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4號星期一，農歷八月初七，我夾了個包和兒子一起從家里出來。他上小學一年級，開學第一天，我去《山花》雜志社上班，替安心備考的現(xiàn)任主編李寂蕩看稿。我和兒子都是去當小學生。工作半年后正式調進來，在《山花》一干就是十三年。其中有九年何銳任主編，何銳卸任后，寂蕩任主編直到現(xiàn)在。

進編輯部第二天，中午快要下班時座機響起來，我順手拿起來：

“找何順安，叫何順安接電話。”

我說：“你好，我們單位沒有這個人。”

放下電話，另外兩個人得意地笑起來。說何順安是何銳原名。打電話的一定是他夫人，只有他夫人叫他何順安。哎呀，怎么辦？一來就闖禍。他們說不要緊，沒得事。中午吃什么呢？其他人已經走了，有的回家，有的去食堂。這時何銳推門進來，我忙心虛地說：何老師，剛才阿姨打電話找你。他說，跟我走。

我沒敢問他去哪里，他走路極快，我得加把勁才能跟上。任何一個陌生的地方都讓人感覺復雜。先從科學路穿過小巷到醒獅路，從醒獅路到富水南路。他在幾個館子前猶豫了一小會兒，我明白大概是請我吃飯。不免有點受驚。從富水南路走到曹狀元街。他終于看中街上一家牛肉粉。這個粉館和同類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又大又干凈。何老師點粉時只要牛雜，不要牛肉。牛雜有牛心牛肝牛腸牛肚牛百葉，我聽著都怕。粉端上來后，他像玩魔術一樣摸出一個酒瓶，剛才走在他身后，沒看出他揣了瓶酒。后來我才知道，別人穿短袖時他穿兩件，別人穿兩件時他穿四件。冬天，他穿八件。那是有一次，他從一樓爬到六樓，說今天有點難受，準備去醫(yī)院，同事七嘴八舌，問他哪里不舒服，他說喘得厲害。“是走快了喘，還是不快不慢都喘？”“走平路不喘，上坡才喘。”同事說幫他看看，解開衣服，原來是領帶勒在脖子上。他昨天開了個會，特地打上領帶，晚上睡覺也沒解下來，到早上轉到后面也不知道，扎皮帶挺腰一拉，緊緊拴住，走平路沒事，坡越陡勒得越緊。大家就是這次數(shù)清他穿多少件衣服的。如果加上羽絨服，那是九件。粉館沒有白酒杯，只有啤酒杯。我告訴他中午特別怕喝酒，他說只有半瓶。他喝一兩，我喝四兩。他把牛雜全部吃完，粉沒吃幾根。慢慢地，我知道他為什么這么瘦。吃魚時最喜歡的是魚眼皮、魚眼珠和魚尾巴。尾巴上的肉也只挑一點點，花生米那么大一粒。豬肉只吃豬嘴、舌頭和豬尾。雞鴨只吃頭和脖子。也就是這些動物身上動得最多的地方。這樣的精細和他對文字的挑剔如出一轍。

何銳老師在生活中并不幽默，甚至不是一個好玩的人，但他好玩的故事特別多。他喜歡酒，除了茅臺，其他好酒也喜歡。他不時到煙酒店尋酒，有一次尋到一款馬奶做的酒，來自內蒙古。我們幾個都想，到貴州來賣酒，不是向和尚賣梳子嗎。打開就是一股奶香味，度數(shù)不低，五十三度。喝著感覺和濃香型差不多，不難喝。又一次淘到一款青花瓶裝的十五年郎酒。每個大瓶還附帶一個漂亮的二兩小青花瓶。在專賣店已經放了十年，一瓶都沒賣出去。何老師嘗了，一高興買了十箱，店家也高興，還送了一箱。當時我們都懷疑，會不會上當，喝了兩次后覺得真好喝，并且價格相當便宜。等到大家都覺得好喝，價格陡然漲了三倍、五倍，現(xiàn)在已是十倍。我再也沒喝過，喝不起。他還找到一款懷酒，曾經的貴州十大名酒，也是放在店里長期賣不出去，買了幾箱回來，真好喝。寂蕩結婚似乎用的也是這款酒。后來是否生產不知道，反正我已有十幾年沒見到。

