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流逝得太快，父親已經走了五年了。這五年里，常有人約我寫點回憶父親的文字，但都被我婉拒了，一來是因為怕回憶起來徒增傷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旦回憶起父親的性情與處事，將不可避免地觸碰一些過于敏感的人與事，便作罷了。前不久，《廣東藝術》的編輯又向我約稿，且望我寫出父親的另一面，不同于此前他的學生和同事寫的紀念文字。考慮再三，便答應了。

父親是讀書人，不過官癮也還是有那么些許的。記得是1986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時任南京大學文科副校長余紹裔教授來我家，對我父親說：“學校請你出山。”余紹裔是著名的俄羅斯文學專家，于是父親立馬用俄文回答道：“絕無可能，我老婆會跟我離婚的。”但是我清楚地記得，父親的回答含著明顯的作秀語氣，余校長回了一句“她敢！”便抬腿走人了。于是，父親便走馬上任當上了中文系主任，僅僅過了兩年，便又接替余紹裔教授，當上了主管文科的副校長，可謂“官運亨通”。不過，畢竟是經過歷史的浸染后尚能保存著些許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讀書人的良知沒有丟掉，在關于全國文科大整頓的討論中，說了許多讓當時的教育部感到不爽的話，自然就丟掉了官帽，回到中文系繼續當教授，倒也樂得清閑，潛心寫出了他自己最滿意的學術著作《田漢傳》。

父親常說，他所從事的學術研究領域完全是命運的安排。20歲考入了北京俄語學院，一年后轉到南京大學中文系，在南大中文系又泡了整整五年，后幸運地做了陳中凡先生的研究生，研讀中國古典戲曲。“文革”當中和葉子銘一起領了批判田漢的任務，關在省委大院里好吃好喝，除了寫了一大堆歌頌樣板戲的時效文章外，批判田漢的任務竟未完成，但讀書卡片倒是積攢了一摞子。“文革”結束后，大約因為專事吹捧樣板戲，故留在了當代文學教研室。后因時任系主任陳白塵先生要抽調人手組建戲劇教研室，便又成了陳白塵的手下，專事中國現代戲劇研究。這么一算，倒也是古今中外各個領域粗略地逛了一圈，眼界算是打開了，成了那一代讀書人中的幸運兒。不過，父親也時常坦言，他是時代造成的一鍋夾生飯：大學五年學的是蘇聯引進的那套文學理論，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經常被運動打斷，研究生畢業論文竟然是《論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重要意義》，直至不惑之年后方才能夠全身心地讀書思考，可是畢竟有太多的課要補，實在是力不從心，雖心里意識到缺陷，卻已無法將錯過的那些必讀之書一一補上。他不止一次地說，要是能年輕十歲，一定再讀兩個博士學位，那樣才能真正地做學問。

父親在學術上的尷尬是顯而易見的。他有強烈的突破禁區的欲望，故從來都是以寬容的心態對待一切新的思潮、新的觀念。記得1985年所謂探索電影《海灘》上演時，頗受質疑，父親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力挺這部電影；新時期之初，小說《杜鵑啼歸》被指責褻瀆傳統道德時，他也寫文力贊這部小說；還曾撰文批評過長篇小說《李自成》的缺陷，讓姚雪垠氣憤不已。因為一些出格的文章，曾被省里封殺了一陣子。為此，在學術界留下了一個“思想解放”之名。不過，父親的學術研究，終究未能跳脫“別車杜”和蘇聯文藝學的框框，對西方文學理論的隔膜終究使他不能乘“思想解放”之勇而實現學術研究的真正突破，而往往是勇氣可嘉，然功力不足，面對新的文藝現象，雖努力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加以觀照，但終究因話語的陳舊而無法做出深度闡釋，未能在學術研究中實現觀念的突破。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研究，父親最大的遺憾就是：作為研究戲劇的人，在寫完中國現代和當代戲劇史后，應該在有生之年寫出一本足夠分量的《戲劇理論》，但此一愿望竟未能實現。他坦言，不是不想寫，是實在寫不出來，理論功力遠遠不夠，直至40歲后方才竭力惡補未曾讀過的西方名著，這樣哪里能夠積淀起足夠的理論功力呢？這恐怕也是父親那輩讀書人中普遍的遺憾。記得在父親快要退休的時候，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他坐在書桌前捧著一本厚厚的書讀得津津有味。我上前一望，原來是伽達默爾的《真理的方法》。那一刻，我能體會到父親心里那份焦慮。這是父親難能可貴之處。

