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散文家李廣田曾談道：“新文藝作家中有很多寫過雜文的，也都發生過不少的影響，而影響最大的，當然是魯迅的雜文。”這個判斷，直到今天仍然不過時。在魯迅現有的雜文集中，最能體現其后期雜文特色及創作巔峰的，當屬1934年出版的《南腔北調集》和《準風月談》。

有關《南腔北調集》的書名，據該書《題記》所述，源自當時上海一位文學家的“素描”：魯迅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魯迅則承認，南腔北調不僅是自己說話的缺點，而且是近幾年其文字上的趨勢。因此，他將這本雜文集命名為《南腔北調集》。而關于《準風月談》書名的出處，魯迅則在《前記》中提及：自1933年5月25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了一大陣……但有趣的是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所謂“不能正如尊意”，即這些文章實際上無法做到只談風月，因此只能算是“準風月談”。

《南腔北調集》收入魯迅1932年至1933年所作的文章51篇，其中包含了十來篇序跋文、紀念文及公開信等，因此該書仍然帶有魯迅前期雜文集“雜收”和“雜錄”的特色。《準風月談》收入魯迅1933年6月至11月所作的文章64篇，皆為篇幅短小的雜感，但“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從編排上看，這兩部雜文集都延續了魯迅此前按照編年排布的特點。其好處，正如他在《且介亭雜文》的《序言》中所說，“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魯迅之所以強調“時勢”或“世態”，自然與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1932年11月，國民黨中宣部公布《宣傳品審查標準》，規定凡宣傳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均為“反動”，凡批評國民黨政策者均為“危害民國”，應“一律禁止”。此后，這一“標準”逐漸發生了效力。1933年5月中下旬，魯迅所作的《王化》《保留》《再談保留》《“有名無實”的反駁》《不求甚解》等五篇雜文，因批評國民黨當局對內鎮壓無辜群眾、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的卑劣嘴臉，皆未能在《自由談》登出。這五篇連同此前在《自由談》上發表的38篇雜文，隨后被魯迅收入《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當年10月由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的名義出版。然而，僅僅4個月后，該書即被當局查禁。

魯迅的雜文被查禁的原因，與其批判性和戰斗性緊密相關。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以來，魯迅一向將文學視為改造社會的利器。在收入《南腔北調集》的《〈自選集〉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二文中，魯迅屢屢強調其寫作小說的動機之一，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看重的正是小說的社會價值。而對于雜文，魯迅同樣如此。據徐懋庸回憶，當魯迅看到《大公報·小公園》上有人批評其《打雜集》的文筆時，就特意將文章剪下來寄給他，并在旁邊批注：“這篇批評，竭力將對于社會的意義抹殺，是歪曲的。但這是‘小公園’一貫的宗旨。”而在《小品文的危機》中，魯迅更是反對把雜文變成“小擺設”。他指出，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的時候，人民決沒有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和翡翠戒指，他們所要的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因為人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只用得著生存和戰斗”，“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

魯迅的雜文，即是戰斗的小品文，即是“匕首”和“投槍”。《南腔北調集》和《準風月談》中的各篇，正是對準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和生存環境，小到街頭巷尾、市井百姓，大到上流社會、知識精英，都以精煉的語言折射出廣泛的社會現狀和蕓蕓眾生，使得它們在任何時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價值和戰斗意義。而魯迅雜文的主要戰斗風格，即如他在《偽自由書》的《前言》中所說，乃“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具體而言，“蓋寫類型者，于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但由于畫出了類型，導致某些人“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換句話說，往往因此得罪了許多人，引來一些無端的報復，使得作者經常處于危險的境地。對此，魯迅自是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因此改弦更張或“洗心革面”，而是堅持寫作的初衷，選擇“深沉的韌性的戰斗”。

魯迅雜文的批判性和戰斗性，在其書名和篇名上，體現得尤為鮮明。在《南腔北調集》的《題記》中，魯迅表示，準備將書名“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配對”。這兩個書名，都具有十足的反諷意味與批判色彩。實際上，這種書名上的配對，在魯迅的著作中并非個例。同一時期的《偽自由書》與《準風月談》，以及此前的《三閑集》與《二心集》、《朝花夕拾》與《故事新編》、《吶喊》與《彷徨》等等，大都具有配對的特點。對此，魯迅的解釋是：“我在私塾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干凈，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么《偶成》《漫與》《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種題目之間的配對關系，在魯迅同一時期的雜文集中，同樣并不少見。從寫作時間上來看，這些成對出現的文章，多數在同一天內完成，少數則間隔一兩天完成，都是針對當時社會上的各種弊端所發。比如《準風月談》中的《華德保粹優劣論》與《華德焚書異同論》、《幫閑法發隱》與《登龍術拾遺》、《雙十懷古》與《重三感舊》，《偽自由書》中的《從諷刺到幽默》與《從幽默到正經》，《花邊文學》中的《“京派”與“海派”》與《北人與南人》、《中秋二愿》與《考場三丑》等都是。魯迅在給書籍和文章取名時的配對方式，即是修辭學上所說的對偶。一般而言，對偶是用字數相等、結構相同、意義相稱的一對短語或句子來表達兩個相對應或相近或相同的意思的修辭方式。這種修辭方式的特點是文字凝練，句式整齊，音韻和諧，富有節奏感和音樂美，同時加強了語言的表達效果。

