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文學創作，開始于中學時代。20世紀90年代后期，文學已走下神壇，也還殘留著不少“光暈”，我在報刊發表了不少詩歌散文，收到很多讀者來信，這滿足了一個成績差、喜歡胡思亂想的少年的虛榮心。讀大學后，我依然不是好學生，熱衷搞文藝活動，喝酒玩樂，做小生意，也隨性看雜書，寫小說和詩歌。我發表了不少作品，但沒有“當作家”的雄心，大多是青春期無病呻吟。我后來在一家大型國企參加工作，輾轉多個崗位，吃了不少苦，才真正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性。升官發財，有諸多不確定因素，認真讀書，雖不能大富大貴，但總有所得，精神也變得充實。二十五歲那年，我重回高校，跟隨吳義勤先生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不知不覺，十幾年過去了，從青年到中年，我讀完博士，留在高校任教，基本是個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從業者，文學創作也寫一點，總量不大，以詩歌為主。“青椒”壓力很大，我一周上十幾節課，在三個校區奔波，寒暑假都出去講課，為還房貸而努力。白天很忙碌，晚上看書寫論文，只能在往返兩個多小時的班車上構思詩歌，找機會快速將它們整理出來。詩的體量小，不占時間，適合抒發郁悶情緒。斷斷續續寫了幾百首，在天津大學出版社出了人生第一本詩集《月光下的石頭》。

人的命運難以捉摸，總會有些偶然因素，潛藏在心底的想法，也會頑強冒出來，改變人生預定的軌道。“成為一名小說家”，當一個有意思的“講故事的人”，其實一直潛伏在我的靈魂深處。2017年，我從山東調往蘇州大學，職稱解決后壓力小了不少，江蘇文學氛圍很好，江南迥異于山東的人文地理環境，也不斷激活著我的創作靈感。內心的情緒在翻涌，很快我就從學術工作中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那些外表沉默，但內部卻有極復雜信息的“史料”。史料蘊含著一個時代最原始的細節，它們仿佛是一塊塊琥珀，將一個個歷史瞬間定型，留給后人無數秘密去揣摩。站在一堆史料面前，就仿佛是站在一個個歷史瞬間的現場，它把歷史敞開來，讓我們在那些褶皺之處，看到一個個心靈的喜怒哀樂，體驗時代獨有的氣息。史料其實就蘊含著一個個“未成型”的小說。

讓我首先產生異樣感覺的，是一些抗戰史料，并據此寫了抗戰歷史小說系列第一篇《中國野人》，抗戰后期山東被擄到北海道的勞工的故事。這篇小說中，我著力于打造某種歷史氛圍感，在真實還原歷史情境的過程之中，尋找到有意味的東西，即人面對絕境的孤獨和反抗。這個故事很多作家都寫過，我想寫出些與眾不同的感覺。為了寫《中國野人》，我仔細測算被擄勞工到日本的行程時間，設身處地想象雪原上發生的生存斗爭。小說發表后，很快被轉載，產生了一定反響。我有了信心，又一鼓作氣，寫了二十篇抗戰歷史故事，關注戰爭之中日本和中國的普通人，既有士兵、軍官，也有廚師、農民等，涉及地域從山東、江蘇、浙江到香港、越南等。這些小說后來結集為《獵舌師》，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日本學術界翻譯了其中一些作品，為此召開座談會，還有幾位研究者寫了評論。

由抗戰史料出發，我有了寫長篇小說的想法，經過幾年準備，我在南京實地考察，還曾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長駐，最終寫出反映南京抗戰的長篇小說《石頭城》。這部長篇小說中，我凝聚中短篇寫作經驗，寫了一個南京中等家庭在戰爭中風云流散的創傷性記憶。寫這部長篇，其實也有我對類似題材的不滿。南京抗戰是抗戰歷史的一部分，凝聚著民族國家的血淚，在以往處理之中，“妓女+傳教士”的噱頭，往往在濃濃的后殖民色彩中，將我們的民族故事，廉價販賣給西方讀者，在將中國人他者化的目光之中，完成某種曖昧凝視。我試圖將《石頭城》還給中國人，真正以中國人的視角和體驗，講出一個令我們共鳴的中國故事，小說涉及人物很多，三教九流都有，我力圖將故事講得吸引人，以鮮活的人物和故事，賦予文本更多靈光，不僅讓和平時代的我們，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先人們的創傷，也能由此增加民族自信心與勇氣——而不是一味恐懼。除了有關抗戰歷史小說之外，我也試圖將目光放在更廣闊的背景。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象就是現當代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同樣也在史料的啟發下，我對那些研究對象有了寫作興趣。寫寫作家的故事如何？作家們的史料我是熟悉的。從這個興趣點出發，我寫了短篇小說《“杭州魯迅”先生二三事》，以《魯迅全集》有關“真假魯迅”的一則有意思的故事，展開想象，表現大時代中小知識分子命運沉浮。這之后我又寫了郁達夫、戴厚英、張愛玲、王小波等現當代著名作家的八篇故事。我試圖每一篇都尋找一個與眾不同的角度，探索文學、時代與死亡的復雜關系。

