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可能是現代中國對演說興趣最大的知識分子之一，尤其在留美之后。一九一一年夏天，剛到美國不滿一年的胡適就和友人一起成立了 “中國演說會 ”，組織志同道合的中國同學一起切磋技藝，專門練習中文演說。事實上，翻開胡適 “康奈爾時期 ”的日記，除了 “打牌”以外， “演說 ”堪稱其日常生活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活動。上至總統下至同學，胡適不僅熱衷于現場聆聽各類演說，更是積極的親身實踐者。據他自己統計，在三年中，他一共做了七十余次演說（每有佳績，更要在日記里記上一筆，以此自矜），不但因此而成了本地大學城里的名人，而且出游四方，東至波士頓，西到俄亥俄， “講演的地區是相當遼闊 ”，乃至在費城留下了和美國前總統塔夫脫同會演說的記錄，即便為此荒疏學業，被校方停掉了獎學金也在所不惜， “從無懊悔之意 ”（《胡適口述自傳》）。

也是出于這一興趣，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兩個暑期，胡適在“演說與閱讀 ”的科目下接連選修了 “公眾演說 ”和“即興演說 ”這兩門課程，均由艾沃里特教授擔綱。與胡適一樣，艾沃里特也是康奈爾的新人，在輾轉任職多所學校的英文系后，于一九〇九年受聘擔任演說學系的助理教授。在三十多年的任職歷程中，他不僅訓練了數千和胡適一樣的年輕學生，更參與籌組了聲譽卓著的伊斯特曼演說比賽，這一項比賽后來成為康奈爾演說文化的象征，至今還在延續。許多年以后，胡適依舊饒有興味地回想起這位 “好老師 ”如何在課程伊始就特意撤去講臺，以糾正他扶著臺子講話的毛病。陳平原曾比較現代學人的講演能力，認為胡適對 “講演術 ”—語氣的緩急、聲音的高下、調子的抑揚頓挫 —頗下了一番功夫。回過頭看，這種功夫或許正始于康奈爾的暑期課程，并由此開啟了胡適之后四五十年的 “有訓練的講演生涯 ”。

當時的胡適可能不知道的是，這一類課程在北美高校中其實并不普遍，事實上，他之能受到這種 “正式訓練 ”，多少有一些運氣的成分。在二十世紀一十年代的北美，公眾演說的理論與教學正在經歷一次影響深遠的轉向，而康奈爾大學的演說學系正是這一轉向的前沿陣地。換句話說，初來乍到的胡適一頭撞進了北美現代演說史的變革現場。

對于北美的大學來說，演說當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相關研究與教學也行之有年。很長一段時間里，在系科體制與日常管理的層面，這些活動一般被放在英文系進行。但在占據著英文系的主流位置的、以鑒賞與研究經典文本為業的文學教授們看來，演說教師所從事的工作，實在算不上什么嚴肅的學術事業。因此，不論在日常的課程設置還是在學術評價與晉升體系里，后者始終只能作為 “二等公民 ”，處于邊緣的地位。

除此以外，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演說教育中位于核心位置的，依舊是所謂 “雄辯術”的傳統。在這一傳統中，演說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高雅的、精英化的 “表演藝術”，在內容方面以歷史上的偉大作品，或是英美最高等級政治精英的講辭為范本，講求文法合規，章辭華美；在形式方面則要求在發音上遵循嚴格的韻律格套，并在肢體上以戲劇、歌劇等傳統舞臺藝術為模板。在這個意義上的演說教學，或許與文學教授們的工作有更多的相近之處，兩者都以美學的、藝術的旨趣為自身的核心目標 ——不論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在公眾演說的教師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這一雄辯傳統感到不滿。在他們看來，演說不應作為純粹的審美關照的對象，被局限在高雅的表演藝術舞臺上，更不應為少數人所壟斷，成為傳達某種精英趣味與傳統的媒介。他們認為，演說、辯論等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存在，它們事實上是最為普遍的公共口頭表達與交流方式。因此，公眾演說的理論與教學，應當告別審美的、藝術的傳統，轉而以其在交流溝通中的功能性與實用性為前提，來重新設計。與其致力于研究與模仿歷史上的偉大演說，不如去思考如何通過訓練來幫助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更為高效地傳達意見、說服他人。為此，這些教師不僅希望擺脫雄辯傳統，更要離開英文系，自立門戶，從對公眾演說的功能和價值的重新定位出發，創立一套新的知識范式和學科體系。由此，一場演說觀念與實踐的變革緩緩開啟。

