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以來，中國的鄉村發生了數次巨大變化，都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經典作品，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是最根本的巨變，但尚未得到充分的書寫。“土地改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耕者有其田”的問題，也結束了因土地分化而帶來的歷代王朝興衰、治亂的循環，開啟了中國史的新一頁，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風驟雨》以文學的形式記錄了這一偉大變革。“合作化”是新中國成立后為避免土地分化而采取的集體化措施，也為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礎，柳青《創業史》、周立波《山鄉巨變》、趙樹理《三里灣》等經典作品為我們描述了這一社會進程。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在合作化所奠定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調整了生產的組織形式，這就是“包田到戶”，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這一政策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鄉村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繁榮發展，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高曉聲《陳奐生上城》、路遙《平凡的世界》、賈平凹《浮躁》、何士光《鄉場上》等作品為我們記錄了這一時期的社會變化與人們精神面貌的變化。這些鄉村巨變每一次帶來的都是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的根本性調整，以及鄉村面貌天翻地覆般的巨大變化，對比魯迅小說中舊文化統治下的鄉村世界，以及茅盾小說中瀕于破產邊緣的鄉村經濟，土改以來的鄉村敘事展現了中國鄉村新的活力與新的前景。

新時代山鄉巨變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

新時代山鄉巨變是這些變化的積累與延續，也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從整體上改變了中國鄉村的面貌，中國鄉村正在擺脫貧困，走向富裕。中國鄉村正在走向城鎮化與現代化，中國也正在從“鄉土中國”轉向“城鎮中國”，現代性的法制、教育、醫療、交通、物流與基礎設施等進入鄉村，彰顯了時代的巨大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傳統的中國文化與農耕文明也受到巨大沖擊，鄉村中“家族中的人”正在轉變為現代社會中原子化的“個人”，傳統的時間觀念、空間觀念、家庭觀念、生育觀念等，在現代化的沖擊下也正發生著巨變。農村土地作為傳統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在現代經濟中已大幅貶值，農業作為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整體中的比重也在降低。新時代的新觀念與新技術，也在同步塑造和影響著新時代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比如，農業機械的普遍應用大幅降低了傳統農業的勞動強度，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等新概念重構了鄉村的食品觀念，微信、抖音、拼多多等APP的使用正在重塑新的生活方式與新的人際關系模式，“空氣可以合成糧食”“細胞可以培養肉”等可能的技術進步也在極大地沖擊著人們的傳統觀念。

當前中國鄉村中不僅有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也有逐步發起來的工業文明，還有飛速發展的信息文明，在西方數百年歷史上逐漸演變的農業、工業、信息等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明體系，在當前的中國鄉村中彼此共存共生，互相沖撞激蕩，混雜糅合在一起。現在的鄉村中既有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沖突與融合，也有工業文明與后工業文明的矛盾與和解，包蘊著無限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可能性。

我們說新時代山鄉巨變是最具根本性的變化，就在于在我們這個時代，傳統的中國鄉村正處在逐漸消亡或走上新生的歷史性時刻。在20世紀文學史上我們看到的傳統鄉村，有其內在的生活秩序、邏輯與觀念系統，這是宋明理學下沉到鄉村所奠定的禮治秩序，已有成百上千年的歷史，也是費孝通《鄉土中國》等著作所描述的中國鄉村與中國文化的特點。但進入20世紀之后，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05年科舉制廢除后，傳統鄉紳“耕讀傳家”的仕進之路被終結，他們不得不去城市謀求新的出路，或經商或留學，接受西方現代文化的沖擊。鄉村依然是傳統文化的聚集地，但越來越多的文化階層從鄉村走向城市，造成了鄉村空間的文化衰落。這也構成了中國城鄉之間文化差異與矛盾的緣起。此后歷經土改、合作化、包田到戶等諸多社會變遷，中國鄉村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巨變還都是鄉村內部土地關系、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新時代山鄉巨變改變的則是“鄉村”及其存在狀態本身。

