權衡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決定是否進入、維持或終止一段關系。愛情和婚姻更像是一種自愿簽訂的“契約”，按照市場邏輯“交換”雙方各自所能為對方提供的價值。關系的穩定性和滿意度取決于雙方認為“交換”是否公平。

麥承歡此前對于與辛家亮感情的悲觀，本質上是她對二者的“交換”沒有信心：他們經濟地位不平等，麥承歡勢必需要犧牲更多的自我；在她意外獲得遺產、當她的經濟能力已經優于辛家亮，兩人的感情走到盡頭——小說里直白寫道：“祖母的遺產提升了承歡的身份。”

誠如上野千鶴子所分析的，很多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女性曾樂觀地認為：“資本主義基于‘經濟合理性’運轉，隨著經濟的不斷合理化，可能會消除性別差異，令父權制解體。也就是說，這些女性期待資本主義體制能夠吞噬父權制。”在亦舒創作的那個時代，這種構想一度成立。經濟獨立、精神獨立、人格獨立、愛情獨立的女性，以“交換”來選擇男伴，隨時離開不喜歡的關系，讓女性得以掙脫傳統性別規范。這一觀點，在當時無疑比其他創作者前進了一步。

正是因為亦舒女郎的這種“前瞻性”，讓亦舒小說今日仍然流行，并且受到一些高知獨立女性的追捧。

過時的“恐弱”心理：“太不體面了”

然而，新自由主義的優勝劣汰、“自我決策、自己負責”，本質上是“一種暴力的掠奪，贏家通吃的實踐”（戴錦華語），也必然伴隨著巨大的局限性。對于個體而言，極易滋生“慕強”與“恐弱”、“鄙窮”心態。

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競爭，推崇個人通過才能和努力在市場中獲得成功。如此競爭文化中，人們傾向于將個人成就視為衡量自我價值的重要標準。這自然加深了人們對強者的崇拜和模仿心理。

亦舒女郎有深刻的“慕強”心理。她們崇拜強者，認為強者更優雅、更從容、更有品位、姿態更好看，用小說里的話說是，“人家是何等深沉”。哪怕富人家說客套話，小說里都是這么形容，“涵養功夫到了頂層便是誠心誠意地大講假話”。所以麥承歡相信金錢的邏輯，祖母的觀點她深以為然：“一個女人，身邊沒有些許錢傍身，是完全行不通的，到老了只有更慘。”“有錢，可以躲起來。少個錢，便想攢錢，人前人后丑態畢露。”

“慕強”往往伴隨著“恐弱”與“鄙窮”，對弱勢、無力、失敗或所謂“弱者”屬性充滿恐懼、排斥或貶低。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責任，個人的成功或失敗主要取決于自身的努力和決策，而非外部環境。這種觀念既導向對弱者與窮人的貶低，也因為將貧困、失業等社會問題歸咎于個人素質、能力不足或決策失誤，而忽略對社會結構不公、機會不均等的檢討和批判。

小說《承歡記》俯拾即是的，是麥承歡對于窮人粗鄙、粗俗、目光短淺、品位低下等“窮人品性”的嘲諷、貶低和怒其不爭。當辛家亮第一次去麥承歡家，“麥太太仍在炒菜，麥先生光著上身在修理電視機，家里狹小凌亂嘈吵”。辛家亮不介意，然而麥承歡的臉色立即變了，因為她認為，“太不體面了”。

結婚前兩家人見面，僅僅因為麥太太有些敏感、陰著臉色，麥承歡的內心活動對母親一番批評。“承歡暗暗嘆一口氣，什么叫小家子氣？這就是了，不過是一頓飯工夫，就算是坐在針氈上，也應忍它一忍。女兒女婿都在此，何必拉下臉來耍性格斗意氣。這樣會叫人看不起。窮人往往一口咬定遭人歧視是因為沒錢，這是錯的。人窮志不窮至要緊，承歡握緊了拳頭。”

