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時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2周年，由中國文聯、中國影協、山東省文聯共同主辦的紀念于敏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國文聯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謝力，中國評協主席、中國文聯原副主席夏潮，中國影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鄧光輝等領導與相關專家、藝術家及于敏同志家屬代表，深情回顧了與于敏同志交往點滴，充分肯定了于敏同志在電影創作、電影理論和電影批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認為于敏同志始終把表現勞動人民作為自己的創作信條，自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其創作理念、創作態度和藝術追求對當今文藝工作者有著寶貴的啟示意義。本報特刊發與會專家丁亞平發言文章，共同緬懷于敏同志忠誠為黨、一心為民、赤誠為藝的光輝一生。

——編 者

電影藝術家、作家、文藝理論家于敏

中國影協召開于敏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我認為這個座談會特別有價值、有必要。于敏作為“十七年”電影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電影編劇、在新中國電影史上具有一種“元電影”式影響的重要電影人，在多重意義上有著值得研究和討論的空間。

《橋》與銀幕“新人”

首先我想談的是他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編劇所創造的經典性。于敏在自傳里曾提及這個經典的創造是一種偶然的結果。因為當時同時期另有一部寫工人的劇本也完成了，但由于還需要修改，所以《橋》在時間上成為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但客觀去研究，實際上這個“經典”的誕生亦是必然。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想這需要追溯至延安時期。于敏先生顯然是延安文藝精神的踐行者。這個時期，在延安有兩件事對于敏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小至創作層面，大至人生觀念上。第一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第二就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是在這一文藝方針指引下，于敏持續反思了個人的創作思維，才有了后來《橋》的出現。當時在寫作《橋》這一劇本時，于敏對電影劇作尚沒有一個系統的認識，他和王濱等電影人為了創作，響應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出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頁），便專門投入工農兵的一線工作中去。于敏當時舉家搬到鞍鋼，“到生活中去”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展現的。他看到了修江上大鐵橋的艱難與工人的堅韌不拔，才寫作了《橋》。為了寫這個劇本，他每天坐在環形椅上，佝僂著腰，在膝蓋上寫作。經典正是這樣寫就的。

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結構中，包含人民性的兩個歷史主體——工人和農民。于敏和王濱導演合作的《橋》的貢獻在于，它為人民電影創作提供了可行路徑，即在階級屬性的基礎上塑造人物形象和架構故事，“立意把創造歷史的真正主人公化為藝術形象”（于敏：《跋宋杰文》，《電影藝術》1995年第5期），成為后來工業題材電影的重要參照。

《橋》的意義還在于，一方面繼承了解放區文藝的傳統，使“憶苦思甜”的平民視角成為電影敘事中的重要內容。一方面形塑了銀幕上的知識分子形象及其期待的視野，作為此后該形象的基本范式，被廣泛接受與借鑒。于是，一種經典的電影敘事結構得以建立，它展現了社會主義銀幕中的“新人”形象，錨定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方向，成為電影文本的“典型”。