父親深知自己學術上的尷尬，這種自我反思的能力確是他的一個長處，使他對年輕時代做過的荒唐事始終保持著反省，因而對時代的變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過，這也使他常常因時事之不濟而徒增煩惱。記得35年前的春夏之交，他也同當時念大學二年級的我一道熬過了許多不眠之夜。也正是那個時候，父親第一次主動遞給我一支云煙，在吞云吐霧中開始了父子間的談話。父子如兄弟，那一刻，我算是體會到了。我與父親之間沒有所謂的代溝，我能夠理解他的苦惱和憂慮，那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在經歷過當代中國不尋常的歷史波折之后形成的一種內在的責任感。這份責任感當然是可貴的。然而，父親又同絕大多數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常常又是天真幼稚的，這是無法跳出的固有觀念使然。他時常感嘆自己缺乏對歷史的洞察力。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在他讀研的時候，曾與中文系青年教師黃景欣一起赴蘇北農村搞社教，那些日子里，經常與黃景欣徹夜長談。黃景欣的才華和思想的敏銳讓他欽佩不已，對現實的認知又讓他目瞪口呆，心驚肉跳。后來他感嘆說，作為同齡人，黃是珠穆朗瑪峰，而我是珠穆朗瑪峰下的一棵草。我想，這絕對是父親的心里話。1965年，年僅30歲的黃景欣因絕望而自盡了。這才有了父親后來的感嘆“南京大學一流學者都死了，茍活下來的都是二流學者”。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父親不是一個情趣盎然之人，但其骨子里是無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應當是他所生長的時代造就的。父親早年學的俄語，向往蘇聯，跟那個年代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喜愛蘇聯文藝，崇拜蘇聯的情結極為強烈。在我的記憶里，每每聽到蘇聯歌曲，看到蘇聯電影，那種打心底里來的認同感是極為明顯的。可是，父親又畢竟是一個理性之人，在了解了蘇聯的歷史之后，特別是面對這個帝國突然間轟然倒塌之際，又會自覺地加以反思，尤其是對蘇聯歷史上的種種悲劇，常常會自覺地去思考，于是，在情感與理智之間，常常讓自己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嘴上猛烈地抨擊蘇聯的歷史謬誤，感情上又難以割舍那段充滿烏托邦色彩的歷史。正是帶著這種復雜的矛盾心態，1998年，在全國莫名其妙地又掀起一股討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熱潮之際，寫了一篇隨筆《“保爾熱”下的冷思考》，把梁曉聲編劇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著實調侃了一番，算是反省了自己內心的“蘇聯情結”。父親在他的《跬步齋》里收進了一篇隨筆《我的“仇父情結”》，雖然回憶的是童年時代他的父親給他留下的冷酷專橫的印象，但其實是想借這個話題表達對專制集權的批判。這是父親后半生最主要的心結，是他后半輩子教書讀書寫書最主要的精神動力。于是，在父親的心里，反對專制集權、弘揚啟蒙話語、探尋中國戲劇的現代化道路，就成了一條互相呼應的邏輯線，三個任務相互照應，形成一個閉環的系統。于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認知，也就順理成章地停留在了呼喚啟蒙，追求民主與自由的話語模式，很難就五四運動復雜多面的特質進行多視角多維度的審視，也就難免會遇上尷尬的情境。記得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父親的發言被來自美國的年輕一代學者張旭東反駁，且難以從學理上予以回應，這正應驗了父親自己所承認的學術上的“夾生飯”：知識結構、觀念體系和話語模式的差異導致了對問題的思考幾乎不在一個層面上，故難以形成對話。這恐怕也是父親那一代學者普遍的尷尬。在批判極左思潮，反思歷史與審視現實的過程中，這種尷尬體現在觀念的自我矛盾性：一方面，基于對歷史的反省而痛恨極左思潮，對現實有著強烈的批判意識，但另一方面，極左思潮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又是那樣深，以至于會不自覺地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理念面對復雜的歷史與現實問題，甚至會出現“以左反左”的簡單粗暴的情緒化傾向。這一點，父親自己也時常意識到了，但卻無法克服。這正是他的尷尬之處。知識分子所常有的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驅使他經常執筆批判當下的諸多丑陋現象。于是，《失魂的大學》等等這類呼喚大學精神的回歸，批判政治功利主義的雜文隨筆常會見諸報端。不過，這種批判的激情當中多半是鮮明的政治理念，立場觀念非常強烈，以至于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場面：記得有一年的三八節之夜，父親主動打電話給北京電影學院的一位女教授致以節日的問候。父親的問候極為真誠，都是發自肺腑之言。因為父親確實很敬重這位女教授。她翻譯過捷克劇作家哈維爾的文集，同時也是一位信奉女性主義的學者。無疑，父親因自身的價值觀念而敬重她。可是，沒過多久，在南京舉辦的女性主義電影國際研討會上，父親關于女性主義的無厘頭的搞笑致辭卻又惹惱了所有在場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學者，使她們憤怒不已，這場面讓那位北京電影學院的女教授著實尷尬不已。的確，父親無法進入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語境，完全是在兩個軌道上發聲。出現這種尷尬場面也就不難理解了。

