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糖帖

中國的民間從什么時候開始有的白糖我真是說不上來，雖然也曾讀過季羨林先生的《糖史》。我是喜歡讀雜書的，記得當時還一同讀了關于辣椒的一本書，才知道中國最早吃辣的省份不是四川，卻是貴州，辣椒是先被外國傳教士帶到了貴州，在此得到了普遍種植，然后才向其他省份傳播。本人嗜辣，用過的“老干媽”辣醬空瓶子放在一起可以砌一堵小墻。由于愛吃辣，所以也認定陜西那么多面食里邊數油潑辣子面最好，簡單刺激才是真正的大排場。飲食之道，太穿鑿了反顯小氣。一如《紅樓夢》中的那道“茄子鲞”。我在南京紅學會議上吃這道菜，每人一個小碟，小碟里有一撮碎叨叨的東西，根本看不出是茄子，也吃不出茄子的味道，讓人心里只覺得好不耐煩。哪如陜西的油潑辣子面，直讓人吃得大汗淋漓，像是洗過了一次桑拿，算是過癮。

因為最近想寫一篇關于紅糖的小說，所以查了不少關于糖的資料，糾正了自己的許多看法。比如用甘蔗做糖和用甜菜做糖這件事，以前我總認為是北方用甜菜而南方廣用甘蔗，查過資料才知道，甘蔗傳到中國的歷史并不長，所以，在此之前吃的糖大多是用甜菜做的，由此可以想象，過去從南到北到處種著那種黑油油的甜菜。甜菜是葉子大根也大，根甚至可以長到足球大小。甜菜黑油油的葉子可以不停地打下來拿回去吃，一般是拌涼菜。把葉子先在鍋里焯熟了，切碎，然后加大量的大蒜，這個菜不加大蒜不好吃，加了大蒜也就那樣，說不上好吃或不好吃。總之家里如果種那么一片甜菜，其好處就在于夏天和秋天吃菜幾乎不會成什么問題。甜菜這種植物，你如果不打它的葉子，它還不會好好兒地長，只有不停地打葉子，它才會不停地往大了長。煮甜菜葉子的時候，屋子里會有一種很怪的味道，不好聞也不難聞，這就是甜菜。

紅糖在過去的民間有很大的用處，來了客人煮一碗紅糖水的元宵，或干脆來一碗紅糖水炒米，一邊喝著一邊說話，當然這一般是款待女客或小孩。對于男客也許就會來一碗黃酒，酒里照例也會放一些紅糖。女人坐月子的時候更是離不開紅糖。而直到現在我還照樣喜歡吃的一種饅頭，就是紅糖饅頭，開花的紅糖大饅頭一端上來就好喜慶。過去家里誰鬧肚子疼，母親總會先去倒一杯白酒，在酒里放些紅糖，然后把酒點著，酒的火苖是藍色的，紅糖在酒里慢慢化掉，喝一杯這樣的酒，即使在肚子不疼的情況下也不是壞事。過去的酒沒有低度一說，一出廠就是六十度。好像沒有誰規定白酒出廠的時候必須是六十度，但酒要是不到六十度就裝瓶售賣，好像就說不下去。所謂的低度白酒是20世紀80年代才有的事。低度白酒不好喝，本人曾經喝過不到四十度的五糧液，實在是不能說好。古人有“烈酒美婦人”之說，酒不烈有什么意思？女人不漂亮有什么意思？

前不久有江西撫州的朋友給我寄來了兩袋紅糖，說明了是土法制造，忽然就讓人覺得很親切。在如今土法紛紛失傳的情況下，特地說明是土法制造，亦說明了人們對土法的懷念和看重，這么說來，土法其實并不會失傳，只這一點，就讓人從心里感到欣慰。關于紅糖，我正在寫一篇小說，順便想把有關紅糖的事也講一講，畢竟我們吃紅糖的歷史要遠遠悠久于吃白糖的歷史。