在美國修辭史學者威廉 ·基斯看來，這一變革的肇因不僅在于大學系科內部的分歧與矛盾，更重要的是，它投射、回應著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領域中更為廣泛的轉型。隨著進步主義政治理念的傳播和普及，同時也隨著市民社會的發展和商業活動的日趨發達，對公共交流的需求正在急劇擴大。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公眾演說往往局限于政務場合，尤其是議會這樣的高層政治活動中，那么到了世紀之交，在商業交往、社會宣傳、公共關系、媒體廣告等一系列新的社會實踐空間中，都出現了對演說這一口頭公共交流方式的需求。這一系列全新的實踐語境，對公眾演說提出了某種 “民主化”的新要求。一方面，它的實踐主體不得不從少數政治與藝術領域中的精英人士擴展到市民社會中各個單位、部門與階層的從業者；另一方面，它的作用與意義也必須從審美表演轉向日常生活中更為功能性的、實踐性的信息傳達與公共對話。商人、工程師、建筑師、農民、工人等普通民眾將從自身具體工作的需求出發，對演說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規則、新的評判標準。從根本上說，圍繞公眾演說展開的這場變革，不僅帶來了 “演說 ”的方式與功能的變化，它更展現了一種新的關于 “公眾 ”的理念如何生根發芽，被轉化、落實為具體的社會實踐方式的過程。

在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舊有的寄居于英文系中的、以雄辯傳統為主流的演說研究與教學顯然已經難以為繼。越來越多的公眾演說教師開始思考，他們所教授的對象如何在這一更為多元的社會實踐語境中發揮作用，如何更為迅速、有效地回應演說在當下所面對的這些問題與挑戰。為此，一九一〇年，他們首先創辦了 “美東公眾演說大會”作為定期交流與討論的平臺。一九一四年，出于對原有的 “全國英語教師理事會”以及 “全國語言藝術協會”的不滿，他們進一步建立了自身的第一個全國性組織 “全國公眾演說學術教師協會”，并于次年在芝加哥舉行了大會。一九一五年，他們創辦了《公眾演說季刊》作為學術性討論的媒介。在往復的辯難與探索中，需求轉化為理念，理念召喚著研究，研究催生出實踐，這里的實踐不僅包括教育體制中新的課程綱目、訓練方式與知識體系的創制，更要在外部的社會活動 —日常交流、廣告、述職、公共關系、商業談判等等 —中不斷校驗、更新這套新的演說知識與技巧。

在這一變革中，時任康奈爾大學演說學教授的威南斯正是最主要的領導者與實踐者之一，由他擔任系主任的演說學系，亦是上述新理念得以實踐的重要空間。威南斯不僅在聯絡、組織新一代演說教師隊伍的過程中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曾任 “美東公眾演說大會 ”的主席），更于一九一五年出版了《公眾演說：理念與實踐》一書。這本書的擴充修訂版在紐約面世后，迅速成為這一領域中的奠基性著作，被廣泛地作為教科書使用，同期或之后出現的類似論著，在內容上常常是對此著的模仿、細化或是延伸。