和他出差去外地，他自己帶酒，當然是茅臺。2003年8月去北京，帶了四瓶，他的任務是邀請經濟學家來貴陽做講座。他搞了個企業(yè)決策研究會，通過研究會籌錢辦《山花》。早上從北三環(huán)貴州大廈乘公交出來，去建國門內大街找人。在哪里下記不得，只記得下車后他拔腿就跑，陣勢有點嚇人，不是被抓就是要去抓人。我追上后，他說拉肚子。跑了一陣沒找到公廁，掉頭再跑。我建議打個車，或者找人問問。他不理我，繼續(xù)跑。大街又寬又直，人很少，找不到人問。我已滿頭大汗，平時又不愛鍛煉，關鍵是，我還背了三瓶酒。酒不重，只是背著它們跑有點丟人，就像這酒是偷來的，還好沒被警察抓住問，要不然憑我一張笨嘴怎么說得清楚。跑了一個小時，居然讓他找到了，街邊一個移動式公廁。他從里面出來，高興地罵了一句：狗日的。我也高興，這個移動式公廁在我眼里是最漂亮的設置。找到的人有點裝逼，京城沒有他喊不動的人，要價奇高。離開這人后必須打的，《小說選刊》的秦萬里和馮敏在某個地方等我們。四個人喝了大半瓶。和《小說選刊》兩位老師分手后，他帶我去天安門。他上大學時坐在臺子上觀看過國慶典禮，那是1965年，非常隆重。我這是第一次來北京，對什么都好奇。他指給我看，他坐在哪里。他當時坐在黃繼光母親旁邊，那是另外一個傳奇了。晚上去北大和王岳川吃飯。王教授酒量大，口才好，我默默地聽他講，酒也喝不下去。最怕中午喝酒，無論喝多少晚飯時都難受。第二天我去長城，何老師去見作家。晚上在貴州大廈吃飯，忘了和哪些人，只記得大家都到了他不到，打電話也不接。后來才知道，他中午和見到的作家喝酒，在路邊打車時覺得熱，脫下西裝掃來掃去，在路邊站了一個多小時沒司機理他。他覺得自己是在招車，開的士的以為他在掃地，手機又放在西裝里面。那只手掃累了，換了只手隨便一招，馬上就招到一輛。這件西裝是他上一次在北京買的，標價2800，他少看了一個0，交錢時嚇了一跳。他買東西從不講價，回到家沒敢和夫人講，只敢在我們面前慶幸：幸好我?guī)Я巳K錢。

在貴州大廈把帶去的酒喝完了，隔天和李馮見面，李馮請我們喝清酒。吃飯的地方和韓國現(xiàn)代汽車有關，有上萬韓國人，館子里只有清酒和啤酒。當時《英雄》正火，我記得李馮說，劇本他改了六十遍。何銳問他有沒有小說，他說在改另外一個劇本，一年后，這個電影出來了，叫《十面埋伏》，據(jù)說《十面埋伏》改了八十遍。何老師不喝清酒也沒喝啤酒，象征性地抿了一點。他喜歡談論政治，哪個上哪個下，談文學極其精簡。我們幾個對此完全不懂，他幾乎是沉默地坐到結束。他上大學時，一個人辦過黑板報，辦過一個人的廣播站，成立過一個人的戰(zhàn)斗隊。帶黃繼光母親進過北京。他不是喜歡冒險，而是不知道那是冒險。他又是一個極其自我的人，不太管別人感受：一切為理想和信仰，而不是利益，不是君無勢則去，而是義無反顧。這里說的自我不是自私，是不拘小節(jié)，是著眼大局和未來。有一次他在小街上走，看到幾個人在喝酒，他毫不猶豫就過去，端起碗就喝。喝酒的人當然不在意，熱情地喊他一起喝。喝了一會兒他在桌下到處找，人家問他找什么，他說有顆花生米掉了。還有一次和一桌人聊天，聊到高興處脫掉鞋，回到家發(fā)現(xiàn)只有一只是自己的。有一次去一位副省長辦公室，說完話拎起箱子就走，到家才發(fā)現(xiàn)箱子不是自己的，忙打的給人家送回去。那位副省長剛出差回來。作家野莽來貴陽，兩人酒后聊得正高興，夫人打電話說家里有耗子，他立即打車回家，然后到處找耗子。他第一次安裝電熱水器，不開冷水只開熱水，燙得跳出來，說這是什么產品，質量這么差。夫人在回風爐上坐了個鋁鍋（貴陽人叫銻鍋），叫他注意，別燒干了。他烤著火看稿，夫人回來，新買的銻鍋燒了個洞。他跑到辦公室，夫人打電話罵他，他拿起來沒有喂一聲就遞給我，我莫名其妙地認真聽了一遍，估計他一遍也沒聽完過。他還養(yǎng)過一只流浪貓，一只沒有尾巴的貓。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喚貓，如果貓不在家，他會敲開鄰居家的門，什么也不說，歪著頭在人家屋里喚貓。他沒給貓取名字，“喵”就是它的名字。一棟樓都找不到，就到樓下去找。幸好他住那樓棟只有四層，八戶。進進出出不那么累。斷尾貓有天一去不回，何老師難過了好久。

