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誠如北宋文學家蘇東坡說的那樣：“此事古難全！”回望幾十年的人生歷程，除了在動蕩歲月里經歷風風雨雨，我在家庭生活里也遇到無數喜怒哀樂，其中有幾次悲歡離合，真是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1963年，我在河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妻子劉崑是《中國青年報》駐河北站的記者，我們把家從北京搬到了天津。那年的春夏之交，我去秦皇島參加河北省宣傳部長會議，劉崑與報社的幾位記者去邯鄲的永年縣（現邯鄲市永寧區）采訪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變化。他們剛到永年，還沒來得及下鄉，就被連續幾天的特大暴雨圍困在縣城里，縣城里的很多平房包括招待所都被淹了，他們被迫搬到一處地勢稍高的寺廟。突如其來的暴雨導致電話線路全部中斷，當我從秦皇島給北京《中國青年報》的采訪部打電話，詢問劉崑在永年的情況時，報社的回答是：“聯系不上，情況不明。”我得不到一點信息，難免心急火燎，尤其讓我放心不下的是六歲的女兒還寄托于天津的大營門幼兒園，劉崑被圍困在永年，我在秦皇島開會，周末不能趕回天津接女兒，無可奈何，只好煩請老師把女兒帶回她家。一家三口，分處三地，那牽掛、思念之情，真讓人不堪忍受。我本來就患有神經衰弱癥，那幾天幾乎徹夜難眠。過了些時日，大水終于退去，劉崑才繞道鄭州、德州返回天津。災后重逢，全家人相擁在一起的欣慰、親熱的情景，至今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腦海里。

說起與親人的生離死別，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的祖父、祖母、母親、父親先后與世長辭，特別讓我難以接受的，是大弟懷德的英年早逝。懷德在我家兄弟姐妹八個中排行老二，他比我小三歲，是我童年時代、少年時代的玩伴——我們倆拼起兩張八仙桌，興高采烈地打乒乓球；在后院的墻上安上一個籃球筐，比賽投籃；找來一根粗竹竿，嘗試撐竿跳高；一起讀《魯濱遜漂流記》《愛的教育》和《開明少年》《中學生》等書刊。我到上海讀大學和到北京工作后，依然與他保持聯系，無論是談學習、談健康還是談人生，都有著共同語言，可說是情投意合，親密無間。懷德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異，數理化特別好，他高中畢業后原本想報考航空學院，立志當一名新中國的飛機設計師，可惜體檢時發現患有浸潤性肺結核。在家休養兩年后，他改報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讀完五年本科，又在上海第一醫學院基礎醫學部藥理教研組讀了三年研究生。他的畢業論文受到中國藥理學奠基人張昌紹教授的高度評價，張教授把他視作理想的接班人之一。

懷德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從事藥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他勤于鉆研，善于思考，治學態度嚴謹，教學經驗豐富，即使在“文革”期間，他仍夜以繼日地閱讀、研究、編寫教材、撰寫論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從事避孕藥的研究，榮獲全國計劃生育攻關項目一等獎、二等獎。八十年代初，他被選拔為赴美訪問學者，在美國Mayo醫學研究院進修，主攻胃腸道平滑肌的電活動，回國后為學校建立了電生理學和離體平滑肌研究實驗室，從而為國內開展神經藥理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他還帶頭到云南大理、貴州遵義、廣西南寧講學，熱心支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醫學教育。二十多年來，他撰寫論文七十多篇，出版專著《甾體激素藥理學》，被譽為“成熟而富見識，堅毅而肯實干的年輕藥理學家”。

就是這樣一個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的專業技術人才，竟把自己的健康狀況置之度外。1985年底，懷德胃痛加劇，已到難以忍受的程度，他卻誤以為是慢性胃炎的老毛病又犯了，吃點胃舒平就能頂過去，仍堅持在一線教學。直到同事見他面色憔悴、病態明顯，催促他立刻去醫院就診，這才發現胃部有腫瘤，當即住院動手術，幾乎把胃全部切除。醫生診斷為胃癌，分化度低，已是晚期，家人和同事因此心亂如麻，憂心如焚。

當時，我正在上海出差，為全國兒童文學創作會議做調研，聞訊后馬上趕到中山醫院的外科病房。他被隔離在一間小小的無菌室內，不能會客，我只能通過一個小窗戶看看他。我寫了一張小紙條遞進去，讓他保重，愿他早日康復，他費力地向我招了招手。沒能說上一句話，我帶著無限的悵惘和失落離開了……

