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文學觀”是一種世界性的視野，它提供了一種跨學科、跨地域的文學研究路徑。近年來，國家和社會層面對地域發展的關注深刻地影響了現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要求我們以不斷變化的、動態發展的眼光，重新審視文學與文化研究。以大文學觀觀照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揭示了地域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發生、發展密不可分的關系，透視二者的互文、互動，聚焦地域文學既表現出地域性，又展現出超地域性的復雜面貌，使得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不僅具備宏闊的理論意義，更具有一種將文學與現實、與社會、與時代結合的實踐價值。

關鍵詞

大文學觀；地域文化；“大京派”文學

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討論由來已久，近年來再次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熱點與重鎮。這個議題的再度升溫，一方面源于社會形態的改變，包括經濟、生態、地域等多個維度的調整和轉變，自然地帶來了文學研究、文學創作的變化，特別是地域發展的演進日趨多元，無論是單個城市的迅速躍升、獨顯風采，還是城市集群的協調發展、深度融合，都直接關系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的演進。另一方面，對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的討論，本身就是現當代文學研究自身尋求真正的突破、開拓新格局的應有之義，地域與文學的互動根植于現當代文學的發生與嬗變之中。這兩重轉變啟發我們以一種多形態、多層次、多學科融合的視角跳出文學來研究文學，即以“大文學觀”的宏闊視野進入文學，向外枝蔓，走向更深遠、更復雜、更廣闊的研究空間。大文學觀帶來的不僅是一種視角的更新，一種方法的迭代，更重要的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超越，一種文化內蘊的擢升，楊義曾說：“大文學觀不僅是一種知識構成或知識重組，它更重要的是一種世紀性的文化襟懷。”我們不單要重視從地緣上劃分文學的類型，研究文學的地域性、獨特性，而且要在這種地域性中發掘文學同地域文化之間深層次的聯結，透視地域文化與文學之間相互影響的血脈聯系。地域文化與文學存在一種互文關系，地域文化滋養著在各異的風土人情中生長出來的文學，而文學又不斷地反哺地域文化，為其注入新鮮血液。地域的發展與文化的演進交織相融，相依相生。但是，地域文化與文學之間的互文、互動、互養，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而是內在地包含一種超越性，文學作品體現著一位作家涌動著的“性靈”和全部的生命體驗，自然地越過了空間的限制，顯示出超地域性。“大文學觀”則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地域文化與文學復雜互動的通道，帶來地域文化與文學結合的活力與張力。

一 地域文化與文學的互文、互動

地域文化與文學自身的發展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之間的互動與融合，構成了以地域文化進入文學研究的可能與張力。地域文化深刻地作用于一個作家的性格氣質的塑造、審美情趣的培養、思想特質的生成乃至人生道路的選擇，并無可避免地進入作家塑造的文學世界。現代作家本身就有極強的地域意識，他們不但自覺地書寫地域，有意識地對地域與文學之間的聯系加以闡釋，而且對地域文化具有一種精神上的認同，地域文化構成了現代作家的文化根脈。魯迅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所作的序言，即關注到作品極具地域色彩的作家，如“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蹇先艾，“蓬勃著楚人的敏感和熱情”的黎錦明……經由不同地域文化浸潤的現代作家，在復現、回溯故鄉記憶的時候，既包含時代性的歷史縱深，又體現出獨特的生命體驗與現代經驗，同樣也參與建構了一處地域的文化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地域文化哺育了現代文學，現代文學也進入了地域文化的流動與延傳之中。