何銳喜歡吃不飽的美味，這讓他身體大受其害，長期便秘，瘦得穿八件衣服都看不出臃腫。他有時就像一個不聽勸、我行我素、特別天真的孩子。不不不，我不應該去評價他，還是講他的故事吧。他剛任主編時為了拉贊助特地去湄潭酒廠，廠長熱情接待，反正有的是酒，還是好酒。何老師一口菜沒吃，喝了三十八杯。不是現(xiàn)在的一口杯，一口杯容量十毫升，當時沒這么小的酒杯。當時最小的酒杯也有二十毫升，三十八杯應該有一斤多。從貴陽去湄潭當時沒高速，大客車得五六個小時。興高采烈地回來，以為自己搞定了。等了幾十個月沒等來一分錢，寄去的協(xié)議也不理。他沒埋怨人家，只對三十八杯的豪壯念念不忘。后來去煙廠談贊助，廠長說不給錢，但可以給作者發(fā)稿費，《山花》發(fā)多少，煙廠就發(fā)多少。雙稿酬讓遠在邊地的《山花》很快進入文學圈談論的話題。為了感謝煙廠的支持，何銳特別邀請林斤瀾、韓少功、葉兆言、蘇童等作家去煙廠采風。這些在他的訪談中都有提及。沒有提及的是一件小事。他們去煙廠參觀時，一位處長不屑地對他說：“我還以為文人不愛錢，原來一樣愛錢。”何銳不慌不忙地說：“文人愛錢憑的是智慧，不是算計。”雜志主編不是官員，也不是老板，在俗人眼里，社會地位還不如小報記者。現(xiàn)在小報記者不行了，雜志主編的地位沒有提高也沒降低，和以前一樣卑微。有次陪何老師去一個企業(yè)，我對來接我們的年輕人說，我們是《山花》編輯部的，這是主編。他沒聽清楚，想當然地稱何老師部長。何部長沒笑也沒答應，徑直向里面走。他走路極快，年輕人不得不小跑側身在前：部長，這邊，部長請往這邊走。

他走路特別快，不是故意快，和性格有關，從小就快。有一次在大理三塔寺，他和我們幾個年輕人比誰走得快，他當時已六十出頭，毫無懸念，我們很快敗下陣來。和他出門辦事，神經一定要繃緊。有一次去省委，我跟在他身后拎了十本雜志，衛(wèi)兵問找誰，他以極快的速度把一本《山花》遞了過去。衛(wèi)兵一愣，他已走了進去。衛(wèi)兵讓我登記，我趕快填寫，趁衛(wèi)兵還沒細看，以百米沖刺速度奔跑，在他閃身進樓時跟了進去。好在那時衛(wèi)兵不問這問那。他走路不看腳下，只看前方。第四屆（2007年）魯迅文學獎在紹興頒獎，他參加晚會時被遠處燈光吸引，昂首向前，也不管橫在前面的矮墻，一步跨過去轟然摔下來。那是通向地下停車場的入口。摔得非常重，額頭、腰椎都受重傷。幸好大樓保安聽見他摔下去的聲音，猶豫了三分鐘后決定去看看，送到醫(yī)院，昏迷了一天才醒來。我第二天深夜到達紹興人民醫(yī)院，他仍處于半昏迷狀態(tài)，頭腫得非常大，不停地呻吟。當時有吳玄、東君和馬煒一起，他們特別難過，吳玄難過得動不動就發(fā)火。他摔下去時頭先著地，額頭上的骨頭摔得粉碎，出院后一大塊方形凹陷。我盡量避開不看他額頭，半年后鑲了塊鈦合金才敢看。腰椎上的鋼板也是半年才取出，從此元氣大傷，只要天氣不好，或者身體太累，腰都會痛。白天忙忙碌碌，還撐得住，一旦躺在床上，坐臥都難。摔這一跤，他遭的罪太大了，太大。

