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內涵豐富、思想深邃，既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為繁榮新時代文學創作、推動新時代理論評論發展、促進文學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科學行動指南。《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中國文藝評論》等多家刊物開設“習近平文化思想與中國文學研究”“習近平文化思想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習近平文化思想與新時代文藝的使命”等專欄，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對其進行系統性研究和學理性闡釋，并將其與文學研究、文藝批評等具體實踐進行勾連。

在這些文章中，理論評論家們從不同視角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豐富內涵進行闡釋。比如，白燁在《新的歷史起點與新的文化使命》（《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中提出，要深刻認識“新的歷史起點”“新的文化使命”的內涵，充分明確新時代的歷史新坐標意義，建立清晰的新時代意識，確立鮮明的新時代站位，這有助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方位”上認識我們肩負的重要使命。文學工作者在這個過程中要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趙炎秋《從五篇重要文獻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發展》（《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一文，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五篇重要文獻為線索，在梳理習近平文化思想形成過程的同時，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多層次內涵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系統深刻、體用結合、開放發展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鮮明特征。馮俊《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藝觀》（《文藝研究》2024年第4期）一文指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一個不斷展開的、開放式的思想體系，而文藝觀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最新理論成果，新時代文藝應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扎根生活、服務人民，應該堅定文化自信，應該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文明文化交流互鑒。

“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是很多相關理論文章著力探討的話題。張江《“兩個結合”是文學理論守正創新的必由之路》（《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提出，“兩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體現著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認識、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在文學理論領域，“兩個結合”不是簡單地回到中國傳統，而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學理論，批判借鑒西方文學理論，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周興陸在《當前中國文論建設的三種能力要素》（《文學遺產》2024年第2期）一文中談到，當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三大體系”，需要立足于對當代中國的理解，通過文明互鑒，吸收借鑒國外文明，挖掘中華兩千多年文論傳統的優秀資源，促進中國文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用中國話語建構文學理論的自主知識體系。程相占《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觀指導下深化生態美學》（《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2期）一文提及現代西方自然觀導致的生態危機，以及中國提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型自然觀的重要性，強調生態美學應以“和諧共生”為價值導向。以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為切入點，提出了“生生美學”的概念，將其視為中國原發的生態美學形態，為建構中國生態美學話語體系提供理論資源。生生美學與生態美學、環境美學相互補充，共同推動中國美學話語的建構。在“第二個結合”的視野下，《光明日報》《文藝報》分別開設專欄，或從宏觀層面，或結合具體文論思想和概念，探討古典文論資源的現代轉化問題。

新的思想，為我們的文學研究和話語建構提供了新的視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2期刊發了石岸書的《試論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性》。文章認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下，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構成了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現代性與獨特性的基本因素。從文學出版、文學創作者和網絡文學等方面的數據來看，自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當代文學在短時間內擁有了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舵”與“錨”，直接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方向和獨特形態，給予作家基本的文學自信心，使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始終是現實主義的和雅俗共賞的。《中國文藝評論》2024年第1期推出了李明泉的《中國文藝評論話語體系建構的理論根基》。文章聯系新時代文藝評論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提出中國文藝評論話語體系構建的思想基礎、歷史責任等，強調要發揮文藝評論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程中的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審美啟迪作用。《民族文學研究》2024年第1期推出“多民族文學敘事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專欄，推出楊建軍、崔濤、胡游、劉建波等學者關于文學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關系的理論文章。《文藝理論與批評》在2024年第3期推出張冰、王莎、馬馳等學者的文章，結合具體作品，探討文學如何反映現實、如何塑造時代新人等議題。

深化對新時代文學的理論思考

對新時代文學的探討，是文學理論界的一個熱點。2024年4月13日，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學基地舉辦了以“新時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及流變”為主題的新時代文學論壇。《文藝報》和“文學新批評”公眾號刊發了主題論壇的綜述。“新時代文學的導向性與豐富性”“新時代文學對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新媒介語境與新時代文學的革新”“新的現實期待新的文學表達”……從這些議題來看，理論評論家們更加注重從具體的角度、特征來深入闡釋新時代文學。