地域文化是現代文學的一重底色，各異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現代作家獨特的文學個性。“五四”以來的現代作家身上，既充盈著西方現代思想的銳氣，又浸潤著中國大地上廣袤、復雜的地域文化氣息。中國社會多元的地域文化樣態使在不同地域成長起來的現代作家，以各自不同的、帶有原始色彩的地方經驗與現代思維產生一種持續作用的張力，這種張力推動了現代文學的演進，“地域”與“現代”的耦合使得現代文學呈現出多樣的面貌。梁啟超曾經在論述地理與文明之間的關系時指出，“起于南方者其勢常日蹙，以寒帶之人常悍烈，溫帶之人常文弱也……凡此諸端，無不一一與地理有極要之關系。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歷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歷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待以成人也。”正如魯迅的書寫背后是浙東，老舍的文字關聯著北京，沈從文以湘西為念，蕭紅透視的是東北，李劼人展現了巴蜀，莫言講述高密，賈平凹關心陜北……在他們的作品中，地域不僅是一種歷史性、地方性的維度，一種對于時間、空間的確證，而且作為一種文化的根脈，作為一種展現人性深度和生命價值的方式存在。在現當代作家的書寫中，地域文化是一種“在場”的體認，也是一種精神的尋根，更是一位作家獨特性的根本體現。陳望道、茅盾等人編的《文學小辭典》中也指出“地方色（local colour）——就是地方底特色，一處的習慣風俗不相同，就一處有一處底特色，一處有一處底性格，即個性。”換句話說，地域的基因，對一個作家的滋養是深入骨髓的，而這種對地域文化有意識的發掘與展現，正是文學同地域融合研究的立足之基。

現代文學如何書寫地域？現代文學的地域書寫不僅體現了一個作家的生命經歷，同時也折射出作家們對一個時代，一種文化的深切體認。同時，現代作家筆下的地域風景，又構成了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一部分。蕭紅生于東北，她的《呼蘭河傳》即以東北的河流命名，茅盾曾評價《呼蘭河傳》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蕭紅所寫的不僅僅是“嚴寒把大地凍裂了”的東北，而且是“他們照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他們有時也許顯得麻木，但實在他們也頗敏感而瑣細，芝麻大的事情他們會議論或者爭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們有時也許顯得愚昧而蠻橫，但實在他們并沒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們是按照他們認為最合理的方法，‘該怎么辦就怎么辦’”的文化，呼蘭河人民對生活的麻木、愚昧和對鬼神的信仰，對迷信的追求，實則凝結了蕭紅對整個東北土地風土民俗的觀察，照見了北方鄉村中渾噩但是質樸的人民形象。蕭紅得以入木三分的刻畫出東北人民的生活狀態，主要來源于她東北特殊時期社會現實和獨特地域文化的體認，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四月十八娘娘廟會等習俗，顯示出傳統與民間性在黑土地上的巨大文化慣性，而凍裂的手、大泥坑則顯示出東北寒冷的氣候和貧瘠的生活。在一片蕭索與沉寂的中，蕭紅的“后花園”則成為其一生懷念的色彩。

東北的文化也深刻地影響了蕭紅文學風格的形成，蕭紅的文字有一種冷色，這來源于東北漫長的冬天和刺骨的嚴寒，也來源于東北的封閉性和落后性；她的文字亦有一種大開大合的爽直，《呼蘭河傳》里“還有，有二伯不吃羊肉”，一句話就是一節。這種寫法不僅僅是因為蕭紅對小說這一文體形式的獨特理解，同時也源于東北這片土地養成的直接、毫不拖泥帶水的性格。從某種程度上講，東北的貧瘠、封閉與寒冷，不僅養成了她文字的風骨，更造就了她生命孤獨、悲哀和痛苦的底色。此外，蕭紅在哈爾濱生活的經歷為她帶來了生命的亮色和動力。1927年，她考入哈爾濱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她在這里讀書、寫作，為自己起了第一個筆名悄吟，并在此時展現出了出色的繪畫天賦。蕭紅親身參與“一一九”運動游行，主動擔任宣傳委員。哈爾濱的經歷，成為蕭紅接觸新文學、新文化的重要鋪墊。蕭紅一輩子遷移、流徙，輾轉了十三個地方，最后在香港去世，然而她的絕筆《小城三月》依然是寫東北的那座小城，依然是寫東北的人民、東北的土地，依然是寫她關于那篇地域的回憶與感受，她的作品自然地帶有地域文化的烙印。她審視東北地域文化的視角，實則與她筆下的地域文化構成了一種“互文”，她所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視野和她充滿苦難、悲涼的敘事風格，在觀照東北傳統地域文化的同時，其自身亦成為東北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產物，成為我們理解和進入那個時代東北歷史現場，感受東北文化脈絡的一個通道。