除了書名與書名、篇名與篇名之間的配對關系，魯迅單篇雜文的篇名本身，也往往由兩個具有配對或對應關系的詞匯構成。早一點的有《華蓋集續編》中的《古書與白話》《可慘與可笑》，《三閑集》中的《吊與賀》《書籍和財色》，《二心集》中的《習慣與改革》《宣傳與做戲》等，晚近的則有《準風月談》中的《爬和撞》《同意和解釋》《禁用和自造》《青年與老子》等。從表達效果來看，這種取名方式不僅體現了魯迅在雜文語言方面追求整齊、對稱的風格，也反映出其對相關話題的整體思考。而這，在開拓魯迅雜文的批判空間的同時，也確保了其言說內容的系統性與客觀性。

魯迅雜文鮮明的批判性和戰斗性，也體現在其使用的筆名上。1933年5月中下旬，由于審查者的壓迫加劇，魯迅的雜文接連無法在《自由談》上登出。然而他并未就此擱筆，而是改些寫法，換些筆名，同時擴大投稿的范圍，依然常常登了出來。此后，魯迅將1933年6月至11月間所作的雜文，編為《準風月談》出版。與作者之前的雜文集明顯不同的是，這部集子中每篇雜文的標題下面，都附上了發表時使用的筆名。從數量上看，《準風月談》64篇雜文使用了20個不同的筆名，占到了魯迅雜文所用筆名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這20個筆名中，絕大多數為首次使用。

魯迅在頻繁變換筆名的同時，也往往借助這些筆名，展現諷刺的效果和戰斗的意味。《準風月談》使用較為頻繁的筆名有“游光”“豐之余”“旅隼”“洛文”等。“游光”首見于雜文《夜頌》。按照許廣平的說法：“在《準風月談》里用‘游光’的名字寫文章的，多半是關于夜的東西。”而從字面上看，“游光”可理解為游蕩的光，它是黑暗的叛逆者和破壞者。魯迅曾在《兩地書》中自述，他的反抗，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因此，他以“游光”為筆名撰寫與暗夜、黑暗相關《夜頌》《談蝙蝠》《秋夜紀游》《文床秋夢》等雜文，或許正是為了表明與暗夜、黑暗搗亂和戰斗的立場。與此類似，“旅隼”有旅飛、旅行的猛禽之意，以之為筆名，則比喻戰斗者筆鋒犀利，能深攻入敵且神速勇猛。“豐之余”首見于雜文《推》，系從1928年的通信《關于“粗人”》所使用的筆名“封余”衍變而來。此前，郭沫若署名“杜荃”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把魯迅當作“封建余孽”加以掃蕩。魯迅把他人的攻擊之詞稍加變化，用作筆名，顯然帶有一種諷刺加回敬的意味。正如《關于“粗人”》諷刺的是對《詩經·伯兮》亂加解讀的“大雅君子”，《準風月談》中署名“豐之余”的《推》《二丑藝術》《踢》《吃教》《重三感舊》等12篇雜文，所諷刺和批判的“清客”“闊人”“官商”“騷人墨客”“頑固的遺少群”等，無一不是“穿長衫的高等華人”。同樣的，“洛文”則是此前筆名“隋洛文”的簡化。后者系針對1930年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一事而起的筆名。作者將當局對其污蔑性的稱呼稍加改動，用作筆名，一面以反語的形式達到諷刺的效果，一面也通過筆名記錄這段戰斗的歷史。

在《準風月談》的《后記》中，魯迅屢屢在行文中剪貼那些攻擊他的文字。對此，他曾解釋說：“將來的戰斗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白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的。”從實際來看，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魯迅在那段時期所寫下來的戰斗性的雜文，正是其當年所處境遇、戰斗技巧和戰斗業績的忠實記錄。而他由此編成和出版的雜文集《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等，已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朽的豐碑。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