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民族復興與百年變局相交織的歷史方位，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本原理和根本規律，展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豐富思想內涵和重大理論成果。事實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的文化使命的提出，厚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地基之上，是時代發展之所需和歷史進步之必然。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深入把握文化對于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諸要素的作用，在繼承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進程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因此，立足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深入揭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唯物主義意蘊，將為我們全面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之理論精髓，從而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提供重要的理論啟迪和思想指引。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必然性

通過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理論觀點的批判性反思，馬克思意識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具有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思想文化發展歸根到底不能與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狀況相脫離。從經濟基礎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之所以在近代處于“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歷史境遇，遭遇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與文化主體性危機，從根本上是與當時不發達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落后的社會經濟狀況直接相關的。因而，在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之中，盡管很多仁人志士也看到了捍衛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意義，但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發展水平尚不足以支撐文化主體性的真正凸顯。

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歷程中，始終堅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的運動發展規律，牢牢掌握經濟基礎所具有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這一基本規律，帶領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經濟狀況與生產力水平取得了長足發展，中華民族迎來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事實上，正是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建設文化強國的問題越來越清晰地凸顯了出來。

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從這一角度出發，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必然會提出文化發展繁榮興盛的現實需要，提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基本要求；物質生產上實現獨立自主，必然會進一步提出堅定文化自信、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的現實要求。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使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確立與鞏固具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新的文化使命以中國的現實歷史發展為基礎應運而生，既是時代發展之所需，也是歷史進步之必然。

文化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史觀雖然強調經濟基礎具有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但這決不意味著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將人類社會的一切方面都直接歸因于經濟因素的“經濟決定論”“經濟唯物主義”。事實上，正是為了反對很多學者錯誤地強調經濟因素具有唯一性的決定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并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總是得到實現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文化作為上層建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受到經濟基礎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影響的同時，也會對上層建筑諸要素、對經濟基礎產生重要影響，成為歷史發展合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立足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對文化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形成辯證把握。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就明確指出，我們在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在全面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的基礎上，從文化關乎國本、國運的戰略高度深刻把握文化在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和鞏固文化主體性、堅定文化自信等一系列重要論述。

以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開啟了把握文化主體性問題的自為性維度，具有重大的歷史唯物主義意蘊。文化主體性的確立和鞏固固然離不開經濟發展等物質基礎，但文化主體性并不會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發地生長出來，文化本身也并不會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動地發揮促進社會各領域協調發展的功能，這都有待人們的自為性建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塑造了以資本主體性來宰制文化的基本結構，并通過文化發揮促進資本剝削和積累的作用，進而以文化為載體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剝削和掠奪。這不僅不能推動社會各領域的協調發展，反而會逐漸使文化成為阻礙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新的桎梏。因此，我們只有確立、鞏固和發展文化主體性，造就文化意義上的堅定自我，才能真正發揮文化所具有的教化眾生、統合社會的重要功能，發揮文化所具有的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從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推動文化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進步。

中華民族歷史積淀的思想文化傳統

歷史唯物主義反對經濟決定論，在強調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重要的反作用、強調上層建筑諸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的同時，重視社會意識形式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恩格斯指出，哲學等“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在受到經濟基礎制約的同時，也存在著一系列由前人所流傳下來的思想資源和歷史傳統，“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所以，不能以經濟決定論的方式簡單地來解讀這些特定思想材料的全部內涵，而是應看到社會意識形式有相對獨立性，不同國家和民族都有不同歷史文化傳統所積淀下來的特有的思想文化內容。

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強調要深刻理解“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指明“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繼承并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文化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的觀點，形成了對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理解。在文化繁榮程度受到經濟基礎制約的同時，文化也會基于相對獨立性實現自身的更新演替。中華民族在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進程中，積淀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和文化內容，形成了以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突出特性的中華文明，不斷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筑著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因此，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行穩致遠，決不能僅僅重視社會經濟因素，同時也要對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思想文化傳統形成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只有基于對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準確把握，我們才能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間的內在契合性，看到兩者彼此結合、互相成就的必然結果。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最終在兩者的互相成就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進一步來說，這也就決定了擔負新的文化使命必須以“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為根本遵循，以文化的相對獨立性所構筑的獨特歷史文化傳統為基礎，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結合，從而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既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充分繼承和運用，也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發揚。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