鄙鄉的早點有一種紅糖餅，吃這種餅的時候，一不小心會把自己給燙著，滾燙的紅糖汁一路順著手腕流到胳膊上可不是什么好事，但人們還是愛吃。冬天的早上，一張紅糖餅加一碗白米粥，就一點小咸菜，真好。

刻印記

小時候常去的地方是刻印社，地點在鄙人所住小城的西街的西邊，兩間的小門臉，七八個人總是伏在那里刻。其實也沒有什么可看，可看的只是那些放在玻璃柜臺里邊的章料。那時候還有牙章，上邊的圖案刻得實在是好。還有壽山、昌化的石頭也擺了不少在那里。說到刻印，確實也沒什么好說，小時候學習刻印也只找老城磚，用鋸條把它鋸成一小塊一小塊。老城磚很細膩。想起那一次和馮其庸先生上方山的往事。鄙人所居住的小城的“大古董”就在這方山之上，馮太后便葬在那里。北魏的老墓磚很大很重，近一尺半長，很厚，我只扛了一塊，馮先生手里拿了小半塊。我走在馮先生的前邊，只聽他在后邊說這個磚好，一是可以做硯，二是可以用來刻印。至于怎么做硯，馮先生在后邊是說了又說，大略可記的是：用醋煮，煮多次，再曬，然后好像還要用米汁去煮。他那邊說，我這邊聽，不知不覺人已經下得山來，回頭再朝山上看，卻看到滿山坡的好高粱，彤紅的一片。北魏大墓的古磚距今一千五六百年，以石擊之做金石聲，其聲清越。

小時候刻印學會了寫反字，至今想寫反字大略還可以寫成。小時候刻印有什么可說？確實沒什么好說，只不過是在老城磚做的章料上刻了磨、磨了刻，如此而已。磨的時候最好要有個小水盆在旁邊，磚料濕了好刻也好磨。白石老人的詩句里有什么“水成災”的句子，想不起是他的什么詩了，就是寫他自己學習刻印的事，想必他也是刻了磨、磨了刻，在水里蘸蘸然后看看，再繼續刻。

我把自己刻的磚頭印拿給朱老師看，朱老師只看一眼，說你這不行，你不讀《說文解字》不行。我讀到《說文解字》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至于知道“刻印當從漢印入”，已是對治印不感興趣的時候了。過去刻的印還有兩盒子放在那里，那些印對我卻沒什么用，起碼是后來的草蟲、山水畫上都沒有用過。

關于刻印，忽然還想說一說的是，這門手藝也許也面臨著衰落的前景，因為電腦的普遍使用，手刻字的情形現在已經不多了。電腦刻會章，這沒什么好說，而藝術家的章或人們用來把玩兒的那種閑章也要統統收由電腦來刻，前景真是讓人不能樂觀。過去的名畫做偽，最大的難事是印章不好做，民間的畫工中本來就有技法超人者，畫幾筆齊白石、張大千不在話下，但印章卻是個大問題，仿名家的偽作經常是被人從印章上看破的。而現在電腦解決了這個問題，無論你是什么章，它都能給你刻出來，所以有人說現在買大名家的畫全靠你的運氣，花多少錢不說，很難拿得準你手里的那張畫是不是贗品。但偽作就是偽作，下筆、用墨用色、運筆的快慢和力度的撐握，不可能和原作一樣，即使是畫家本人出來臨一張自己的畫作，也不可能完全一樣。電腦的出現是好事，也是壞事。鄙人現在沒事到處走走，照例是逢廟必進，即使是不進香也要靜靜地站在那里，看看，或雙手合十拜一下，算是打招呼，一如你進了別人的家總不能一語不發，脫了鞋子就上炕。但鄙人去廟里，除了十分老的碑還會看看，那些新近立的碑是向來不看的，因為它們幾乎都是電腦所刻，拙劣異常。在日本也是這樣，到處是電腦刻的東西。過去的刻字之美，過去的刀法之美，已經很少能夠見到了。有人對我說，許多民間的小刻字店現在也都這樣，你要什么體，他從印譜上先找好，然后就放在電腦上刻。這對于一般人而言無所謂，但對于書畫家來講卻不可以。而有人問我說為什么不可以，我仔細想想，亦想不出怎么對答。就好像有人在那里一邊拉屎一邊捧著個碗吃飯，你對他說這樣不可以，他要反問你一句為什么不可以，仔細想想，你亦是想不出怎么回答。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任何標準。