冰心與其故鄉福建的聯結，則展現了地域與文化結合的另一種更沉潛、內斂的可能。冰心出生于福建福州，她一生僅在福州度過兩段不長的時光，但是她這樣描述對故鄉的印象：“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遠是我的故鄉，因為它是我的父母之鄉。我從父母親口里聽到的極其瑣碎而又極其親切動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為背景的。”故鄉福州給冰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源自于父母的熏陶和口耳相傳，這使得只有兩面之緣的福州成為了冰心地域記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冰心的文字柔美、清新，常有包容和善意的愛孕育其中，這與冰心對福州的感觸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我的一生中，只到福建去了一次，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走的是水路。那時我從山東的渤海，走進福建的閩江，覺得江水實在比海水安靜溫柔得多！”福建溫柔的水氣和潮濕溫潤的氣候，使得冰心感到一種家的歸屬和靈魂的契合。從這個意義上講，地域文化與文學之間的聯系，不僅建立在一種現實的在地性上，而且更體現出一種精神、思想上的延傳。

二 地域文學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

地域文化內蘊在現代作家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外化在他們的生活中、作品里，無論現代作家具有何種豐富的生命體驗和文化背景，地域對一位作家的影響都是確定且深遠的。但是，無論這些作家是自覺地書寫地域、描繪地域，或者筆端無意識地帶有地域文化的特質時，作家自身的個性促使他們所建構的文學作品超越地域。以大文學觀的視野來看，在以地域文化研究文學時，就不能僅僅看到地域文學中充滿地域性的部分，還要看到地域文學不僅僅體現了地域性，而且也因其超地域性具有更深、更廣的研究價值。我們強調文學和文化的地域性，自然而然地突出了文學和文化生成的特定環境、獨特風貌，展現出不同地域文化與文學的個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孤立地看待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文學的固有特點。地域文化自然包容著地域文學，但是文學因不同作家的人生經歷，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背景，而展現出超越地域的個性和特質。這些特質無法通過地域文化的視角能夠簡單給予闡釋的。

一個作家生長在某一地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文化的滋養，但他的人生足跡往往是流動的，他的思想資源的吸取更是不受地域限制的。蕭紅是一個特殊的女人，特殊的作家，她來自東北作家群，又超越了東北作家群；來自左翼文學，又超越了左翼文學；她是一位女性作家，又遠遠超越了女性意識。蕭紅的苦難來源于東北文化的浸養，同樣來自于她本人一生痛苦掙扎的生命體驗。這印證了一個重要觀點：作家的價值不屬于某個特定的類型，永遠屬于自己。這意味著文學具有地域性，但是絕對不能單純地以地域劃分文學，而要看到文學具有地域性與超地域性。有學者指出，徐志摩的詩對橋情有獨鐘，是因為他家鄉浙江省海寧市依山傍水、風光旖旎，那里橋特別多、特別美。但是，徐志摩家鄉的橋再多再美，如果他沒有去過康橋，他沒有在康橋度過那一段令他難忘而心醉的日子，在徐志摩的詩中是不可能有那些優美的橋的意象的。盡管我們在徐志摩萬般依戀的康橋的身影和康河的柔波里，似乎能夠看到他家鄉的那些小橋流水，但徐志摩筆下的橋顯然已經因他獨特的域外經歷具有另一番景象，另一番意境了。再比如魯迅，他的文字中流動著浙東文化的氣息，特別是他“性格與文章風格，都是屬于紹興的，有點兒刑名師爺的調門的”。但是如果我們僅僅以師爺筆法來解釋魯迅的筆鋒，反而顯得過于狹窄和偏頗了。魯迅思想中的絕望、黑暗與掙扎，不是簡單的地域性可以解釋的。丁玲生于湖南，自然具有湖南人性格堅韌、潑辣的典型特質。章士釗曾經說：“湖南人有特征，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勢之順逆，人之毀譽，不遑顧也。”沈從文專門寫作了《湘人對于新文學運動的貢獻》提及湖南人經受開明思想浸潤，特別具有獨立性，但同時也具有一種悲劇性的特質。丁玲所具有的獨立、反叛、潑辣、果斷，來源于湖南文化的傳統，同時也來自于她所處的時代，來自于她接受的現代思想。