那年國慶節(jié)我去烏蘭巴托，路過北京時，特地去通縣見一位研究《易經》的詩人。他告誡，一定要提醒何老師，走路要小心，特別是小心車。回貴陽后我把這事告訴他，叫他注意。他點頭說，是的，從小我父親就提醒我，慢點慢點。一個月后，他打的快到目的地時，解開安全帶低頭找手機，司機一個急剎，他的頭撞在工具箱上面，縫了三針。和寂蕩聊起他老人家，寂蕩說，他還撞過一次呢。外地作家來貴陽住在喜來登酒店，他去看望他們，一頭撞在酒店玻璃門上，當?shù)囊宦暎瑳]把門撞爛，真是驚險。

在紹興摔那一次，住院兩個月，紹興一個月，貴陽一個月。在貴陽中醫(yī)學院住院第二天就要我把稿子打印給他送去。發(fā)現(xiàn)自己舉不起稿子，叫編輯去床頭讀給他聽。這已經到任何褒義詞都失效的地步。講給一位作家聽，這位老兄笑著說“令人發(fā)指”。如果《山花》是一個人，這個人既是他長子，也是他小兒子。這在約稿、編稿時體現(xiàn)得最直接。打電話約稿不自報家門，也不管時間：“你給我搞一個”。對方還沒搞清楚狀況，電話已經掛掉。熟悉他性格的人知道這是《山花》的何銳在約稿。有時他也會聊聊他對作家或作品的看法，他的萬州普通話，一般人能聽懂一半。不完全是口音，還因為語速比較快，句子跳得比蚱蜢還快，很像寫詩。他不寫詩，但他是全國最好的詩歌編輯。他的口頭禪是“詩歌不用約稿”。有一半是詩人寄來的詩稿，另一半是各種民刊。民刊有刊也有書，他從里面選詩不用筆，咬牙切齒地撕，把自己要的扯下來，其他丟進垃圾桶。裝訂得再好的書刊都被他撕得粉碎，仿佛是對不喜歡的詩表達憤怒。有時會撿起來再瞄一眼，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但大多數(shù)被撕得更碎。詩人寄來的詩稿也一樣，筆在他手里像一把刀，不喜歡的那一首，一筆從上劃下來，絕不留情，如果特別不喜歡，還會再補一筆，畫個大叉。當然，他也會小心翼翼，只刪掉一行兩行，或者改幾個字。有天中午喝了兩杯，他拿起一疊詩稿，嘩啦開始編，那氣勢不像編輯，像老木匠干活。斧頭像延伸出去的手，手像大腦的另一個形狀。嘩啦一陣亂劈，256行的詩，被他劈得只剩六十多行。再讀，在場沒有一個不承認，這才是詩，好詩。我當時就要去復印，把這份珍貴的原稿留下來，他說不行，沒說原因。雜志印出來后，原稿不翼而飛。每次想起這事都后悔，多說幾句，他不至于不讓我收藏。

