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比鄉村大，比城市小。

近來在社交媒體上走紅的“縣城文學”風格，常因往往描述陳舊、灰暗的場景而引起爭議：反對者稱這是對縣城的刻板印象和濫俗表現，支持者認為表象的背后代表了縣城的某種普遍性和共通性。

而在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縣城的形象隨著時代的不同也變化明顯。一度作為向往之地的縣城，一時成了想要逃離之地，又一時成了遠離冷酷無情大城市的溫暖家鄉。縣城被揚與棄的反轉間，或許是這幾十年時代變化的一個縮影。

壹

南京師范大學從事鄉村社會研究的鄒農儉教授，關于縣城曾有如下闡述：“中國的縣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有意義，它是中國行政建制資格最老的，從秦始皇郡縣制開始，很多建制府州地區早已消失，唯獨縣歷時兩千多年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一級建制。文學家洞察到了歷史的深邃，于是有了很多文學作品，只是在現代化城市化的大潮中，縣慢慢不吃香了，開始衰落了。”

相比通常研究當下和熱點的社會學家，文學家可能對縣城的前世今生有更多的關注。文學評論家何平在《關于縣城和文學的十二個片段》中提到，“特別是那些寫鄉村的作家，描寫鄉村一定有縣城。”

作家路遙

路遙是寫中國鄉村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人生》于1982年發表，很快引起轟動。沒有考上大學的農村高中生高加林先是從縣城回到農村，繼而又到縣城后再回到農村。縣城對于高加林而言，“他沒有走過更大的城市，縣城在他的眼里就是大城市，就是別一番天地。”

1984年上映的電影《人生》中的陜北縣城場景

而在《平凡的世界》里，同樣來自鄉村的孫少平在原西縣城上過高中之后，就再也無法回到位于石圪節公社雙水村的窯洞里務農，即便家里反對，他也堅決選擇去比原西縣更大的黃原城打零工。

如果孫少平不去黃原，他就遇不到在那里讀大學的高中同學田曉霞，更無緣成為她后來的男友。但其實微妙的是，田曉霞的父親田福軍在黃原地委任職時，她在黃原城讀師專；當田福軍去省委工作，田曉霞也在省城當了記者——生長于原西縣的她，已經沒有半分可能再回到原西縣生活。縣城是一些人的目的地，也是一些人的中轉站。

路遙筆下上世紀80年代的縣城場景因拍攝影視劇而復原

路遙筆下的縣城，已經具備了雙重涵義：相對鄉村是城市、相對城市是鄉村；一些人拼命想來，一些人走了就不會回來。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王朔、賈平凹和劉震云的小說以城市為背景，縣城的受關注度已然大減。

文學題材上縣城的漸隱，映射的是現實中城市化進程的興起和加速。當更加耀眼的城市出現、當鄉村生活不再像之前引起讀者共鳴，小縣城當然要讓位于大都市。

貳

縣城女性櫻桃，連續出現在并非歌手的小說家張楚2004年的短篇《櫻桃記》、2008年的中篇《剎那記》里。到了今年的長篇《云落圖》里，櫻桃換名“萬櫻”依然存在。

1974年生的張楚，一向以擅長用中短篇小說編織縣城故事聞名，但在《云落圖》里，櫻桃在縣城的命運走線變得更加復雜，關聯的人物也更多。同年出生的已故小說家黃孝陽，2013年發表短篇小說《錢秀麗》，寫的同樣是縣城女性：作為曾經的縣城一枝花、高中時代的夢中女神，錢秀麗最終在縣城守著一個雜貨鋪維生。

小說的最后寫到：“她嗯了一聲，掉身往回走，越走越快。身體里傳出令人心碎的聲響。過了一會兒，一只看不見的大手把她從街道上擦掉了。”

在《人間值得》中，黃孝陽寫下了一個縣城惡棍的簡史

縣城的容量有限。生于1976年的作家阿乙，2002年時辭掉公職鐵飯碗，離開了自己的縣城去了河南然后是北京。當時經濟快速增長，去珠三角長三角淘金的比比皆是，而懷揣文學夢的阿乙不能忍受的是：在縣城唯二的買書渠道報刊亭和新華書店，都買不到他要的文學書。

