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初，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界都會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文學批評界和外國文學研究界以及出版界都睜大了眼睛密切注視著即將宣布的年度諾貝爾獎（以下簡稱諾獎）得主，批評界可以就此發表一番宏論，闡述中國當代文學如何輝煌卓越，而諾獎評委會又是如何忽視了這一切，似乎有失公允，如此等等，借此表達一番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自信；外國文學研究者也可以就此話題發表一些評介和研究性論文，借此完成自己的論文發表任務，而攻讀外國文學學位的研究生也可以獲獎作家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這樣便使得自己的博士論文具有一定的前沿性；而出版界則可以立即組織人力和財力從國外購買當年的諾獎得主的作品版權以便盡快翻譯并在中國出版，或者將以前出版過的該諾獎得主的作品舊譯修訂后再版，也許還能獲取較大的盈利。近幾年來，隨著一年一度的博彩公司對諾獎得主的預測，中國文學界似乎將興奮點集中于哪一位中國作家將有幸摘得諾貝爾皇冠，殘雪、閻連科和余華都上過博彩公司的預測名單，結果每年都以最后的失望而告終。日本的村上春樹更是陪跑了多年也未能如愿以償。看來，諾獎評選確實保密性極強，要想準確地猜測諾獎得主絕非易事，它自有自己的獨特評選標準和原則。而對此，外人是無法把握的。

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挪威作家約翰·福瑟

2023年10月5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挪威作家約翰·福瑟（Jon Fosse），以表彰“他的創新戲劇和散文為不可言說之物賦予了聲音”。北歐的文學愛好者自然歡欣鼓舞，這項由北歐的文學評獎機構頒發的獎項又開始關注北歐文學了。毫無疑問，福瑟作為第四位挪威作家獲得由北歐的評獎機構頒發的諾獎，其理由自然可以做多種解釋，其中對他在文學創作的多個方面取得的藝術成就的表彰則體現在，他用挪威新諾斯克語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涵蓋了各種體裁，包括戲劇、小說、詩集、散文、兒童讀物和翻譯作品。他不僅是當今世界得到最廣泛演出的劇作家之一，同時他的散文作品也正獲得越來越多的讀者和批評家的認可和關注。確實，福瑟的獲獎在北歐文學界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為他被普遍認為是“當代易卜生”，遲早總要問鼎諾獎。而熟悉諾獎評獎內幕的人都很清楚，當年易卜生作為一位爭議很大的諾獎提名者，最終也未能獲得諾獎就于1906年離開了人世，而諾獎則不授予已故的作家。據說中國作家老舍和沈從文也因為早逝而與諾獎擦肩而過。誠然，易卜生的未獲諾獎不斷地使瑞典文學院受到北歐乃至國際文學批評界的詬病，甚至今天我在和一些熟悉的瑞典文學院院士的交談中，每每提到這件傷心的往事，他們都會表示遺憾，但卻認為挪威文學遲早會得到補償的。我想，將2023年度的諾獎授給福瑟，除了福瑟本人的巨大藝術成就和廣泛世界性影響外，至少也可算作是對當年易卜生與諾獎失之交臂的一個補償吧。

當然，關于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的大致情況，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中作過介紹和評述①，但在這篇文章中，隨著一些故人的離去以及一些新資料的逐漸披露，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再對之作一簡略的評介。

王寧 編《 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談創作》，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眾所周知，瑞典化學家和發明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1833—1896）是這一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諾貝爾獎獎金的創始人。他本人同時在科學和文學藝術方面都有著較高的造詣，因此他同時具有訴諸想象和實干的科學精神和藝術想象，并把這一原則寫進了他的遺著。他在逝世的前一年就立下遺囑，將他的大部分遺產作為基金，每年所得的利息分為五份，分別設立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及和平五種獎金，后來又增加了經濟學獎，這一崇高的獎項就是直到今天始終飽受人們熱議的諾貝爾獎。根據諾貝爾的遺囑，這一獎項應授予世界各國在上述各個領域中分別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對于諾貝爾科學獎的得主，學術界的認可度一般是很高的，一些公認的科學大師基本上會受到諾獎評委會的青睞。當然，在各種門類的諾獎得主中，爭議最大的首先無疑是和平獎，因為這一獎項受到政治因素和國際關系的影響最大，因而引發的爭議也就最多。其次便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文學獎以此基于此形成的“諾貝爾情結”。