記潘家園

北京潘家園，估計以前是誰的那么一個園子，也不知道它經過了什么樣的周折與變化，才變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人氣旺熾的所在。有一個名詞叫作“地攤兒文化”，我以為這個詞唯有潘家園當得起。地攤兒到處可見，但一旦上升到“文化”二字，我想別處就會擔當不起。星期六、日去潘家園，涌動的人流會把你一下子卷進去，不單有古玩，潘家園幾乎是什么都有，整個潘家園被包圍在濃濃的文化氣息之中，你很難找出一個詞來概括潘家園。以前除了去潘家園淘自己喜歡的小古董，還可以買蟈蟈、金鈴子、油葫蘆，買八哥、大鸚鵡，只不過后來賣蟲賣鳥的都搬去了十里河花鳥市場，但也不遠。

我總覺著，潘家園對我而言是個學校，我在那里學到了不少在學校里根本就學不到的東西。其實一個人從小到大可以有許多個學校，只要能學到東西的地方我以為就可以叫作學校。說到潘家園，那時候我幾乎是每個星期六、日都會一早就趕過去，去了也沒別的，就是看，不停地看，用北京話說就是“練眼”。有幾回，在一進門的時候還碰到了西川，“練眼來了？”我對他說。“對，練眼來了。”西川笑瞇瞇地說。那時候馮其庸先生也是潘家園的常客，有一次我在馮先生家看到了兩塊長條形的漢代琴狀古磚，真是讓人喜歡極了，放在茶臺上不長不方大小正合適，可真好，他又不舍得勻給我一塊，就對我說：“走，我帶你去潘家園找那個攤兒，估計還有。”那時候馮先生住通縣工業開發區，說走就走，我們便馬上坐了車去。到了潘家園，他在前邊走，我在后邊緊跟。馮先生的毛式發型加上簡便干凈的中山裝，我的小黑眼鏡和緊緊跟隨其后的步子，不一會兒就引來不少人的注意，有人在后邊跟著要讓我們照顧生意。那一次，我給馮先生買了一對五十厘米多高的鐵獅子，明知它是新的，但看重它仿得實在是太好，我便買來送馮先生。馮先生把它放在院子里的正房門口，真是好看極了。

“還在這里。”我每次去了還會拍拍鐵獅子的頭說。

“當然還在這里。”馮先生也說。

馮先生的院子里，蠟梅正在開，很香。

“你去看看蠟梅。”馮先生對我說。馮先生家里的蠟梅種在院子里的東北角，黃燦燦的。

進客廳的過道上，兩盆梅花一紅一白也正在開。

馮先生是個熱愛生活的人。馮先生寫字畫畫兒寫文章的那張大案子可真大，案子背后的書架上一半是書，一半是從潘家園淘來的古物，整個書架上滿滿當當。我對馮先生說可千萬別鬧地震，阿彌陀佛。