山鄉巨變為文學創作提供廣闊天地

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不少村莊的存在形態正在消失，而轉變成為了城市中的街道或社區，在現代化的視野中，傳統鄉村中的人際關系、倫理秩序與生活觀念也在經歷巨大的裂變，這都是此前的巨變中所沒有或極少見到的。可以說這一巨變較之土改、合作化、包田到戶等更具根本性，也更具歷史性，可謂千年以來中國鄉村最大的變化，其中蘊含的深層意蘊與意義可能尚需時日我們才能深刻認識到。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城鄉關系的變化。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談到，在中國，“鄉村”與“城市”的區別不僅在于城鄉二元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也在于來自不同的文明視野，或者說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等現代核心命題在中國社會內部構造出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鄉村”與“傳統”“中國”聯系在一起，而“城市”則與“現代”“世界”聯系在一起，城鄉之間的差異（包括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差異），就是“傳統”與“現代”的差異、“中國”與“世界”的差異。而伴隨著現代化與城鎮化的推進，城鄉之間的差異逐漸消弭，那時的鄉村必將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但傳統的中國文化將在何處立足，或者我們能否發展出一種適應城市生活、現代生活的中國文化？這將是對我們的巨大挑戰。

新時代山鄉巨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面鏡子，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天地。但我們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不能僅就新時代寫新時代，而要有歷史感與未來感，這樣才能從整體上將之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階段加以把握；也不能僅就鄉村寫鄉村，當代鄉村涉及到的問題是與城市、中國、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需要有開闊的視野、廣博的知識、切身的體驗，才能真正認識到當代鄉村正在發生什么。以脫貧攻堅為例，我們說“中國鄉村正在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看似簡單，但這卻是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通人也能吃飽穿暖的時代，即使史書上稱頌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下層老百姓的生活也極為艱難；但對于文學來說，我們也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如何書寫富裕或正在富裕起來的農民，如何描繪他們的生活變化與內心世界。在魯迅、茅盾等人開創的文學傳統中，我們有描寫窮苦、窮困農民的豐富經驗，但在文學史上我們是第一次面對擺脫絕對貧困的農民，這是對當代作家的巨大挑戰。

再如土地與人的關系，在描寫土改、合作化、包產到戶的經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與土地的深厚感情，“我們終于分到了土地”，一句話蘊含著千百年的夢想和一個時代的最強音，曾經打動了多少人的心。但在我們的時代，土地與人的關系卻變得逐漸疏遠了，不少人擺脫土地進城打工，或者在鄉村從事其他行業。這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來說是進步，但從土地與人關系的角度，我們正在經歷的卻是極具歷史性的時刻，也是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戲劇性轉折，我們該如何從整體上把握？中國鄉村的城鎮化與現代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必然，但從中國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則值得再思考，鄉村是傳統文化的根據地，當更多的人成為“城里人”之后，我們如何在新語境中傳承與發展傳統？

以文學參與構建嶄新的時代文化

這些都是我們在新時代必須面對與思考的新現象、新問題。只有從各個角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經驗，我們才能書寫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史詩。這也是我們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要性與價值所在。傳統中國文化建基于傳統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之上，經過近兩個世紀的艱難探索，在我們進入新時代之后，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社會結構由“家-國”轉變為“人民-國家”，生活方式越來越現代化，必然要求在新的經濟基礎上發展出新的中國文化。這種新的中國文化必然與傳統中國文化不同，但又是在傳統中國文化根基上生長出來的，也必然與現代西方文化不同，而有著中國人獨有的底蘊、胸襟與情懷。

只有構建出這種新的中國文化，現代中國人才能擺脫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鄉村與城市之間的掙扎彷徨，才能真正實現安身立命。目前這種新的中國文化尚處于理論構建階段，這就為新時代文學的探索提供了豐富的空間。與理論建構需要縝密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不同，文學創作與活潑潑流動的生活、鮮活的經驗與個人的直覺貼得更近，文學可以深入紛繁復雜的生活及其不同側面，不斷發現新的經驗、新的矛盾與新的現象，并以獨特的方式呈現出來，從而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經驗的基礎和美學的向度。

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文學的意義不僅在于文學，也在于以文學的敏感與先鋒性走在時代的最前沿，發現新時代山鄉巨變蘊含的深刻意涵，并在構建新的中國文化中發揮其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這也正是魯迅等新文學的開創者在他們那個時代所起到的作用，我們在今天應該繼承他們的傳統與精神，在對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書寫中凝聚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凝聚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學、凝聚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

（作者系《小說選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