編詩不許其他人插手，他一個人半天搞定。編小說則相反，有些小說，每個字都要琢磨。有一次編陳家橋的中篇《人妖記》（查了一下，2004年的事）。何老師把打印稿遞給我：來，你弄一下。“弄”這個字在貴州方言中有著豐富的內涵，弄個菜弄個飯，弄了塊水田，弄回家一根原木，弄了輛車，弄了套房子，弄了一季莊稼，弄了碗面來吃。我花了兩天時間弄一遍，覺得可以了。何老師就當沒聽見，逐字逐句親自又弄了一遍。我在電腦上把我們修改的弄好，打印出來，他遞給我，你再弄一遍。我忍著不滿弄了一遍，心想這下總可以了吧。他沒吭聲，躲在辦公室再親自弄一遍。我等他弄好，在電腦上一一訂正過來。這可是星期六，整棟樓沒其他人。我想這下可以出去蹓跶了吧。他坐在電腦前，要我和他一起再弄一遍。真要命，暗想，你一會兒再熱情也不去你家喝酒，太過分了。弄完走出辦公樓，寂蕩拎了塊五花肉、兩根萵筍從院子里進來：“就在這里吃吧。”寂蕩說這里，是指他宿舍，他當時還沒結婚，一個人住在老文聯(lián)的破房子里。他住三樓，我住二樓，吃過他做的上百頓飯，都是白吃。何老師就像一個本來就不想回家的小孩，半句沒推就往樓上走。那天晚上喝的是楊梅酒，寂蕩才泡兩天，沒泡出味來，何老師喝了兩口不喝了，拿出稿子在一旁看，像馬上要高考的學霸。不管什么酒，多喝幾杯就不再難喝，我們也不管他，繼續(xù)喝。寂蕩喝酒一開始很優(yōu)雅，酒杯壓住下唇，讓酒慢慢滑進去，像要寫一首長詩，喝上七八杯，一仰脖，快馬揚鞭，攔都攔不住。喝得越多，話也越多，說過什么話一句也不記得，只記得他老人家旁若無人地看稿，地老天荒，直到他夫人打電話來：“何順安！”他忙卷起稿子說“打底打底”，意思是馬上打的回家。平時回家從不打的，距離不遠，他走路又快。

他那個包從來就拉不上拉鏈，里面稿子不時冒一角出來，他發(fā)現(xiàn)后拍一拍，就像在說，不急哈，我會看的。他看得最慢的是嶄露頭角的新人，有人氣不過，說“那個雜志像是他兒子”。他嚴肅地說，我不是在中國辦一份貴州的文學刊物，我是在貴州辦一份中國的文學刊物。編輯不必有作品，刊物就是他的作品。“主編是同刊物相依為命的人。他直接決定一本刊物的命運，并由此體現(xiàn)自己的價值和成就感。他對刊物嘔心瀝血，全身心投入，以刊物為精神依托，視刊物為自己的作品。”他主編《山花》時，他的名字可以這樣介紹：姓何，名銳，字山花，號順安。

他對新銳的定義是：“新人有無潛力，主要看其作品的整體感覺，包括語言表達、敘事觀念、敘述方式、想象力稟賦和虛構能力等。這諸多方面，對于剛寫作的作者，不可能都把握得很好，會出現(xiàn)失衡的狀態(tài)。但語言和敘述是最基本的考量，至于想象和虛構，多半與天賦相關。在作品基本過關的前提下，想象和虛構的能力卻差異極大，有的作者在這方面頗具潛質，創(chuàng)作前景更為人看好。挖掘文學新人的潛力，要在作品語言、敘述過關的前提下，著重從作品的立意、敘事結構、意蘊或多義性表達等方面，去發(fā)現(xiàn)作者的想象稟賦和虛構能力，挖掘他們的潛質。”

他的骨子里特別先鋒。先鋒是什么，什么是先鋒，誰下定義誰倒霉。但我必須說，何老師是自他當主編以來最先鋒的主編。最近看到歐陽江河在一個短視頻里說：“完全把詩歌當作藝術來解釋，這是有局限性的。詩歌還包含了（最珍貴的部分）不可閱讀、沒辦法表演的部分，這是它最隱秘的存在。”何老師若聽見，一定會大加贊賞。先鋒于他是詩意而不是詩句。他說：“我最看重文學作品中的先鋒特質，先鋒難以準確命名，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先鋒理論的自足性在于各自的自圓其說。盡管對先鋒眾說紛紜，或前沿，或新潮，或邊緣，或另類，但先鋒文學畢竟是不可質疑的存在。特別是在同質化大行其道之時，這種異質性的存在更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小說中語言的簡潔、蘊藉，詩意空間的拓展，意境的呈現(xiàn)，以及充滿詩意的意象和隱喻的巧妙運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認可這些說法。不過這話燒得人腦殼痛，他什么都說了，又像什么都沒說。這可苦了雜志社的編輯。