潘家園的真東西不少，但假東西也很多，真真假假，就看你的眼力怎么樣。地攤上的瓷器、玉器和青銅雜項多到讓人看不過來。逛潘家園，我特別喜歡到那些冷攤上去看。冷攤大多是臨時性擺的攤兒，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好東西出現。我在冷攤上淘到的兩只薩珊王朝的大銀碗和天藍色帶柄琉璃杯，就是極為少見的西域古物，后來捐給了博物館。還有一個波斯銀魁斗，這件魁斗原來只是波斯的一只小銀碗，下邊沒有圈足，碗里有纏繞的植物紋，可能是當年不符合中國人的使用習慣，所以工匠又給它加了一個鳥首形鎏金手柄。一加上這個手柄，這件器皿就很難保持平衡，放在那里總是朝著一邊傾斜。這個從潘家園淘到的寶物，現在大同市博物館。到潘家園，最有意思的還是淘舊書和老唱片。潘家園的舊書都在最南邊那塊兒地方，后來又搬到了靠北邊的棚子下邊。有一次，我在舊書攤兒上看到了楊朔先生的一本手稿，一指厚的那么一大本鋼筆寫的手稿，當時要六千元，但我翻來看去還是沒舍得買。記得那是寫抗美援朝的一篇報告文學手稿，上邊有許多涂涂改改的地方，現在想想，不買有些后悔，那畢竟是楊朔先生的手稿。在潘家園的地攤兒上我還看到過冰心先生不知寫給誰的信，小字寫得真是好。

那幾年，能大量看到或買到老唱片的地方好像只有潘家園。老百代公司的唱片也只要一百多塊錢。我買到過一張譚老板的《洪羊洞》，但沒法聽，找到一部老唱機，還是沙啞得沒法聽。聽老唱片得要老唱機，現在想要找到好一點的老唱機不容易，但潘家園有幾個店專門賣這種東西，雖說貴一點，但可以淘到。

潘家園是個好地方，我曾經在那里買到不少很珍貴的舊書，其中有民國年間上海開明書局的石印本，還有延安時期印的毛澤東的白封面紅字的小薄本著作，比如《論持久戰》，還有不少作家題字贈送×××、×××的書也偶有放在攤兒上賣的。浩然先生簽名送某某的《艷陽天》，瑪拉沁夫簽名送人的《在茫茫的草原上》，看到這些讓人心上有點難過。我后來不怎么隨便贈送別人書，也許與在潘家園買舊書的經歷有關。你送他書，簽了名，結果是被他拿去賣廢紙，這真讓人難過。

去潘家園淘舊書是一大樂趣。戴著口罩翻來翻去，潘家園好像什么都有，什么都會翻出來。有一陣子我專門找老地圖，我就是在潘家園翻老地圖時才知道中國的國土原來有多么大。還有一次翻一大堆舊書畫，忽然翻出來一件疊得好好的整張《石門銘》，是清末原拓，當時心里好一陣亂跳，想把它打開看看，但拓片太大沒地方可以把它打開，回到家，我的客廳不算小，但要完全打開還是地方不夠。我知道這是撿了個不小的漏。這件《石門銘》清末原拓我后來送了搞書法的朋友。

我住在光明橋的那幾年，每到星期六、日就會早早起來，先步行去吃早點，買幾個薺菜包子，再要一碗武圣羊湯，吃完再往南去，南邊的潘家園那邊早已是人擠人。

我始終認為逛北京潘家園是一種學習，而且是比正經上學還要更為寶貴的學習。轉潘家園的要訣永遠是要多看少買。你最好是多看，有條件的話你最好要把東西拿起來上上手，感覺一下手里那件東西的皮殼和氣韻，用民間的說法這就是“養眼”。其實真正的買家，去了潘家園也主要是看。我個人的習慣是，因為潘家園的東西實在是多，不可能一到地方就一個攤兒一個攤兒地蹲下來看。先順著攤兒走，好像是什么也沒看，但兩邊的攤兒都在眼里，一邊走一邊就記下了什么攤兒上的什么東西大約可以。就那么先把所有的攤兒都走一下，一邊走一邊在心里記好了，然后再在攤兒邊蹲下來細細看貨。在全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天還沒亮就開始的“鬼市”和古董攤兒，但像北京潘家園這么大規模的古玩市場，別處好像沒有。