雖然諾貝爾本人主要是一位化學家和發明家，但他并沒有忘記文學的審美功能和社會作用，根據他的遺著，以諾貝爾冠名的文學獎旨在授予那些“寫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的作家。當然，后來的人們對所謂的“理想主義”作何理解和解釋則應另當別論，但至少說明，榮獲諾獎的作家必須具有這種理想主義的情懷和遠大的審美目標，只有這樣才能寫出堪稱不朽的傳世佳作并問鼎這一至高無上的獎項。盡管文學批評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一些獲獎作家有著種種非議，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基于褒獎寫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優秀作家這一原則，諾獎確實授給了一些偉大的作家。我們至少可以開出一長串如雷貫耳的偉大作家的名單：泰戈爾、羅曼·羅蘭、法朗士、蕭伯納、托馬斯·曼、奧尼爾、紀德、艾略特、福克納、海明威、薩特、肖洛霍夫、川端康成、聶魯達、伯爾、索爾·貝婁、馬爾克斯、索因卡、庫切、多麗絲·萊辛、石黑一雄等一批舉世公認的偉大作家。應該承認，他們的獲獎是當之無愧的，同時也是無可指摘的。因為這些作家的創作已被公認為具有世界意義，有些作家即使在當下仍活躍在世界文壇上，不斷地影響著同時代作家和年輕一代的作家。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名單里還缺少另一些閃光的名字：易卜生、托爾斯泰、左拉、馬克·吐溫、德萊賽、喬伊斯、卡夫卡、普魯斯特、布萊希特、里爾克、博爾赫斯、格雷厄姆·格林、米蘭·昆德拉等②，他們也同樣以其卓越的創作成就載入了20世紀以及21世紀頭二十年的世界文學史冊。對于這些與諾獎失之交臂的已故偉大作家，無論今天的諾獎評委作何辯解都無法遮蔽其評判上的失誤。

國內批評界的不少同仁都知道，我和瑞典文學院的多位院士及諾獎評委有著多年的交往，并應他們的邀請曾于1996年、2017年和2019年三次赴斯德哥爾摩大學以及瑞典皇家人文學院和其他一些瑞典大學作過演講，期間又和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前任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和馬悅然進行過長時間的交談，因此我自然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規則多少有著一些了解。因而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一經宣布，媒體總免不了要我說幾句話③。按照我和多年擔任諾獎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的埃斯普馬克院士的多次交談，同時也參照他贈送給我的書中的記載，我得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主要根據這樣幾條原則：（1）授給文學上的先驅者和創新者；（2）授給不太知名、但確有成績的優秀作家，通過授獎給他而促使他成名；（3）授給名氣很大、同時也頗有成就的大作家④。除此之外，作為一項致力于褒獎世界文學優秀作家的獎項，諾獎有時也要照顧到獲獎作家在地理上的分布。但無論如何，就獲獎作家的絕大多數來自歐美國家這一點而言，占其主導地位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式是難以避免的。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認識，否則一廂情愿地追求諾獎評委的認可，最終只能像“等待戈多”那樣以失望告終。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恰恰是，創作出劇作《等待戈多》的法籍愛爾蘭作家貝克特卻獲得了諾獎。

縱觀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的歷史演變，我們不難發現，諾獎的評選也受制于一系列內在和外在的因素，歸納起來主要有這樣幾個因素：評獎委員的審美趣味不一，鑒賞力不盡相同，因而導致一些具有超前意識的先鋒派作家與其失之交臂，這自然是其內在的因素；而文學風尚的不斷變化，往往也會導致昨天備受冷落的作品可能在今天大受推崇，這便是外在的因素；評獎委員本身的個人偏好及涉獵面所限也會使得一些來自弱小民族和國家的作家受到忽視，這既是內在同時又可算作是外在的因素；此外，作為一項文學獎，諾獎的評選有時也不能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擾。上述所有這些內在的和外在的因素致使諾獎自開始頒發起就一直備受爭議。盡管評獎委員們多次聲明，“評獎委員會是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但正如埃斯普馬克所言，有時評委的主觀意圖未必能導致與之相一致的客觀效果，因而就不免會“產生一定的‘政治效果’”⑤，這種情況當然也是在所難免的。例如，按照獎金創始人諾貝爾在遺囑中的意愿，諾貝爾文學獎應授給寫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優秀作品”的文學家，但對這個“理想主義傾向”究竟作何理解或解釋，在各個不同時代的評委那里卻見仁見智，有時甚至對一個作家的評價竟是“截然相反的”。因而“就導致了一些真正偉大的作家未能獲獎，而一些成績并不十分突出，并未作出最大貢獻的作家倒被提名獲了獎”⑥。對此，一些有著文學良知的諾獎評委也不諱言。