上海作家七格的大中篇《德國精神》和《真理與意義》，這種小說編起來特別累人。因為充滿了哲學精神、神話意境和實驗手法，讀一遍至少掉三十根頭發(fā)。但是何老師特別喜歡，他親自弄了三遍。叫我弄，我弄一遍就暈了，告訴他我不能再弄了。他不生氣，自己有滋有味地弄完，我只在電腦上干技術活。偷懶的感覺并不好，見他又瘦背又駝，特別慚愧。當他再布置什么，不好干也必須攬下來。他有時對結尾不滿意：“來，你把結尾重新弄一下。”重新弄是重新寫，我寫過至少五六個比較長的結尾，也不知道作者拿到雜志后有沒有罵我。還好《山花》從不標注責編誰誰誰。他們不知道結尾是我寫的，但我知道，這讓我一直心驚膽戰(zhàn)，怕哪天作者打上門來。

打上門來最有可能是一些著名作家，稿子是何老師約來的，到手后大失所望。這時候他老人家不再像小孩，像個搗蛋鬼。他把稿子給我：“你看看。”我看了說“要不得”。他幾天不吭聲，我以為他退掉了，哪知他叫我“你再品品”。我很不以為意，一根光骨頭，你叫我品什么嘛。光骨頭也行，有時就是一根木棒，堅決不跟他尿一壺，隨你。現(xiàn)在的貴州，似乎并不遙遠，但心理上，幾千年來一直站在乞缽的邊邊上，表面的灑脫其實是無奈。何老咬牙發(fā)表這些作品，還被我這樣一個小編詬病，現(xiàn)在想來真是殘忍。有貴州人“懟”我，《山花》就是名人的垃圾桶。我說，是啊，好多人想進這個桶，吃多少根牛鞭都進不去，真是沒辦法。這話淺薄又粗魯，我的本意是，你得讓自己跳到貴州這個桶之外，飛得高高的，然后想去哪個桶就去哪個桶。天下桶那么多。

何老師喜歡用的幾個詞是堅執(zhí)、洞悉、狗日的。他不會電腦，他口述，我以每分鐘80字的速度錄入。他不喜歡堅持，他一旦發(fā)現(xiàn)我把堅執(zhí)打成堅持，一定要我改過來。固執(zhí)、執(zhí)意、堅決、執(zhí)拗。洞悉是他對自己的要求，狗日的全都用于贊美，新人的作品被他罵三遍狗日的，一定發(fā)頭條，還要到處打電話說，狗日的寫得好。對不喜歡的人和事從不用這個詞。對不喜歡的東西，他沒有語詞，只有身體動作，第一時間疾步抽離，動作之快，就像怕臟了他哪里。

改得最少的是理論文章。他當主編以后，最重視的版塊是理論和小說。文學理論的稿源主要是國內一流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有陳曉明、王岳川、王一川、陳思和、程光煒、戴錦華、南帆、王光明、陶東風、吳炫、唐曉渡等理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為此專門開辟了兩個欄目，“前沿學人”和“大視野”。發(fā)表具有開闊胸襟和學術勇氣的學者型批評家。他們視野宏闊，具有學理創(chuàng)建。文章發(fā)表時還附上作者的學術檔案。這在當時并不多見。何銳在結集出版的《前沿學人：批評的趨勢》的序言里說：“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背景中，中國的文學批評話語對文學的闡釋已逐步擺脫庸俗社會學批評和倫理批評的單調、僵化模式。同90年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90年代的文學理論批評也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局面。一些有價值的傳統(tǒng)批評模式，如社會歷史批評、直覺批評，保留了自己的話語空間，并在汲取新的審美經驗的基礎上有了豐富的發(fā)展。80年代引進的語言形式批評，原型批評、精神分析文學批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清理和延續(xù)。近年來，后現(xiàn)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的批評話語又受到批評界的青睞。解構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對話接受批評、文化詩學批評等相繼登場，全方位拓展了文學理論批評的話語空間。”