年前我去潘家園買我習慣使用的馬毛筆，想不到竟看到了賣蠟梅和梅花的，真是讓人高興。這幾天年已經過了，但蠟梅還在開著。

多少年了，去潘家園逛地攤兒像是一項自己給自己安排的工作，像是不去不行，像是有癮，去了，往往一晃就是一整天。到了中午，出西門，會到對面的烤鴨店去吃烤鴨；出北門，找一碗炒肝兒或鹵煮火燒。和朋友們一起吃東西，再喝一點小酒，吃完飯，希望再去轉一圈，希望潘家園里有新的物件出現，希望可以撿到大漏。最高興的事，就是和朋友一邊吃飯，一邊把從攤兒上淘來的東西掏出來讓大家看。記得那一次，看到龍冬淘到的一枚漢八刀的白玉蟬，可真好。

北京潘家園真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地方，你時時希望有東西在那里等著你，你時時希望有東西在那里等著你讓你開眼。北京潘家園是我的學校，里邊有學不完的東西。

春天小記

她現在是老了，她年輕的時候還算嬌小動人，她的一切都小小的，而且還帶著點稚氣，所以人們對她這個人的實用性就有些懷疑，也就是說，人們對她能不能過好日子有些懷疑，比如對做飯、洗衣和生孩子方面的懷疑。人們對她的這種猜測妨礙了她在最好的歲數上結婚，直到她后來成了一個不怎么出名的畫家。她有過短暫的婚姻，她愛上了她的一個學生，那個學生是外地人，具體是什么地方的人她又說不上來。她從小到大都是這樣，有點糊里糊涂。據說她的學生也愛上了她，她和那個學生不顧一切地結了婚，但結婚后沒多久，那個學生忽然就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從那之后她就一個人生活在這個小鎮子她的房子里，那房子是她的父母留給她的，算是遺贈，包括家里幾乎所有的家具，她沒添過什么，也沒損壞過什么，只是床板壞了兩塊，她找人把壞了的木板換了一下。那個木匠來家里做這個活，實在是太簡單的事了。木材店里有現成的木板，她跟在木匠的后面去買木板。她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卷起來，一層棉絮，又一層棉絮，上邊的網絡線都爛掉了，褥面也破了，露出了洞。這些都被卷了起來，這樣一來就露出了床上很少露出來的木板。那兩塊木板其實是糟朽了，這讓她一下子就想起了父母當年的生活。他們都是普通人，父親在小鎮的齒輪廠工作，是個小技術員，母親是高度近視眼，在小鎮的一所學校里邊教書，就這么回事。她長到七八歲的時候父親給了她一張小床，從此她不再跟父母睡在那張大床上。木匠來修的這張大床，就是當年的那張大床。父親和母親去世后，她就又重新睡到了這張大床上，那張小床被她用來放衣服，各種的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疊得整整齊齊放在小床上，用半舊的床單苫著，那半舊的床單，到了晚上往窗上一掛，就又是窗簾，這就是這個小鎮的風格，一物兩用，生活就這么回事。她還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夜里醒來，聽見了大床那邊的喘息和呻吟，喘息的是父親，呻吟的是母親，她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情，緊接著她就又睡著了。后來她和她的學生丈夫在床上發生了那種事情，她聽見比她小九歲的學生丈夫的喘息聲，那喘息聲一下子讓她記起了小時候的事情，這時候她也正呻吟得厲害，這讓她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她忍不住笑了一聲，她的學生丈夫其時正在她身上努力耕種，停了一下，問她笑什么？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夠好？