從脫貧攻堅到全面鄉村振興，新時代的山鄉巨變需要得到及時的文學表達。中國作家協會于2024年3月15日舉辦了“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 推動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近30位作家、評論家在會上圍繞如何深刻表現發生在新時代農村大地上的“山鄉巨變”、更好地塑造新時代“新人”形象、切實推動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繁榮發展等話題展開了深入交流。隨后，《文藝報》推出了“向人民學習 向生活學習——繁榮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筆談”專欄，推出了孟繁華《文學史視野下的“新鄉土文學”》、白燁《寫好山鄉巨變中的人》、汪政《新時代新鄉土寫作結構的新變》、賀紹俊《鄉村旅游如何寫出“新”與“思”？》、張燕玲《新鄉土敘事的返鄉者形象》等10多位評論家的理論、評論文章，深化對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理論思考。關于農村題材創作的探討，彌漫在多家文學理論刊物之中。例如，《小說評論》開設了“鄉土小說新視界”專欄，今年前三期分別以陳彥、東西、羅偉章的創作為聚焦點，探討鄉土文學創作的新邏輯和新審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2期刊發“寧夏文學研究專輯”，及時總結中國作協寧夏調研工作及文化建設成果，深入研究新鄉土寫作的地方文化經驗。許峰《新時代以來“西海固文學”的傳承與創新》對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鄉村新現實進行總結歸納，并從地域文化的角度探索新時代“西海固文學”的發展與繁榮。

《詩刊》的全新改版，是2024年詩歌界的一件大事。在改版座談會上，與會專家認為，新版《詩刊》欄目更加全面、合理，作者資源更加豐富，所刊發的詩作時代感更強，而且更加注重詩歌理論評論。其中，在“百家詩論”欄目中，設置了“經典詩論”子欄目，每期重新刊登一篇以往產生過較大影響的詩歌理論評論文章，比如第1期刊發了葉嘉瑩的《杜甫：集大成之時代與集大成之詩人》。賈想在《新〈詩刊〉為何要發一篇“舊文章”》（《文藝報》2024年4月8日）一文中提出，葉嘉瑩先生的這篇文章生動陳述了時代環境與杜甫是如何互動、互證、互相成全的。杜甫啟發我們，從來沒有脫離時代而能成就偉大藝術的詩人；相反，偉大的詩人是通過無限接近所在的時代，以血肉之軀體驗人生的枯榮與歷史的盛衰，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時代，成為了一切時代的一個典型。這是對今天詩人的鄭重提醒：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關系，就是詩人與萬古千秋的關系；對時代問題的處理，決定著詩人藝術生命的長短。

新時代文學是主動融入現代傳播格局，有力證明文學地位、價值、尊嚴的文學。2024年年初，《人民文學》《收獲》相繼走進“與輝同行”直播間，引發了人們關于傳統雜志融入現代傳播格局的新思考。《文藝報》相繼刊發了王佐紅《文學的讀者一直都在》、李壯《〈人民文學〉直播“出圈”與“雜語時代”的文學》、陳濤《新跑道與文學的新質生產力》、楊毅《互聯網時代的文學生態新變》等觀察文章，各家媒體也從不同視角對這一現象進行深入分析。與此同時，關于“文學破圈”的思考也不斷得以深入。大家意識到，一方面，文學不能封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要融入大的傳播格局之中；另一方面，我們要通過這種“融入”的實踐，反思當前文學存在的問題，并積極地去加以改善，進而真正促進文學自身的真正繁榮。這也是何平《必須保衛文學圈子》（《小說評論》2024年第2期）、唐詩人《文學出圈與文學的內在發展》（《文藝報》2024年3月29日）等文章強調文學內部問題的原因。

文學改編為影視，是越來越普遍的現象。《我的阿勒泰》《慶余年第二季》等影視劇的熱播，引發了人們關于文學改編影視問題的理論思考。趙勇在《文學與影視：“超文化”時代的雙向滋長》（《文藝報》2024年5月27日）一文中提出，當下時代所有的文化內容被納入了“超文化”的范疇之中。文學和影視在被編入這個時代“超文化”大網時應保持主體間的“共在”關系。這種“共在”不是淹沒在超文化大網中的面目模糊，而應該是強調文學與影視二者之間“他者性”的“雙向奔赴”。這里的“他者性”既不是指藝術生產上的各自劃地為營，也不是美學理念上相互排斥，而是一種“雙曲線”式的“共生”，彼此相關、相互依存，但又各自獨立、各領風騷。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一部文學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后和文學原著有沒有關系，而是雙方有沒有在此過程中獲得真正的雙向滋長。胡笛《可視化寫作：網絡文學的一種趨勢》（《文匯報》2024年4月20日）一文分析了網絡文學的“可視化趨勢”，認為文學創作吸收影視藝術的技巧并無不可，只是不要為了影視化而過度迎合，否則反而會丟失文學故事本身的價值。

對史料的關注以及對歷史化的反思

近年來，文學研究與批評領域呈現出“歷史化”趨勢，試圖將當代文學置于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積極搜集整理特定時期的報刊、回憶錄、書信、日記、手稿等與文學現場密切相關的重要物料，并將其作為還原文學現場及作家真貌的佐證和豐富文學史內容的補充。可以說，史料正愈發受到研究界重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揚子江文學評論》等開設了相關理論專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5期刊發了夏志清的一封信和學者季進對其兩篇未刊手稿的的考釋，《現代中文學刊》第2期刊發了關于柳青的4篇新史料以及基于此的相關分析。