辛家亮媽媽來找麥太太學做菜，表揚麥太太有能耐。麥太太很開心。麥承歡的內心活動又是對媽媽的嘲諷：“麥太太臉上有了光彩，洋洋得意。承歡惻然，真單純愚蠢，人家給兩句好話就樂成那樣，小孩子還比她精靈些”……

總之，窮人家任何一點“姿態不好看”的地方——所謂的“不好看”也僅僅是慕強者的判斷，麥承歡都如臨大敵、冷嘲熱諷。她太恐懼貧困、太恐懼弱者、太恐懼成為弱者。雖然她在爸爸媽媽的呵護下成長，然而，她仍要說句“我的至大遺憾是出身欠佳”；她對窮人有一閃而過的同情，更多是將窮人作為負面案例，提醒自己可千萬不要沒錢——用閨蜜毛毛的話說，“才高八斗，孝悌忠信有個鬼用，流離失所三五年后，也就形容猥瑣、外貌憔悴”……

走不出父權邏輯：“女人窮了，又比男人更賤”

新自由主義的“慕強”與“恐弱”，開始讓越來越多女性主義者懷疑：新自由主義，真的是女性主義進步的助力嗎？

戴錦華就予以怒批，“當一切都在鼓勵我們成為勝利者，成為贏家時，所有的軟弱，包括女性的軟弱、男性的軟弱，所有的蔑視以及踐踏失敗者的邏輯都似乎成了一種必然”。女性學者張之琪如是反思亦舒女郎，“一個女性的解放有賴于女性作為一個整體的解放，而女性作為一個整體的解放，有賴于人類的解放。我們命運相關、休戚與共，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從這個層面上看，亦舒女郎是“過時”甚至“腐朽”的。她們好看的姿態的另一面，是精致利己、慕強恐弱、拜高踩低；她們雖然贏得自身的解放，卻將其他弱勢女性甩在身后，可能還會踩上幾腳。她們看不到新自由主義之下，女性只會是弱勢群體中的更弱者，而只是冷眼旁觀地嘲諷一句，“女人窮了，又比男人更賤”。

還需強調的是，亦舒女郎讓金錢、財富，取代男人成為女性新的追求和信仰，認為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先把經濟搞起來，屆時要什么有什么”“窮心未盡，色心不可起”，也不見得更進步。誠如戴錦華所言：“當你擁抱了資本主義，擁抱了資本主義承諾給你的奮斗、成功、安全，那么你同時擁抱了父權制。要知道，性別角色本身并不是一個和我們的身體和生理彼此對應的存在，而是一個權力秩序。”當亦舒女郎紛紛“慕強”“恐弱”，哪怕她不要愛情、不依賴男人，她都沒有真正擺脫父權制的邏輯：“壟斷的、暴戾的、貪婪的、實用性的、權威性的。”

不論是此前的《我的前半生》《流金歲月》還是這一次的電視劇《承歡記》，都只是借用了亦舒的“表”，基本沒有對亦舒女郎進步之處的呈現——比如電視劇《承歡記》又徹底落入偶像劇的框架中，讓麥承歡與霸道總裁談起爛俗的戀愛；與此同時，它們又不自覺地延續了亦舒女郎的“糟粕”：“慕強”與“恐弱”。劇中的窮親戚各種“粗鄙”、職場中的壞女人必然是貧窮出身；看似描寫了窮人生活，但飛來的橫財立即讓他們階層跨越，走向富貴；新增的職場線看不到女性的真正獨立，而是霸道總裁一路幫助、巨大的遺產繼承，終讓女性“獨立”起來成為精英。

亦舒女郎曾經“新潮”，而今已漸“過時”。真正讀懂亦舒，讀懂亦舒女郎的進步與局限，繼承其進步，批判其局限，是亦舒小說影視改編的基本原則。如果是棄其精華、取其糟粕，還不如讓“過時”的東西漸漸消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