更進一步講，作家書寫地域的過程，本身也是超越地域的過程。作家展現地域文化，并不是出于一種單純的描寫地域的欲望，而是內在的含有他們對現代社會的想象與構思，這使他們的地域書寫天然地帶有一種超地域的視野。沈從文的地域書寫同樣展現出了超地域性的特質。沈從文寫作的重要主題是湘西，他更愿意也更擅長描寫的是湘西，他更傾向于在湘西的土地上塑造人物，建構他的小說世界，這體現了沈從文作品無法忽視的地域性。但是，他書寫湘西的作品卻都是在湘西之外寫就的，他雖以“鄉下人”身份自居，在寫湘西的風土人情時，卻糅合了他自身的現代性體驗，容納了他對現代都市的認知，他是以城市為出發點來“回憶”、再現湘西的。所以，沈從文在寫湘西的時候指涉著都市，寫鄉下人的時候對比著城里人，寫田園牧歌的時候思考著工商業文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不僅是對地域文化的展現，更重要的意義是，湘西文化作為都市文明的對照而生，寫湘西就是在寫北京、寫上海、寫青島、寫昆明，他的地域書寫根本意圖在于表達他對現代社會、現代人、現代精神的思考，他意在以湘西為空間，完成在文學作品中探尋的“希臘人性的小廟”之鵠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出現了成規模、成系統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區域文化”“文學地理學”等提法頻繁地出現在文學研究的論域中。地域文學研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興起，一方面呼應了這一時期的“文化熱”“方法熱”，此時移植的大量西方的文學理論，特別是文學地理學的相關概念，給文學、文化研究乃至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的問題與推進，尋根文學的創作熱潮將濃郁的地方色彩帶入大眾視野，地域文學研究則試圖以地域性的、地方性的空間視野突破以往線性的、歷史性的文學研究；另一方面延續了近代以來劉師培、顧頡剛、王國維等人以地理介入文學與文化的嘗試。現代文學研究界亦密集地就地域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展開討論：1989年，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上，嚴家炎即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可采取“中國現代作家與吳越文化”作為主題，1990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在杭州舉辦，這次年會的議題有兩個，第一是“左聯”與三十年代文學，第二就是吳越文化與現代作家的關系。1991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總目錄亦將“現代作家與地域文化”作為一欄，1992年，在長沙舉辦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學術研討會，將區域作為核心議題。1995年至1997年間，嚴家炎主編的十卷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出版，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套叢書以專題形式將文學流派、作家群體與地域文化結合起來，關注包括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黑土地文化、齊魯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和雪域文化等，嚴家炎在為這套叢書做的總序中提到，這套叢書主要關注具有明顯區域文化特征的作家，“探討區域文化怎樣滲透進了這種文學，為這種文學打上了多么獨特的印記”，而沒有明顯區域特征的作家、社團等自然不進入研究視野。嚴家炎指出，對于地域的理解不應該過分集中在自然條件上，而應該對人文環境予以關注，特別需要“說明地域對文學影響的那些復雜、深刻的方面”。這套叢書以“地域＋文學”的方式，意圖突出現當代作家、現代文學經典異質性的、獨特的地域特色，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套叢書是八九十年代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階段性總結，其采用的研究思路幾乎成為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結合一種通行的模式影響至今。總體上看，目前的地域文學研究在劃定地域時，基本皆采用行政區域、地理風貌，或者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地域產生的某種文化活動為主要標準，發掘作家作品、文學流派與地域之間的緊密聯系。20世紀八九十代以來，不僅涌現了大量地域文學史，如《江蘇新文學史》（陳遼主編，1990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上海近代文學史》（陳伯海、袁進主編，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嶺南文學史》（陳永正主編，1993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山西文學史》（崔洪勛、傅如一主編，1993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湖北文學史》（王齊洲、王澤龍著，1995年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湖南文學史》（陳書良主編，199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當代文學史》（馮建男、王維國主編，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此外，還產生了一系列以地域為主題，梳理各地文脈發展歷程的文化研究叢書，如《河南新文學大系》（1996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東北現代文學大系》（1996年沈陽出版社出版），《貴州新文學大系》（1997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東新文學大系》（1999年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河北新文學大系》（201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地域文學叢書”（1994年中國和平出版社出版），“東北文化叢書”（1992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陜西地域文學研究叢書”（2009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

