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羅書寫的陸游詩作《北窗閑詠》選段

    畢羅（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漢學家，中國國家級人才項目入選者，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博導，中外書寫文化與美術交流研究中心負責人，二王學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多年來主要從事書法學、銘刻與寫本學、美術文獻研究與翻譯、中國古代詩歌等領域的研究。意大利文著作有《李白，其人其詩》《一觴一詠：〈蘭亭詩集〉研究》，英文專著有《孫過庭〈書譜〉綜合研究》《以書護法——〈集王圣教序〉研究》，中文專著有《尊右軍以翼圣教》，英文譯著有張天弓《中國書法主要術語的釋讀和研究》。在《亞洲專刊》《華裔學志》《敦煌研究》《唐研究》《中國書法》《書法研究》等海內外權威刊物發表論文50余篇。

不久前，在中國書法家協會舉辦的“漢字之美·中國書法環球行”啟動儀式暨“國際視野下的中國書法”學術討論會上，意大利漢學家、廣州美術學院教授畢羅（Pietro De Laurentis）將王羲之《蘭亭集序》與達·芬奇《蒙娜麗莎》做比較研究。這一中西融通的類比，引發了與會者廣泛關注和討論。

“我覺得要把中國書法介紹給西方人，王羲之的作品是一個代表。基于王羲之《蘭亭集序》在中國乃至東亞的影響力，我認為可以直接將其與西方最有名的繪畫之一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類比，以此讓更多人明白中國書法的文化高度和藝術分量。”說起自己的觀點，畢羅侃侃而談。

從喜歡漢字到臨習書法，再到研究書法，畢羅與中國書法結緣已逾20載。他于翰墨書林間自在徜徉，在書法中感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

對漢字一見傾心

《莊子·天下》有言：“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畢羅的名字就來源于此。見到畢羅，是在北京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他西裝革履，溫文爾雅，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舉手投足間頗有中國傳統文人風范。

然而這位與中國書法淵源深厚的意大利學者，在大學前并未接觸過中國文化。“直到高中畢業，因為我喜歡外語，也對歷史感興趣，就想在大學選一門與歐洲文明完全不同的專業。一位伯伯建議我選漢語，他說將來中國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畢羅說，就這樣，他在1996年進入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學習漢語，開始接觸中國文化。

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大學第一堂漢語課上，第一次接觸漢字的畢羅就對漢字一見傾心。“教材《現代漢語教程》上的字體有黑體、宋體，還有楷體，楷體太漂亮了，我從沒見過這樣的圖案、這樣的形態、這樣的布局。”畢羅驚艷于漢字之美。即便只是印刷體，這種饒有手寫趣味的東方文字依然讓他著迷，課余時間，他常常描摹課本上的漢字。

如果說畢羅起初只是純粹地覺得漢字很美、很有趣，那么來到中國學習的他才開始真正認識書法。

1998年下半年，畢羅第一次來中國。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的半年時間里，他喜歡逛書攤買字帖，還喜歡看大街小巷的燈箱廣告，因為燈箱廣告上有各種各樣的書法字體，隸書、行書尤其多。如此豐富的審美空間讓畢羅大開眼界，他至今還記得在阜成門看工匠給燈箱刻字的情景。

對書法了解越多，畢羅就越渴望學習書法。1999年，畢羅在意大利遇到了自己的書法老師王承雄。自那時起，畢羅開始一邊做研究，一邊練習毛筆字。直到今天，畢羅依然堅持每天濡墨寫字。他說，臨寫是最快樂的事情，因為就像在和古人直接“對話”。

畢羅最喜歡的書法家是歐陽詢，最喜歡的書法作品是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九成宮醴泉銘》碑文用筆方整，字畫勻稱，法度嚴謹，高華渾樸，是楷書中的范本。“我的目標是寫一手‘九成宮’風格的楷體。”畢羅笑著說。

后來，畢羅曾到中國美術學院留學，并前往浙江大學進修，2007年獲得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漢學博士學位。他對中國書法的研究進入專業學者的領域。

一本字帖的延展

經常臨帖不僅是畢羅的個人喜好，也是他研究書法的一種方式。“臨帖對我的研究影響非常大。經典書法作品用筆、結構、章法的微妙，肉眼不一定能察覺，潛心臨寫才可能有所領悟。”畢羅說。