盡管諾貝爾文學獎有著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當今世界上各種名目繁多的文學獎項中，仍沒有任何文學獎項能與之相比美，更談不上取而代之了。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求得諾獎評委會的認可并獲得這一崇高的獎項仍是數以千萬計的各國作家們為之奮斗的目標。這一尋求尤其在一些中國作家那里發展到了極致，因而在這些作家的心目中甚至形成了一種“諾貝爾情結”。當然沒有結果的追求到頭來注定將導致更大的失望。因此諾獎在中國文學及理論批評界便同時受到兩個極端的對待：既愛又恨。深切地摯愛這一文學創作領域內的最為崇高同時又最令人向往的國際性獎項；同時又痛恨諾獎評委為何不把這一大獎授給中國作家，或更為直白地說，為何不把這一大獎授給自己。多年前，當我在和埃斯普馬克談起這件事并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促使諾獎評委會把目光關注中國作家時，他只說了一句，“這應該是一個時間問題了”，隨后便笑著問我：諾貝爾文學只是我們瑞典文學院頒發的諸多獎項之一，只是這一獎項知名度高且獎金豐厚罷了，為什么你們中國作家如此看重它呢？⑦的確，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促使我們捫心自問：為什么我們中國作家要如此看重諾貝爾獎呢？難道我們的文學創作就是為了獲得諾獎嗎？當然，倘若果真有幸憑著自己作品的卓越成就和廣泛的影響獲得諾獎自然是一件大好事，除了證明一個作家的創作得到了國際最高獎項的青睞，還至少說明中國文學真正走進了世界并得到國際權威文學機構的認可。我本人確實在這方面發表了不少文字，客觀上也起到了為之在中國的影響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預測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概率始終是媒體最為關注的一個話題。我曾經為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的失之交臂感到憤憤不平，并就此問題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委員作過多次探討，但得到的回答也和前面提及的埃斯普馬克的問題一樣：諾貝爾文學獎只是瑞典文學院頒發的諸多文學獎項中的一種，為什么中國作家如此看重這一獎項呢？這個問題確實擊中了中國當代作家中長期存在的一種“諾貝爾情結”。針對這一情結，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是“諾貝爾情結”而非其他情結呢？恰恰是因為諾獎在世界文學界各種獎項中影響最大，所以一切致力于為全世界的讀者提供精神文化食糧的作家都不會對之忽視的。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的文學究竟為誰創作？我認為首先是為本國和本民族的廣大讀者創作的，其次，如果作品涉及一些全人類共同關心的基本問題，那就有可能通過翻譯的中介走向世界，為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更為廣大的讀者閱讀和欣賞。再者，通過批評界的批評性討論和文學研究者的深入研究，一些優秀的作品肯定會受到包括諾獎在內的一些國際性獎項評委的關注進而斬獲這些獎項。但前提首先是作品必須是真正優秀的，表現手法必須具有新穎性和獨特性，并且帶有鮮明的理想主義傾向。不在這幾方面努力，僅僅瞄準諾獎或其他獎項而創作肯定是寫不出優秀作品的，到頭來只能以失望而告終。因為這一情結不但不會助力作家的創作，有時反而會阻礙他們的創作想象和技巧革新。此外，我們還必須認識到，諾貝爾文學獎畢竟是西方的文學機構頒發的一個獎項，由于西方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頒發給西方作家是不足為奇的。

正是由于諾獎評委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式的主導，來自東方的作家很少獲得諾獎。對于這一點，諾獎評委會早已有所認識，并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將精通漢語并有著廣博的中國文學知識的漢學家馬悅然選為文學院的院士并參加諾獎評選。盡管國內學界對馬悅然有些不公正的看法，但從我和他的多次接觸和了解，我應該負責任地說，馬悅然對把中國文學介紹到整個西方世界都作出了別人無法替代的貢獻。2019年當這位九十五歲的老人未能抵抗住病魔的侵襲而與世長辭時，我立即回復告訴我這一噩耗的羅多弼院士：“馬悅然先生生前不遺余力地在西方世界譯介中國文學，并在全世界大力推廣中國當代文學，他的巨大貢獻和歷史功績將永遠得到人們的銘記。我作為他的一位朋友，一定要撰寫一篇文章悼念這位老朋友……”⑧同時，我也認識到，馬悅然的逝世在中國文學界與瑞典文學院的交流之間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使我們失去了一位知華友華并對中國文學深深摯愛的老朋友，中國作家問鼎諾獎將更加步履維艱。我和一些瑞典朋友曾經對另一位稍年輕的漢學家陳安娜抱有厚望，希望她能早日入選瑞典文學院，并參加諾獎的評選。但我們的這一愿望至今仍未能兌現。好在安娜年齡還不大，還可以等待。但是中國作家卻不應該一味去等待得到諾獎評委的認可。我們應該克服這種不必要的“諾貝爾情結”，勇于在文學藝術的殿堂里辛勤耕耘，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想象力，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回答我們這個時代之問。