就已有的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成果來看，我們收獲頗豐，但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維度呈現多元化態勢，研究視野也愈加開闊，如何整合認識文學與地域之間聯系的不同角度與觀念，防止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走向松散化、蔓延化是當下研究者須面對的問題。是強調將目光回溯至歷史之中，探尋各地各異的精神文化傳統形成的文脈，如何或隱或顯的在文學中延傳、變形？還是關注當下社會發展過程中，區域協調發展的趨勢為文學帶來的新質，文化又起到何種作用？亦或將文化的地域差異作為進入現代文學權力話語研究的通道，建構中心與地方的對話……無論研究者以何種視角，使用何種概念，錨定何種目標，地域文化視角在文學研究中的深度融合已經建立其合法性，問題的關鍵是這些概念與表述能不能依據地域文學的地域性與超地域性做出適應性的拓展，在看到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張力的同時，亦有意識地建立研究的邊界。我們還要看到，地域文學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1995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研討會上，王富仁指出“現代文學不僅只是產生于區域文化中，而是產生于整個中國社會空間。要把區域文化放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系統中來自我把握、自我提升，要看到區域文化的局限性，不要以該區域出了多少重要作家來爭奪地位”。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著眼于現代文學空間向度，強調地緣對文學創作、作家思想的影響，現代作家的生命軌跡更是因現代文學三十年間社會局勢的動蕩，展現出異常復雜的面貌，作家的流動遷移，幾乎成為一個群體性的現象，地域與作者之間的聯結緊密且豐富，地域是現代作家的書寫對象，也是作家言說自身的載體。因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現代文學在與地域緊密聯結的時候，同時內在的又超越了地域。

三 “大文學觀”與地域文化的精神內涵

地域文化的變遷與文學的變革呈現出多元的、豐富的格局。地域發展的形態變化了，文學想象的表達方式與內涵變化了，地域文化與文學的關系也發生了改變。不同地域發展的多樣面貌，既對現當代文化傳統的拓展與延伸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現當代文學與文化與社會結合、與當下結合提供了機遇與思路。目前中國的地域發展，呈現出單個城市實力不斷擴大，區域協調發展穩步推進的豐富生態。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蘇州城區常住人口已經超過500萬，這表明蘇州正式躋身特大城市行列，早在2020年蘇州市的GDP總量就已經突破2萬億元，成為繼北上深廣渝之后的第6座2萬億城市，蘇州被稱為“最牛地級市”，就是因為蘇州蓬勃的發展態勢和無法撼動的發展實力。隨著蘇州經濟的強勁發展，蘇州的文化特色、文化底蘊自然受到了關注，得到了凸顯。蘇州文化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專精特新”的工匠精神，是蘇州接續傳統并不斷更新自身文化活力的動力。除蘇州外，重慶、杭州、武漢等地發展也呈現出以經濟帶動文化，以各具特色的文化滋養經濟的格局。