常有人問到我選擇歷史小說作為突破口的原因。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之中，有很多通俗演義性質的歷史小說。它們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但我們很難在這些小說中找到更深層次的意義，及對更多人類生存的思考。就嚴肅文學而言，中國歷史小說，一方面受到正史影響，過于嚴肅沉悶；另一方面，受到后現代影響，過于強調歷史顛覆性。在歷史理性基礎上，貼近人物心靈，書寫歷史復雜神秘，展現歷史原生態的真實，又書寫歷史中的人的心靈際遇，給人類的生命體驗，留下深刻痕跡。這類歷史小說，往往是中國作家不太擅長的。著名歷史小說家尤瑟奈爾說過，“歷史是人類心靈的殿堂”，它給人的心靈啟迪是久遠的，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過時。在這方面，我也比較佩服日本作家井上靖。他能做到歷史文學的可讀性與思想的深刻性的結合。也可以說，虛構與現實的兩極，歷史小說家能找到一種有效“平衡”方式。中國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將來我還想將關注點放在古代，寫幾部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長篇小說。

進而言之，在我看來，真正的文學創作，應該擺脫題材的束縛，優秀的作家不僅有言說自我的能力，也要有能言說世界的能力，這種言說能力，就建立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歷史與當下之間，也建立在語言和事實之間。好的中短篇小說，不僅讓人記住一個有意思的故事，更能表現出作者的一種獨特的人生態度和審美觀念。而長篇小說，更是將這種態度和觀念，上升到了世界觀，通過眾多人物和故事，展現出一個令人難忘的審美世界，繼而對現實世界，形成有機的反思性與批判性。

當然，小說的寓言性，也是個充滿誘惑，又非常危險的話題。很多作家為追求寓言性，走向了抽象化道路，也遠離了復雜社會現實存在，讓小說變成某種符號的狂歡。為了避免小說的抽象性，我也嘗試寫了不少現實生活的小說，后結集為《小陶然》。這些小說，涉及老年人婚戀、網戀、青年回憶、大學校園生活等領域，我不敢說這些嘗試是否很成功，但這種對現實的關注，讓我時刻保持著對鮮活的現實的感受力，也為下一步的創作，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而現實維度，從來都是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方面。一部作品，如果沒有了現實批判意識，僅靠精彩曲折故事，難以做到流傳深遠。雖然我寫了很多歷史小說，但我并不想因此變成一個象牙塔內的“學者型作家”。作為一個70年代出生的人，我們的青春記憶和人生體驗，很多其實也已變成了歷史。我很想將它們表達出來。比如，1997—2002年是我人生的“黃金時代”，我大學畢業，在國企度過了難忘的時光。那里有我寶貴的青春記憶，也有著來自國企大改革時代切膚之痛的人生感受，而我對那個時代留下的很多國企改革文學，也有著諸多的不滿意。這種創作沖動，也造就了長篇小說《血色莫扎特》。這部小說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寫得非常快，當年很多記憶中的人和事，都涌上了心頭。小說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響，也售出了影視版權。我想，有關這個題材我還要再寫幾部小說。豐富復雜的現實生活，永遠是小說不枯竭的源泉。

不知不覺，我來到蘇州，已過去了七年，我發表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三部中短篇小說集，一部非虛構作品，也獲得了一些獎項，得到了很多文學界人士的鼓勵，我的文學創作數量，甚至已超過學術研究文章的數量。常有人問我一個問題，即如何平衡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說實話，在這方面，我也比較困惑與割裂，只能保證一年中上半年搞創作，下半年來做研究。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不同，也有相通之處。清代同光體詩人陳衍曾說：“肯并學人與詞客，何難出筆雅兼風”，講的是將學術的理性與創作的感性相結合，但那還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在我看來，這二者之間，可能更多需要一種“觸類旁通”的靈會。研究的樂趣在于，它帶你探索文學世界的秘密，很多是可以言說的東西，還有很多是以苦思冥想為代價，進而擁有了豁然開朗的喜悅，甚至有很多難以言明的東西，要用清晰又豐富的學術語言，將之闡釋出來。研究也是“比聰明”的過程，有一種經過思考后的思辨快樂。當然，很多做文學研究的人，早年心里都曾有過一個創作夢想，很多研究者是因為喜歡創作，才慢慢進入文學世界，走入了研究領域。好的文學感悟力與感同身受的代入感，能讓研究者擁有更好的藝術直覺，洞察文本內部的秘密。對于創作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一種感性思維，學術研究的理性思維，也許能起到一個“解壓閥”的作用，用理性對感性的沖擊不羈形成某種形式的反思和約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身兼學者與作家雙重身份的作家很多，只不過是近幾十年來，由于大學的學科化和專門化，我們的學者越來越多地被種種考核指標所壓抑和制約，難以發揮出創作的熱情罷了。

當然，如今的大學校園，堅持當一個作家，也要犧牲和放棄很多東西。至少現在大學體制內，留給作家的余地并不多。這對我個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只是想讓自己慢下來，和學術體制保持一點距離，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做一點事。創作是我喜愛的，對于研究而言，我也有著自己的想法和規劃。二者我都會認真去做，但更多是讓自己沉潛下來。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人類的很多職業都受到了挑戰，小說創作，似乎也變得曖昧不明。有人說，人工智能寫的文學作品，早晚會替代人類大腦創作的文學作品。這在未來也許還是未知數，但文學是與人類發展相伴相生的，只要人類不毀滅，文學訴求就會存在，只不過它在未來有可能不是紙媒形式。這也就提出了一代人的文學責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