當前，高科技的迅猛發展，人工智能的日益更新，使得傳統的人文學科領地日益萎縮，一些國家的大學為了節省教育經費，竟然撤銷或合并一些文科院系，國內也有一些大學采取壓縮文科的手段，以為這樣就可以節省經費用以發展國家急需的學科領域。殊不知人文學科并不需要偌大的實驗室和昂貴的儀器設備，只需要一個館藏豐富的圖書館和可與同行及其他不同學科的學者進行交流的平臺，再加之少量的足以使他們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和學術活動的經費就可以產生出改變社會和人們的思想的精神文化產品。作家更是如此，只要有一個可供他們思考和寫作的空間，保證他們基本的生活條件，他們就可以充分發揮其藝術想象力和文字的力量，創作出供人們享用的文學藝術作品。就此而言，我認為我們的作家應該克服這種“諾貝爾情結”，將其改變升華為一種巨大的精神和藝術想象力，為我們的時代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這樣，他們就有可能為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同時也為全人類留下寶貴的文學藝術作品。

也許有人會說，在當前這個高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ChatGPT的橫空出世更是給本來就日益萎縮的文學市場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這些人工智能手段不僅可以創作出文學作品，同時也能將用一種語言創作的作品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從而不僅是文學創作者，甚至文學翻譯者也為自己的工作前途感到堪憂。但我的回答是，我們在克服了不必要的“諾貝爾情結”后，更不要產生另一種“人工智能情結”：包括ChatGPT在內人工智能軟件，只能通過儲存信息和編制算法反映具有一般文學才能的人的水平，而對于那些卓越的文學天才以及那些仍在致力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創造性作家，它們只能盡可能多地從他們那里吸納和接收信息并編制新的算法，而無法全然超越這些文學天才和探索者的文字才能。文學翻譯也是如此，對于一般的科學技術文檔，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準確快捷地將其翻譯，而對于那些尖端和前沿的創新性成果，其內涵的數據和信息顯然超越了人工智能所儲存的信息以及其算法的局限，因此很難完美地將其翻譯，這時專業人員的后期校對和編輯就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而對于文學這樣一種高審美和文化含量的精神文化產品的創造，人工智能只能將其字面意義較為準確地在另一種語言中再現出來，而對其含混的微妙的隱含意義和情感表達，不僅人功能智能系統無法識別并準確地再現，即使是其智商和知識略遜于原作者的人工譯者也難以勝任。所以有鑒于此，我的看法是，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依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必然由人工智能取代，而少數語言文學天才作者和譯者仍然不必要擔心自己是否會丟掉飯碗。所以對于作家來說，越是在想象力匱乏的時代，越是要充分發揮其非凡的想象力，這樣我們就有希望創作出不朽的文學作品，然后通過翻譯的中介，走向世界，為全人類的讀者所閱讀和欣賞。這樣，即使諾獎評委不來光顧，照樣可以進入其他獎項的評委的視野。

【注釋】

①這方面可參閱我主編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談創作》（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以及我的一些期刊論文：《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述評》（《外國文學》1987年第11期），《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質疑與反思》（《外國文學》1997年第5期），《多麗絲·萊辛的獲獎及其啟示》（《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2期），《諾貝爾文學獎、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6期），《世界詩歌對諾獎的貢獻》（《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等。

②根據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前任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和我的多次談話所示，有些作家未獲獎是有客觀原因的，例如薩特當時為肖洛霍夫未能獲獎打抱不平，但后者第二年就獲獎了。具體情況可參閱埃斯普馬克《諾貝爾文學獎內幕》（Le Prix Nobel：Histoire Interieure d’une Consecratione littéraire）一書，由巴蘭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③我本人就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文學這個話題曾多次接受國內外媒體的采訪，其中最近十多年在國內外的兩次接受媒體采訪分別是2007年和2013年：2007年11月7日至10日出席在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舉行的美國文學翻譯家協會（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成立30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時，《世界日報》（北美版）記者劉景勝對我進行專訪，其中一個重要話題就是中國作家能否在最近的十年內獲得諾貝爾獎，我當時的看法是比較樂觀的，并提及兩位最有實力的中國作家：余華和莫言。參見《世界日報》2007年11月9日號“德州新聞”版B2上劉景勝的專文“中國作家將斬獲諾貝爾文學獎”；2013年加拿大作家門羅獲獎后我又應中央電視臺英文頻道邀請就此發表了評論。而在一般情況下，我則盡量不在媒體就這一敏感話題發表意見。

④⑤⑥參見王寧：《瑞典皇家文學院院士埃斯普馬克談諾貝爾文學獎》，《文藝報》1987年7月18日。

⑦王寧：《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學和文學的未來——訪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教授》，載《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比較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第397-403頁。

⑧王寧：《懷念馬悅然先生》，《文匯讀書周報》2019年10月28日。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