與單個城市發力相呼應，區域協調發展是目前地域發展格局的又一重要構成。我們在看到上海及其獨特的海派文化時，更看到“上海是江南的上海”，它本身是依靠江南豐富的物質資源和文化血脈滋養才得以發展起來的，有學者強調江南文化對上海發展的重要作用時指出，“上海的城市文化傳統正是在自身發展的多元文化語境中吸納了江南文化的因子，尤其是江南商業文化的這種‘文’‘商’互動的特質，才使得其沒有一味地導向西方經濟文化力量所營設的都會文化模式，能夠在一種本土化色彩相對較濃的文化語境中去延伸和塑成它所特有的質素。這一過程中，有著雙重文化背景的海派作家們將是貫徹和實踐這一過程的最好范例”。我們在研究上海書寫、上海文化時，自然有必要將其放置在更廣闊的江南文化的層面上進行考察。學界近年來不斷尋找文學研究與地域文化互動的機緣，創造文學更深入發展的契機。地域發展形態的變動，打開了文學更開闊、更幽深的格局，地域文化與文學之間的有力互動，不但基于文化與文學自身的無限多樣性，而且也與經濟建設的世界性、全球化格局照相輝映。

地域文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遇合，不是一次虛構的空想，不是一個僅僅存在于理論中的虛影。它真實地來源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語境，真實地反映了文學自身發展的需要。如今的地域文化研究越來越彰顯出打通文學與社會、文學與經濟、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生態等方面的研究導向，是現代文學研究發展的必然態勢。如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拓展文學的視野，擴大文學的內涵，開掘文學新的版圖，越來越成為推動文學發展、深化文學研究的重要話題。大文學觀的提法，意在強調突破文學自身的邊界，尋找文學研究的多重可能性。就地域文化研究而言，既要考慮到文學與人生經歷變化的影響，又要考慮到地域文化與文學間根深蒂固的血脈關系；既要考慮到地域文化一時一地的個性，又要展現地域文化本身具有的歷史性和流動性；既要看到地域文化構成了文學想象的原型，又在文學書寫中展現出新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不僅聯結了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結了作家與他所處的時代，更將文學與社會現實緊密的結合起來。文學研究要跳出現有的范式，以更開闊的視野安放自我，以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為例，地域協調與融合的發展模式，自然帶來了文化與文學的拓展與延伸，形成了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相對應的“大京派”文學。

“大京派”文學立足于京津冀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有著強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是以大文學觀視野促進地域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融合的必要嘗試。大京派文學打通文學討論空間，透視地域文學的地域性與超地域性。“京派文學”不止局限于20世紀30年代活躍于京、津等地作家形成的一個文學流派，“京派”的內涵遠遠超越了特定時段、特定地域的限制。特別是在京津冀一體化的戰略背景和歷史契機下，更應該發掘整個京津冀地域豐富復雜的文學現象，發掘“京派文學”的多樣性，突破一時一地的時空限制，扎根于京津冀千年的歷史文脈，關注燕趙文化的歷史延傳，聚焦運河文明的源遠流長，透視京津冀三地唇齒相依的文化合力。