請來修床的年輕木匠是個不太愛說話的人，但長得很俊秀，他幾乎是一言不發地在那里干活，把木板鋸成合適的大小。這時候床已經被側翻在那里，她坐在小床的邊上看著木匠把那兩塊糟朽了的床板一下一下敲打了下來，每敲打一聲，她都會發出一聲輕微的呻吟，這讓木匠心里有說不出的某種感覺。她看著他把取下來的糟朽了的木板立在墻邊，然后再把好木板釘到床框上去，每釘一下，她的手就會緊緊抓一下小床上的枕頭，每釘一下，她的手就會不由自主地跟著緊一下。年輕木匠做完事后就走了，他說這點小事不用付什么工錢，她說中午快到了，要不我請你吃中午飯，我去叫外賣？咱們可以吃孫記包子。年輕木匠說不用了，我怕我吃飯的樣子嚇著你。年輕木匠說這話的時候還笑了一下，他笑的樣子很好看。他就那么走了，把一雙手套忘在了她的家里。手套已經很舊了，是那種常見的白線手套，工人們做事都會戴的那種。那天下午，她把這雙手套放在鼻子下聞了又聞，然后把手套洗了一下，但這雙手套已經洗不干凈了，因為這是雙幾乎已經不能再戴的手套。她把洗過的手套又拿起來放在鼻子下，她有些后悔，因為現在她什么也聞不到了。

怎么說呢，我們有必要把她現在住的房子好好說一說。房子呢，是小鎮上很老的那種三層灰磚小樓，她住在朝北把邊的那一套，是兩居室，帶有一間三角形的廚房和一個一米見方大小的衛生間。兩間住人的房間中一間朝南，當然這間屋的窗子也朝南；一間房子朝北，因為是把邊的房子，這間朝北的房子的窗子就開在了西邊，所以整個下午都可以見到太陽。她從小到大一直住在這里。這樣的房子，家家戶戶都還會有個陽臺，她家的陽臺是在北邊，所以到了冬天是很冷的，有時候刮西北風下大雪，雪會直接下到陽臺里邊。陽臺是那種開放式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標準樣式。陽臺上橫拉了兩根八號鐵絲，可以用來晾曬洗過的衣服和秋天要腌的芥菜。陽臺上還種了幾盆花，玻璃翠和雞冠花之類，春天夏天秋天紅紅綠綠的，一到了冬天它們就偃旗息鼓。但她會把花盆里的種子很細心地收起來，放在一個牛皮紙袋里，到春天來的時候再把它們種下去。她就住在這樣的房子里，一個人過著安靜的日子，沒什么人來。早上她會下去一趟，買菜或走走路，然后一整天就不再下來，待在屋子里畫畫兒。以前她還帶過幾個學生，每到星期六、日都會有學生來，你進我出很熱鬧，現在她不帶學生了，幾乎就沒人上門了。有時候她會出現在朝北的那個陽臺上，下邊的人們看到她在澆花，或者是正在晾洗過的衣服。她的存在好像就是不存在，人們都不太注意她，她也很少和人們來往，她的朋友也很少。雖然她那個學生丈夫現在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每天吃飯的時候她還會在桌上多放一雙碗筷。她現在每天做的事就是畫畫兒，用鉛筆畫那種蠻有插圖趣味的畫，有密集恐懼癥的人看了她的畫會心驚膽戰。她的生活是平靜的，像一潭死水。人們看見她一個人站在陽臺上對著手里的一雙手套發呆的時候，天已經又暖和了起來，各種候鳥已經飛了回來，它們在樹上飛來飛去，它們吃什么？它們吃樹上的花蕾和剛剛開放的花朵，就這樣，春天又來了。

她站在陽臺上，有人看見她把那雙白線舊手套戴在自己的手上，人們都認為，她又在花盆里種花。

王祥夫，以小說、散文創作為主。作品見于《當代》《十月》《人民文學》《收獲》《北京文學》《中國作家》《上海文學》《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山西文學》《黃河》《新華文摘》《芙蓉》《江南》等刊物。文學作品曾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上海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趙樹理文學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杰出作家獎”等。出版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和散文隨筆集四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