出院后不久，到了夏天，懷德的病情開始惡化，新生的腫瘤壓迫脊椎神經，疼痛一天比一天厲害，無論打多少止痛針，也無法緩解刺心的痛；各種新藥土法也都嘗試過，不見一點療效。就這樣折磨了兩三個月，他預感來日無多，便讓二弟滋德和我聯系，希望我抽空到上海與他見一面。當我來到他的病床前，瘦骨嶙峋的他強忍腰部的疼痛，同我推心置腹地談話。他不僅關心我的工作和健康，關心家鄉幾個弟弟妹妹的現狀和前程，還十分掛念兩個女兒思想、品德、學業上的成長，與此同時惦記著投寄國外的幾篇論文沒有修改定稿，科研獎金的分配等。我生怕長時間的談話使他過于勞累，不得不含淚向他告別，邁著沉重的腳步，一步三回頭地走到病房門口。當我再次向他揮手告別時，心中不禁升起一縷“懷弟，我們也許是永別了”的生離死別之思。當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傳來了懷德逝世的噩耗，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不禁放聲痛哭，怎么也平靜不下來。他才五十一歲，走得太早了，我不禁寫下悼詞：“質樸一生無所求，嘔心瀝血做學問。文章滿腹未寫盡，恨天有負忠厚人。”

說完生離死別，還要說說我們這個大家庭幾次難得的團聚。1963年，三年困難時期剛過，方方面面有了一點生氣，春節前夜，我和幾個在外地工作、求學的弟弟妹妹趕回家鄉丹陽，與父母和小弟、小妹一起歡度春節。假日期間，全家人特地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合影，這是父母與他們的八個子女留下的唯一一張全家福。此前，我已經有好幾年沒回家了，南下的火車異常擁擠，幾乎沒有立足之地，我是踩在放置飲用水罐的木架上回到家鄉的。那年，二弟滋德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海軍的研究單位，穿上了海軍軍服，挺神氣；小妹不滿六歲，還沒上小學。這張全家福記錄了我們一家人團聚的歡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和各自的命運。

2001年和2011年，我們這個大家庭又有過兩次難以忘懷的團聚，分別以紀念父母九十誕辰、百歲誕辰的名義進行。這兩次團聚相隔十年，小家庭的數量從十六個增加到二十一個，家庭成員從四十人增加到五十一人，其中參加聚會的人數從二十八人增加到四十七人。大家從祖國的東西南北中，甚至加拿大、美國、新加坡趕回來，令人遺憾的是缺少了英年早逝的懷德。聚在一起，話題極為廣泛，可說是無話不談：年紀大的，暢談離退休后的生活和心情；正在崗位上拼搏的，交流各自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訴說成長中的愉悅和困惑；天真活潑的孫輩們，沉浸在游戲的快樂中。面對面的交流，比通電話、發微信、寫“伊妹兒”更親切生動、具體深入。

大家談得最多、最集中的，是父母的遭際和他們為人處世的優良品德、作風。父母與辛亥革命同齡，他們既是國家求獨立、人民求自由的見證人，也是兵荒馬亂、天災人禍的親歷者。在我們的心目中，父母心地善良，做事認真，為人厚道，生活儉樸，他們一生勤奮勞碌、含辛茹苦，卻過早地離開人世，沒來得及享福。每當我想起沒能滿足父親再次到北京欣賞故宮文物和美術館名家畫作的愿望，父母甚至沒品嘗過北京的烤鴨時，內心滿是歉疚。

經過充分交流，參加聚會的所有成年人對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歷史和父母的經歷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大家表示要恪守祖輩、父輩言傳身教的“奉公守法”“勤能補拙”“誠信儉樸”“和衷共濟”的做人、做事準則，更好地發揚孝敬父母、尊重老人、關愛兄弟姐妹、精心培育下一代的好傳統、好作風。這可說是兩次團聚的最大收獲。

每次團聚，大家都到萬善公園的萬善塔前合影留念，并到老字號金雞飯店品嘗家鄉的經典早點：水晶肴肉、蟹黃包、鱔絲面，味道鮮美，讓人贊不絕口。

后來，二弟、四弟主持、編寫了一本講述家史的《大井頭6號——一戶普通人家的寫照》，編印了《相親相愛一家人影集》，以此表達對父母的敬重和懷念，定格至純至真至濃的親情。它們將作為我家的傳家寶，一代一代地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