何銳除了在文學上有獨到的眼光，其實還是一位擅長策劃的人。在編刊時主要體現(xiàn)在欄目設置上。以“三葉草”發(fā)表同一作者小說散文詩歌，全方位展示作者才華。用“聯(lián)網四重奏”在四家刊物（《鐘山》《作家》《大家》《山花》）同期發(fā)表同一作者的四個小說，讓還沒那么有名的作者以集束方式登上文壇。以“跨世紀星群”推介年輕作家，以“文本內外”在發(fā)表作者小說同時配發(fā)相關評論。在“文體實驗室”“先鋒之旅”“先鋒時刻”發(fā)表實驗性作品。以“都市書寫”區(qū)別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寫作，打量國人還不熟悉的城市生活。其他欄目還有“詩人自選”“批評立場”“自由撰稿人”“世紀學人”“文本與闡釋”。

體現(xiàn)在“企業(yè)決策研究會”上主要是搞活動。研究會的成員是省內大企業(yè)領導，要讓他們出錢支持《山花》可不容易。何老師為了打動他們，一是請國內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來貴陽給企業(yè)家們講課，二是每個季度請一位副省級以上領導和大佬們座談。研究會作為一個民間社團，請省級領導來跟企業(yè)家座談得用特別的辦法。何老師既不打報告也不打電話，他用一個月時間構思一封信，包括介紹企業(yè)決策研究會和邀請原因、座談內容，全部加起來不能超過兩百字，必須讓領導兩分鐘之內讀完并答應前來。這得從領導平時的講話中搞清楚他的性格、愛好、感興趣的書籍，而書信文字必須簡潔，語調誠懇，不修改上百次不會交出去。十多年，何銳成功舉辦了幾十次座談，真不是常人能夠做到。他把領帶扎在后背就是主持這樣的一個會后發(fā)生的。信當然不可能通過郵局寄出去，寄過去人家看不看你都不知道，一般情況下通過領導秘書轉交。這又得和領導秘書搞好關系，怎么搞好不清楚，反正沒有失敗過。省委書記和省長都被他請來過。不得不服，他確實有超越凡人的能力。

研究會后半程辦了一本內刊，《企業(yè)決策研究》，主要文章有四個版塊，一是每次省領導參與的座談會議綜述，二是把企業(yè)家們的年終總結或某個會議講話改寫成論文，三是向省內研究經濟的人約稿，四是轉載一篇有分量的經濟學論文。會議綜述并非平鋪直敘，得把各自的發(fā)言歸類，去掉口水話，調劑與當時經濟形勢有關的句子來過渡，來裝飾。最難整的是第二類，企業(yè)領導的講話立足于本單位，改成經濟論文必須面向整個行業(yè)或對某個現(xiàn)狀進行分析。將樸實的筆調改成緊致的書面語言，開頭和結尾一個字都不能要，必須重寫，中間完全打碎，再拼貼，改寫，加入文獻，制造迷宮，對片段進行連綴，操作手法很像寫先鋒小說，講究形式，大張旗鼓地摹仿，對原作大開殺戒，把大話空話剔除干凈，把喊口號似的結尾改成追問和小心翼翼的商榷，最后再安上一個完整性、有戰(zhàn)略意義的長標題，再加一個討論具體領域的副標題。改完后，作者是某個企業(yè)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最初的作者其實是他們的秘書，最后的作者毫無疑問是何銳。他們通通退后，讓那位企業(yè)家一躍而升變成理論家，實現(xiàn)了實踐與探索的飛躍，并且，稿費也將發(fā)給他，雖然人家不在乎這點小錢。這活特別不好干，他老人家?guī)状蜗虢形遗急晃覉詻Q推辭，寧愿當一個傻乎乎的打字員。

跟何老師一起工作了九年，我沒存過他的手機號，到現(xiàn)在他去世已有五年，我還能張嘴就能背出那個號碼。他不大會用手機，用了十年還不會存電話號碼，連短信都不會發(fā)。他必須隨身攜帶一個“密碼本”，這個電話本上的字只有他自己才認得，但決不給別人看。有一次這個小本本丟了，他憑回憶重抄了兩百多個電話。我們都說，他應該去當特工。編輯部還有一個大“密碼本”，里面是著名作家的地址，主要是每期給他們寄雜志。我從不覺得這是什么秘密，有個女生要給莫言寫信，要莫言地址，我想都沒想就給了她。她回家把信寫好后自己不貼郵票，拿到編輯部，以便和其他信一起寄出。運氣不好，正好擺在最上面，何老師看到后非常生氣，把她給莫言寫的信撕掉丟進垃圾桶。他認為這是一種騷擾。他決不允許任何人騷擾著名作家，必須讓他們專心創(chuàng)作。