父親終歸是名教師，雖因其五大三粗的外形和大嗓門而令學生懼怕三分，但其實父親始終是打心底里關愛學生的，對學生非常寬容。不過，他也有被學生噓聲伺候的尷尬時候。那是35年前的一天。那年，學校把當時的全國勞模曲嘯請來給學生作報告。父親時任文科副校長，主持了這次報告會。在提問環節，有學生給曲嘯拋出了幾個刁鉆的問題，弄得曲嘯十分難堪，父親見狀，拿過話筒，在臺上呵斥那幾位學生不懂禮貌，結果整個禮堂頓時噓聲一片，父親狼狽不堪。當時我是大二學生，自然也加入了發噓聲的行列。不過待周末回到家，父親卻并不生氣，反倒覺得學生們有自己的想法倒挺可愛的。父親的這份寬容對我影響很大，算是我從父親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精神財富。

父親的尷尬還真是無處不在，似乎老天爺就喜歡跟他開這種玩笑。由于母親喜歡嘮叨，且常有胡攪蠻纏之舉，故每每到不可理喻之際，父親總以“按我們山東老家的習慣，這種女人就得打！”這句話完成自我寬慰。但是這句話父親惡狠狠地說了幾十年，卻從未碰過我母親一根手指頭，倒是在我高考結束那一天晚上，父親被我母親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那是因為母親收拾書房時，偶然發現了夾在《魯迅選集》里的一封情意纏綿的信。那是父親早年在北京俄語學院讀書時的初戀對象寫來的，想必父親舍不得銷毀，故藏在了《魯迅選集》里，誰曾想就此挨了我母親一巴掌。父親的晚年生活也難逃尷尬之境：臨近退休之際，躊躇滿志，打算潛心閱讀未曾讀過的那些歐美名著，并準備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想好好體驗一下，為什么《卡拉瑪佐夫兄弟》如此偉大。無奈天不遂人愿，恰逢退休之際患上了眼疾，也就是當年拉美文豪博爾赫斯所患的那種，無法治療，不可逆轉，雖不會失明，但讀書寫字將成為奢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終未能體味到，這不能不說是終生的遺憾。人的一生，怎會沒有遺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