多年后面對許知遠，阿乙說：“中國有很多很好的知識分子，寫了很好的文章，辦了很好的雜志，寫了很好的書，但他們的東西進不了縣城。這種情況下，其實只有離開。后來到北京，才能接觸到這些多元化的東西。要是在縣城，你的精神生活不得不被鳳凰傳奇、汪峰所決定。”這是互聯網興起也難以彌補的差距，和縣城氣質格格不入的文藝青年，除了離開別無他途。

作家阿乙

但近年來也有人會回去。1983年生的作家孫頻，“從大城市回歸故里”是其寫作主題之一。從小生長于縣城的她，小時候經常路過一條老街，當時每次都恨不得盡快逃離這些破敗的建筑。等她真正知道那些建筑都是明清甚至唐朝時留下來的時候，重返縣城看到更加破敗了的建筑，才知道這背后的文化厚重幾何。

《以鳥獸之名》中，離開冷漠的城市回歸自然是主題

1984年生于成都郫縣（今郫都區）的作家顏歌，有類似的體驗，在2015年出版的《平樂鎮傷心故事集》序言中她說：

“世上的故事總是諷刺。小時候我走在灰漆漆的郫縣街上，總是想著要趕緊長大離開這里……現在我也不想走了，長大了也不著急了，可能是臉皮厚了的緣故，有時候回郫縣看我爸，走在街上，猛然一個大廣告，說有個火腿腸要‘走出中國，走向世界’——這對火腿腸或許是好事，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

1987年生的作家王基勝（遠子），在北京當了十年北漂、出了三本書之后，于2019年回到故鄉湖北紅安，在廉租房里繼續寫作。生長于福建漳州云霄縣的90后女孩方愛瓊（大愛），在廈門市生活十余年后，回到漳州為縣城青年做起了雜志《城關阿志》，建起屬于縣城青年的“小空間”。

大愛在閩南常見的祠堂前讀《城關阿志》

這些書寫縣城文學的作家們，幾乎無一例外來自于縣城。如果說對于大城市的原住民而言，縣城只是旅游和觀光的地方，是被偶爾窺視的“他者”；而對于張楚、孫頻以及大愛們，縣城則是他們曾經由“一草一木、每條街道、每條河流”構建的全部的生命體驗，是踏過“千層山，萬重浪”之后，也依然血脈相連的故鄉。

因此，當大城市的青年們以一種符號化的表達去構建他們對縣城的想象時，這些真正經由縣城人書寫出的縣城敘事，或許才是更應該被關注，更寶貴的“縣城文學”。

叁

還鄉時的蕭條破敗、物是人非，向來是作家的常見體驗。1919年12月，魯迅從北京回鄉搬家，兩年后寫了《故鄉》：“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

如果當時有社交媒體，也肯定會有人不同意魯迅而開懟，一如當下關于“縣城文學”是否能代表你我他各自的縣城一樣爭論不休。

但就算同樣是縣城，差別之大也可能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

長三角珠三角的全國百強縣，與中西部剛剛脫貧的縣，同為縣城但天差地遠；在同一個縣城的新區舊區，可能是高樓大廈與老破小的強烈反差；住在同一個縣城里的居民的生活，既有歲月靜好，也有慘淡度日……中國的縣城實在太多、差異也太大，一定要給“縣城文學”下一個簡單粗暴的、符合自己認知和體驗的定義，結果只能是盲人摸象各執一詞，吵到世界末日也無真相可言。

而且縣城本身也在經歷巨大變化。負載兒時記憶的幼兒園、小學、中學、住處可能消失得一干二凈，只留給回鄉懷舊的游子一片空白。是的，總會有人生發出回歸縣城的念想——而一旦真的回鄉，能否適應縣城特有的生活方式、容忍小地方的某些痼疾，又成為了新的問題。

人生有時如林中路，無論選擇哪一條，都會后悔沒有選擇另一條。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縣城在城市化中的巨變，無疑是宏大的時代主題之一。北上廣深大概只占中國全國面積的0.33%，加上新一線城市這個比例也只到3%。在剩下的97%的土地上，有著333個地級行政區、2843個縣級行政區、約40000個鄉鎮和66萬個村莊。全國約84%的人在這里生長。

當縣城出身的作家們經歷過現代城市生活之后，反差帶來的沖擊會成為他們取之不盡的寫作泉源。但缺乏真正融入、誠實而長久的深刻感受，必定止于隨意貼標簽式的誤導和武斷。當作品擯除那些想當然的刻板、無病呻吟的濫情、故作悲憫的優越感和出于臆想的偽魔幻后，真正有價值的縣城文學或許才能浮現。

而我們永遠需要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縣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