在這本書里，威南斯系統性地論述了新的公眾演說的理念及其實踐方式、訓練體系及其所需的知識資源。在書中，他開宗明義地提到了社會層面的變化帶來的影響：在各類新出現的社會組織及其會議、談判與宴席上，每個普通人都可能面臨演說的要求與機會。在這些場合，演說的根本前提與價值在于演說者自身有話要說，有關于自身的理念、經驗與利益的思考，有將其傳達給外界以及影響公眾的實際需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南斯將 “演說”與“談話”重新連接了起來。在雄辯傳統中，演說與談話是絕對地涇渭分明的，后者是凡俗、日常、無需訓練與修飾的東西，演說則對其表達形式和表達規范有極高的要求，拋開這種要求，演說就不成其為演說。與之相對，威南斯則試圖抹去演說與談話之間的界限。他認為，兩者所追求的，都是言辭的說服力、信息的精確性、講述的有效性，差別僅僅在于聽眾人數的多寡而已。在根本上，好的演說應當具有一種談話的性質，演說無非是一種范圍擴大的談話。威南斯和他的同事們的這一演說理念，不僅體現在他們的著作和討論中，更被同時落實為學科體系下切實可行的實踐方案。毋寧說，威南斯所表達的這些理念與想法，正可以被看作他在康奈爾大學演說學系長期實踐的產物。在二十世紀初演說學系的介紹材料中，他們旗幟鮮明地表示，本系的目標在于培養公共演說者， “而非雄辯家”，在本系， “演說”一詞意指 “理念的表達”，而非那種 “華麗空洞而不真誠的”表達方式。“正確的演說來源于正確的思考 ”，因此 “思維活動 ”應當優于 “表達技巧 ”而獲得更多關注。一旦學生學會了這一點，他就可以無需以 “模仿 ”或遵從某些 “陳規 ”為前提而表達自我。技巧的操練當然對自我表達有所助益，但它們應當限于一些最為基礎的、自然的動作，而非 “某種任意專斷的動作體系 ”（《康奈爾大學手冊》，一九〇七年）。

這些陳述所展現的，正是與原有的雄辯導向的教學方式之間針鋒相對、一刀兩斷的姿態。到了一十年代初，也即胡適選修演說學系課程的時候，這種尖銳的、論辯性的調門已經有所弱化，但其內在的理念與旨趣卻依舊未變，此時的材料寫道：

演說學系提供關于英語口語的訓練。這項工作不僅具有使人能夠更為流暢地在聽眾面前講話這一實踐性目標，同時也具有為自我表達提供訓練這一教育性目標。學生將被要求表達他自己的理念并將其成功傳遞給他的同僚。他將認識到，表達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用來傳遞信息、推廣信念、說服他人的手段。我們將盡力發展、提升每位學生自身的風格，而非讓所有人都依從于某種既定的標準。演說的進步當然可以借由經驗的積累而完成，但我們也有可能向學生提供一種訓練，可以在并不需要大幅改變他們自身的情況下，使他們能夠成功地回應商業活動、職業生涯和政治生活中的要求。（《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公報》，一九一一年）

在這里，不論是對自我表達的反復強調、對內容與形式兩者重要性的排序，還是對演說的應用領域的廣泛性的凸顯，事實上都是北美演說變革中的核心題旨。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演說學系開設了 “公眾演說 ”（以及對應的進階課程）、“發聲訓練 ”、“朗讀 ”、“匯報與辯論 ”、“辯論”、“即興演說”和“演說準備之原則”等一系列課程。在這些課程的描述里，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一種對實務性的追求：“公眾演講 ”課不僅將其目標設定為幫助學生掌握 “一種簡單、直接的說話方式 ”，更有專為女性和工程師這樣的特定性別與職業而開設的課堂；“發聲訓練 ”課強調的不是聲音的審美與韻律規范，而是對 “普通的 ”嗓音的鍛煉及缺陷的糾正；“匯報與辯論 ”課專注于培養在實際工作，如教學、會議、討論中，以理性的方式組織證據、報告觀點、交換意見的能力；“即興演說 ”課上提供的話題不僅來自美國歷史與政治，更涉及時事新聞等。諸如此類的設計，不僅意在納入更多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場景，更將演說在工作實務中的 “應用性 ”層面作為學生訓練的考量軸心，構成了一套系統的、以實踐效用為導向的演說教學體系。