何老師去世時，我在天山腳下阜康市等著去昌吉開會，我一個人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兩個小時。回憶和他在一起時的點點滴滴，有好笑的事，也有笑不出來的事。當一抹夕陽越過博格達峰，頓時悲從中來。他這一代人經歷了所有該經歷的，這造就了精神上的韌性，也讓他吃盡苦頭。斯人已渺，很多該問的話沒來得及問。他的訪談全部涉及辦刊、對文學與文學理論的見解。很少涉及他的人生故事。2017年第五期《當代文壇》刊載邢麗鳳對他的采訪，他有過簡短的陳述：

“上個世紀（二十世紀）40年代，我出生在重慶萬州，從小家境貧窮，父親在碼頭扛大包，維持一家七口的生計。迫于無奈，讀初小時，我便被寄養(yǎng)到伯父家。初中畢業(yè)時，伯父病故，我又回到家里，其時，大弟已輟學去小五金廠當了學徒。我進高中后，文理成績皆優(yōu)，一心想今后讀理工。遺憾的是我的求學經歷飽經坎坷，高三時被分到一個俄語培訓班當班長。一年后因為中蘇交惡，教育局宣布取消俄語班。第一次高考倉促上陣，莫名其妙地被某外語學院俄語系錄取，進校后又被校方轉到英語系。由于體質羸弱，影響了正常的學習生活。臨近期末，校方突然從全院一年級學生中，挑選11人去北碚醫(yī)院體檢，結果宣布11人全都體檢不合格，一律作退學處理。我被迫重回老家。1963年7月我又報名參加高考，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被四川大學中文系錄取。

“進川大后，我擔任班長，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受到當時在高年級執(zhí)教文藝美學課程的王世德教授高度賞識。第三學年，上級要我們下鄉(xiāng)參加社教運動，我在農村摔打了近半年多。我因堅持打倒江青在四川的最大代言人，被指控為企圖為劉鄧翻案而遭受厄運。貴州方面以我大搞派性為名，取消了我的分配資格，并將我的畢業(yè)鑒定材料退回川大。后來得到時任成都軍區(qū)司令員梁興初的幫助，并親自批示為我平反，隨即川大當面銷毀了我的畢業(yè)鑒定材料。

“返回貴州后，被重新分配到水電部第八工程局，參加烏江水電工程建設。1971年我被調入貴州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開始了文學編輯工作。我在電臺整整工作了8年時間，鮮有值得回味的記憶。唯一難忘的是1973年3月5日，這個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發(fā)表十周年的日子，我冒了點小小的風險，組織了賀敬之的《雷鋒之歌》配樂詩朗誦。當時賀是“文藝黑線人物”，誰也不敢把他的詩作在廣播電臺播放。沒想到，節(jié)目在電臺播出后，引起十分強烈的反響，收到很多聽眾來信來電，我當時非常感動，從此便與詩歌結下不解之緣。粉碎“四人幫”以后，我開始學寫詩歌，偶爾也有詩作在電臺播出，或在剛復刊的《山花》上發(fā)表，更多的是組織詩歌朗誦活動。這樣，我在貴州詩歌界有了一點影響。《山花》編輯部的一位副主編是川大的老校友，在他的動員和斡旋下，我便成了《山花》編輯部的一名詩歌編輯。”

陳述是清晰的，但少了很多細節(jié)。比如他第一次去重慶上大學，父親沒錢給他買船票，讓他和運豬的船逆水而行，從萬州到重慶坐了好幾天。船上沒床，只能和豬睡在一起。他在烏江修電站時，主動加入最苦的抬預制板分隊，每個工人每周有一斤定量白酒，他像其他工人一樣，用吃飯的搪瓷缸打酒，像喝水一樣一口把這一斤酒干掉。他在《山花》當編輯時，幾下把活干完，然后去陪一個被很多人跪拜過的道人聊天。而當一位詩人出事，他急得圍著大石柱疾步轉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停在喃喃：怎么會這樣，怎么會這樣？

人不是為了讓人記住才做什么，而是他做過什么讓人記住。何銳是一個值得記住的人。何者三銳，睿智，銳利，銳不可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