盡管畢羅偏愛歐體，其研究視野卻頗廣，用他的話說，就是“唐代及唐以前的書法現象都關注”。然而畢羅也不愿將書法視作一種純粹的藝術。在他看來，中國古人把自己的智慧、思想、情感都寫進了書法作品，一本字帖可以延展到當時的人文環境、社會現象等多個層面，由此可以看到中華文明中更加細微的面目。畢羅認為：“書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要了解中國古代社會就離不開書法。”

畢羅的中文專著《尊右軍以翼圣教》就嘗試以跨學科的視角研究中國書法史。《尊右軍以翼圣教》關注《集王圣教序》，其源自唐太宗撰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僧侶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成碑。在書中，畢羅運用歷史、藝術、宗教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不僅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的書風，還考究其立碑的歷史背景，探討其社會文化意義。

以書法為切入點，進而關注中國古代的社會、人文、地理環境等，是畢羅做學問的一種路徑。而畢羅的研究并非從文本到文本，他認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相信深入現場可以更好地“靠近”古人。因此自第一次來中國起，他便開始“書法行走”，在中國各地尋訪書法勝跡。2018年起，畢羅在《書法》雜志連載了十幾期《書法行走——一個西方人游覽中國書法文化》，將他的所見所感與讀者分享。

從湖南祁陽浯溪碑林到陜西西安長安區唐代建筑，在畢羅看來，“書法行走”不僅是觀摩碑刻等文物本身，也是感受古代的文化氛圍和生態環境。

2019年5月，畢羅參加中國書協在浙江紹興舉辦的“王羲之與二王學的構建”學術研討會。會后，他穿上漢服，在會稽山下與眾多學者“蘭亭雅集”，體驗“曲水流觴”，并現場揮毫寫下自作詩：“初游斯圣地，未感有傾心。俯仰十春過，西東豈不吟？”這次紹興之行，畢羅雖然沒有看到書法勝跡，但身處茂林修竹之中的他，仿佛與王羲之有了更多感應。“1000多年前，王羲之看到的風景是否和我一樣？”每每談及此行，畢羅還會想起當時的思緒。

受這次活動啟發，畢羅開始系統整理王羲之詩作，并于2023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著作《一觴一詠：〈蘭亭詩集〉研究》。

促進中西書法交流

在西方漢學家中，專業研究中國書法的學者并不多見。畢羅有專業學術視角，同時對中外書法交流充滿熱情。多年來，他使用意大利語、英語、漢語發表出版了多部論文和著作，把中國書法介紹給更多人。在他看來，美是相通的，就像不會樂器的人也能欣賞音樂一樣，即便不會寫毛筆字，西方人也可以感受到中國書法的魅力。

在采訪中，畢羅多次提到“目擊道存”一詞。他第一次觀摩書法老師寫字時，曾嘖嘖驚嘆——用筆穩健，筆力遒勁，筆尖扭轉跳動，靈動而精妙。畢羅相信，很多西方人也會和他一樣，被書法的書寫過程所吸引。

2022年7月8日，廣州美術學院聘請畢羅為該校教授，隨后成立中外書寫文化與美術交流研究中心，由畢羅擔任中心負責人。該中心匯集來自中國、意大利、伊朗、日本、德國、法國等國的學者和藝術家，著重培養書法史研究與書法文獻翻譯方向人才，致力于促進中西方經典文化藝術的傳播與交流。

除了日常教學，畢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中。2023年，他的英文譯著《中國書法主要術語的釋讀和研究》出版，該書翻譯自中國學者張天弓對書法術語的簡釋。畢羅稱，這是一項基礎性工作，希望該書能夠成為西方人“學習中國書法的基本參考工具”。

1826年，英國外交官戴維斯把中國書法啟蒙教材《間架結構摘要九十二法》翻譯成英文；1879年，意大利傳教士晁德蒞將《蘭亭集序》譯成拉丁文，收錄在他編寫的《中國文學教程》；20世紀初，法國人米約把《草字匯》譯成法文，并于1909年在巴黎出版……“100多年前肯定有很多‘畢羅’。”畢羅認為，一定還有像他一樣的西方人，在中國和西方書法交流中搭建起橋梁。

畢羅喜歡中國書法理論中的“意在筆先”。這啟示他，成事要先有“意”，并在漫長的過程中為之不懈努力，做學問如此，促交流亦如此。

（本文配圖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