地域文化要求文學研究不僅考慮到地理意義上的地緣劃分，更要超越地理空間，從精神層面考察地域文化的超越性、復雜性，透視文學與文化廣袤的情懷內蘊與強大的生命力量。從地域文化視角看大京派文學，意味著大京派要突破北京地區的限制，從文化的根脈上，看到京津冀這一片華北平原上體現出的燕趙文化根基。孫犁的白洋淀、鐵凝的冀中鄉村，他們圍繞著河北地域所展示出的種種鮮明意象，也營造了獨特的文學意味，而其中呈現出的不僅是文學的地方性表達，更有文化品格的探尋。地域文化是文學生長的根脈，構成了作家創作的底蘊，孫犁筆下的滹沱河與白洋淀都滋養著他的文學創作，大量作品以抗戰為背景卻意在表現優美的地域風情和燕趙兒女的傳統美德，展現出他們骨子里勤勞勇敢、樂觀堅韌的文化性格。正是這樣的地域文化特色熔鑄了孫犁文學永恒的魅力。孫犁的作品在語言上呈現出清新明快、質樸含蓄的風格，彌漫著詩意的氛圍，這正是孫犁留給中國文學的寶貴財富。孫犁這種語言風格的形成深受家鄉方言和民間藝術形式的滋養，自身的編輯與寫作經驗也促使他格外關注文學語言的錘煉問題。孫犁喜愛古典散文，又受到魯迅簡潔文風的影響，吸收古代散文中的句法與典雅風格，并與簡潔明快的現代白話文相結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行文風格，更適合于表達深沉豐富的情感內涵，這正是孫犁在地域文化的基礎上博采眾長、廣泛延伸，所形成的獨特語言魅力。鐵凝的小說創作也沒有離開冀中獨具特色的山水、土地、風俗與人文，而在此基礎上，她更以一種現代性的視角對故土、對河北地域進行了重新審視，展現出了可貴的精神品格。鐵凝的文學創作在河北起步，在她的小說里能看到保定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特征，除了白洋淀、驢肉火燒這些鮮明的文化標志外，重要的是鐵凝小說里流露出的對鄉村與城市的細致描摹和深沉的情感。在她的作品中，不僅透露出對冀中平原民間風俗的熟稔和親切之感，還以勇武豪放、質樸耿直的人物形象，呈現了燕趙文化精神的精髓。在燕趙高唱慷慨悲歌的歷史長河中，敦厚堅毅的文化性格生長在一代代燕趙人的內心深處。這樣的地域文化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就容易凸顯出一種悲壯崇高的美感與傳奇的歷史感。《永遠有多遠》中的白大省則是北京胡同文化氛圍中“仁義”的代表，這里所說的仁義同樣是一種文化性格的表現，既包含著老城子民的包容與善良，也時刻伴隨著對自我價值與個性的苦苦追問，由區域標志性的文化性格上升到了對人性的觀察與思索。她積極探索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張力，發掘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呈現的人性的復雜幽微，對人性的美好與丑陋進行深刻剖析，也對女性生存困境和主體意識展開大力的關注與書寫。這些恰恰就是鐵凝以現代性的眼光對京冀地域展開的重新審視，體現了一個作家對地域文化資源的借鑒，以及對超地域性的文學價值的探索。

文學的地域文化想象甚至不局限于中國本土，而是可以向世界延伸。大京派文學聯通中西，對話世界，不僅呼應了世界范圍內的“大文學觀”，而且其本身就離不開世界文化資源的影響，比如老舍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是在英國倫敦創作的，他的《小坡的生日》是在新加坡創作的；林語堂的《京華煙云》是用英文寫作的；再如周作人的小品文、朱光潛的詩論、馮至的十四行詩和李健吾的印象主義批評都受到西方資源的深刻影響；津冀地區南開新劇團的成立、曹禺話劇藝術的成熟、孫犁對俄羅斯短篇小說的推崇等都說明了“大京派”文學是非常傳統的，也是相當開放的。

大文學觀視野下的地域文化研究，意在打通視野，建立不斷變化的、動態發展的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大京派文學既不代表某一種共同的文學風格，也不代表一種特定的文學追求，而是在本質上指向了文學文化品格的延續，是一種更加宏闊、寬容、動態風格的承傳。它不是京味文學和其他書寫北京的文學藝術作品的簡單相加和重疊，也不是北京文學、天津文學、河北文學的相互混雜，而是一種全新的更加宏觀的風格建構。在這樣一種視野中，能夠更好地安置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在復雜的文化關系中，對文學史中或現或隱的細節加以解釋，同時，更可以透過這些現象進入更為本質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實質。從而將京津冀文學文化納入更大的也更為復雜的社會歷史的總體發展格局之中。當前，文學與文化的綜合研究日益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大京派”文學觀的構建強化了文學與文化相融合的研究思路，不將文學作為封閉的、自我論證的體系，而以整體性、開闊性的視野考察文學與人類生存和思想的關系，在大文學觀的統攝下，從多角度展開文學資源的整合與發掘。也正是基于這樣一種開闊的、全新的視野，我們才能夠在地域文化的動態延伸中尋找到一種共時性話語，反饋至當代“大文學觀”的建設當中。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ZDA281。原載《當代文壇》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