就此而言，于敏和他的《橋》在有關過去的無限經驗形塑關于未來的期待等方面，展現出開辟性意義。

電影事業的多面手

接下來，我想從電影編劇的身份認知中跳出來，談電影家于敏。

1979年，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更名為“中國電影家協會”。當時成立了新的書記處，袁文殊為第一書記，于敏也是書記之一，還兼任過《人民電影》的主編和藝術研究部主任。無論是電影創作還是辦刊，他的宗旨都是腳踏實地，絕不空談。對于概念化的電影認識，他是很反對的，其觀點是“但是藝術絕對地需要追本溯源，需要探尋帶有規律性的創作經驗。所謂借鑒，一要廣，即今古中外法，不光研究上品，也要涉獵中品和下品。多多比較才會有獨到的鑒別。二要精，即深入到形象思維和創作方法的最奧秘的所在”（于敏：《銀幕呼喚可愛的藝術形象》，《電影藝術》1995年第1期）。于敏還論述過“好電影”，他說：“什么樣的電影是好電影?從接受者的我說，起碼的要求是看時不打哈欠，愿意一直看到底。這樣的電影每年都有一些，或者說，頗不少。可以給它們打一個加號。如果影片看完以后，其中的人物形象，不論是可愛可憎可鄙可恨可笑，能縈回于我的心頭；其中的情節，不論是可喜可悲可怒可樂，能引起我的回味；而通過這人物形象和情節場面，能使我的心靈受到感染，使我對人生對社會增加一點認識，這樣就可以給它兩個加號。藝術無止境。如果影片更好，除了上面說的一套，還站在時代的前列，形象地說出千萬人想說還說不出的，想喊還喊不響的，想做還做不到的，一句話，是公認的我們時代的藝術典范，讓人看一遍不夠，還想再而三地觀賞它，那就可以打三個乃至更多的加號了。”（于敏：《好電影四點論》，《文藝理論與批評》1997年第5期）他的論述，和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提出并做持續闡述的“基本電影”及其包含的何種期待與要求是一致的。我想，這對今天的中國電影確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對于辦刊，于敏先生同樣高標準嚴要求，認為要研究真問題，研究對電影有實際價值的問題，而不是空泛地夸夸其談。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他在《電影藝術》上發表過多篇有見解的文章，他的觀點，當然包含某種過去、當下與未來之間特定的關系與印記，但勇于“求真”，樹立現實主義大旗，是他努力的鮮明取向。同時，他還是金雞獎第一屆25位評委之一，后來還陸續擔任多屆金雞獎的評委。

我們看到，于敏既有電影創作的多個實踐，有著卓越的成就，還有辦電影刊物的經驗，并持續參與到電影評獎的工作中，發表理論文章，還積極倡導“來自第一線”的群眾影評、“工人影評”，可以稱得上是電影事業的多面手。

站在時代精神的風口浪尖上

最后，我想說的是他的精神光譜。于敏有一本自傳，書名叫作《一生是學生：于敏自傳》。

“一生是學生”，是他的謙虛表達。但我通讀他的自傳后，感覺到于敏先生是非常真誠地“站在時代精神的風口浪尖上”（于敏：《銀幕呼喚可愛的藝術形象》，《電影藝術》1995年第1期）。他在寫劇本時，反復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懂，擔心寫不好。后來盡管他資歷老，經驗豐富，但是在擔任電影刊物主編和擔任電影節評委時，他仍舊覺得自己是個外行人，常常表示自己是個不及格的評委。而其實，伴隨時代的腳步，他“一直在行走”，在觀察，在思考。這樣的意識與品格是如今浮躁的環境下，我們都需要去學習的。2009年，當時95歲高齡的他來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會議室，來參加我參與編寫的《延安文藝史》（艾克恩主編，兩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的新書發布。他曾在28歲風華正茂的年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是那張珍貴的座談會全體代表合影照中的八十余人之一。新書發布會那天，于敏表現出對延安所懷有的深厚感情，他是那天到會藝術家和前輩中年齡最大的，他身形挺拔，發言思路清晰，而且還是那么活潑、靈動、有趣，他的思想活力、生命活力格外驚人。我想正是“一直在行走”的初心，讓他始終是年輕的、熱情的、可愛的，也是開放的、屬于未來的。

（本文系作者在“紀念于敏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二級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學部長）

于敏（1914年4月—2014年10月），出生于山東省濰縣（今山東濰坊市），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作家、文藝理論家，中國影協原書記處書記。他曾編劇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和在中國電影史上享有盛名的愛國影片《趙一曼》，后又創作了《高歌猛進》《無窮潛力》《工地一青年》《爐火正紅》《天外有青天》等一系列謳歌新中國工業建設、贊美中國工人階級偉大功績的工業題材電影劇本。1978年，于敏調入中國影協擔任書記處書記、《電影藝術》雜志主編，主導創立了中國電影金雞獎，為中國影協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