胡適所受的 “正式訓練 ”，正是上述教學體系中的一個部分。事實上，胡適很有可能見過威南斯本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五日，康奈爾大學首任校長懷特請胡適赴其家宴，同席者還有幾位學生和 “英文科及演說科諸教師 ”（《胡適留學日記》）。考慮到威南斯恰是在一九一四年升任正教授，此時他應當在校。當然，他與胡適是否有所交流，我們早已不得而知。但不論如何，他所主導的課程設計背后的理念，已經在胡適那里留下了痕跡。胡適曾在日記中寫道：“演說者，廣義的談話也。得一題，先集資料，次條理之，次融會貫通之，次以明白易曉之言抒達之。”在這里，不論是對語言形式之 “明白易曉”的要求，還是將 “演說 ”視為 “廣義的談話 ”這一定義，都與威南斯的主張若合符節。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我們甚至不難在威南斯對雄辯傳統的反動和胡適對 “死文言 ”的批判這兩者之間發現某些相似之處。不論是在內容上始終將 “有話要說 ”“言之有物 ”作為一切表達的前提，還是在形式上對傳統、繁冗的陳規故套和濫調套語的反對，都是兩者同樣念茲在茲的變革目標與準則。事實上，在胡適的白話文論述中，他也曾援演說為參照。在《中學國文的教授》中，他將演說作為 “國語與國語文的實用教法 ”而納入了他理想中的國文課程體系。在他看來：“凡能演說，能辯論的人，沒有不會做國語文的。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只是思想有條理，有層次。演說辯論最能幫助學生養成有條理系統的思想能力。”也因此，這一訓練將有助于實現 “中學國文的理想標準 ”之一，即 “人人能用國語（白話）自由發表思想， —作文，演說，談話， —都能明白通暢，沒有文法上的錯誤 ”。在這一描述中，威南斯等人所標舉的演說觀，已然清晰地被胡適內化為其理解演說這一活動時的標準。而在根本上，正是前者對思想之條理系統和形式之明白通暢的強調，才使其有可能與胡適發生共鳴，成為他思考國語變革時的潛在參照對象。

準此而言，演說與白話的共鳴，或許遠不止于 “實用教法 ”這一工具性的層面。必須強調的是，對這種共鳴的勾勒，絕非意在坐實某種單向度的影響關系，仿佛某種古已有之的西方思想被胡適引為了現代中國的變革資源。相反，這種共鳴所凸顯的，恰恰是一幅 “共時的 ”變革圖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不同地方均面臨著新的社會組織與機構的興趣、新的公眾組織樣態的出現、新的商業與政治運作方式的普及，以及由這些現象所召喚出的，打造新的公共交往和信息傳播形式的需求。北美的演說變革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雖然一為口頭一為書面，但都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重塑公共交流的語言媒介的嘗試，是對這一全球性現象的兩種共時的地方性回應方式。

在這一圖景中，胡適恰好站在了這兩個地方性故事交匯互動的路口，并提示我們注意到兩者所分享的某種共通的訴求。這一共通性所表征的，與其說是縱向的 “影響 ”關系，不如說是橫向的 “比較”的可能，一種在更為廣闊的全球視野中重新審視白話文運動的契機。與此同時，這種交匯互動亦絕不止于胡適。一九二九年，威南斯的著作終于被彭兆良引入中文世界，題為《演講學》，由中華新教育社出版。二三十年代之交，正是演說熱潮在中國愈演愈烈之際，這一現象背后當然有著復雜的文化、政治與社會原因。但不論如何，包括威南斯的著作在內的各種 “演說學 ”讀物，也正由此得以和胡博士的演說一道，匯入 “有聲的中國 ”的交響，在白話文運動之外，激發出更多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