史料在學術研究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因此有學者提出“史料學轉向”的概念。劉翔《聚焦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學轉向”現象》（《當代文壇》2024年第1期）從宏觀層面分析了“史料學轉向”的發生和發展，認為這一轉向有助于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科學化、規范化和體系化，而研究者需要拓展史料邊際，包括副文本史料（如序跋、引語、封面圖像、廣告等）、口述史料、網絡史料等；創新研究方法，如“E考據”和“社會網絡分析”等；堅持實證性原則，如強調史料的客觀性和可靠性，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分析和闡釋。楊揚《新世紀以來史料發現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提出，除了對個人日記、書信和回憶錄、作家年譜、圖書館檔案資料等傳統物理史料進行梳理外，還應重視《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等大型數據庫的開發和應用。它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檢索工具。通過數據庫，研究者可以找到許多未被收錄進全集、文集的史料。曾祥金《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檔案”路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2期）提出，現代文學檔案文獻具有原始性、限制性、顛覆性和關聯性等特征，在發掘和搶救史料、還原作家面目與文學史真相以及發現新的學術增長點等方面都有較大意義。文學檔案不同于歷史檔案，“文學檔案學”的立足點應該放在文學上，作家作品、手稿、版本、書信等是其中重點；在文本之外，也要重視它在文學組織、文學制度、文學生態乃至文學“故事”方面的多重呈現。

通過深入挖掘史料，特別是一些細部的史料，研究者可以更微觀、更全面地了解當代文學的歷史發展，并為文學研究尋找到新的思路和方向。張均《檔案所見若干當代文藝接受史料》（《文藝爭鳴》2024年第5期）通過分析上海市檔案館所藏的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文藝接受史料，揭示了當代文學內部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文章提出，不能簡單地以“一體化”來概括當代文學，也不能忽視不同群體對文藝作品的接受情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學史料是思想觀念和話語體系的重要“注腳”。研究者通過分析文學史料了解不同時期文學機構、流派的指導思想、價值取向，從而更好地理解文學發展的深層邏輯。地方史料同樣起到重要的作用。程光煒在《要整理地方材料，更要深入研究》（《文藝爭鳴》2024年第5期）一文中，結合自身的研究經歷，探討了對當代文學地方性材料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必要性。

手稿作為文學史料的一部分，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和闡釋文學作品。《南方文壇》2024年第1期推出了“手稿學研究”專題，刊發了王錫榮和徐強的文章，探討了中國手稿研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徐強《手稿的概念：一種開放的理解模式》指出了“手稿”概念的多義性，并提出了“開放的手稿觀”，認為對手稿的理解應該更加靈活，并呼吁建立一套完善的手稿學理論體系，以促進手稿研究的深入發展。而王錫榮《手稿學、理論手稿學與應用手稿學》在分析傳統手稿概念局限性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手稿定義，將各種形式的書寫、刻畫、雕鑿成果都納入手稿范疇。文章指出，手稿學應分為理論手稿學和應用手稿學兩大分支。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兩者融合使用可以促進中國手稿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對史料的挖掘和重視，對文學研究和批評益處很多，但過度局限于史料，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葉立文在《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問題》（《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2期）中提出，在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潮流中，部分批評家為追求批評的科學性與實證性，不僅以史料崇拜遮蔽作品這一批評對象，還以樸學情結驅逐個人情感，這樣雖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主觀闡釋的隨意性，但文本缺位與情感退場，卻讓文學批評陷入了偽歷史主義批評的泥淖。因此，在文學批評中，要重立作品本位，在彰顯批評家主體意識的過程中用情感力量推動“心史互證”。陳國和在《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與當代性》（《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2期）一文中談到，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是追求知識化和科學化的表現，在其影響下，知識批評、“周邊”批評和史料批評這三種批評形態引人注目。面對文學批評歷史化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批評主體需增強歷史意識，凸顯立足文本、面向未來的現實感，具備主動介入當下現實生活的能力和素質，目的在于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

對創意寫作、地方寫作、AI寫作的新思索

每逢有作家入駐高校，創意寫作和作家培養話題，就重新被提及。“中文創意寫作”二級學科獲批，更讓這一話題成為今年上半年的討論熱點。《當代文壇》新開設了“創意寫作研究”專欄，旨在對其學科建制、發展歷程、現狀未來及對當代寫作的啟示等展開論述。欄目刊發了王蒙、洪子誠、李洱、黃平、張怡微等作家及學者的文章。其中，王蒙和李洱綜合時代潮流、個人興趣等多種因素，對文學寫作及作家身份展開多維度的討論。黃平《中文系能否培養作家？——創意寫作的傳統、現狀與未來》回顧了中國高校寫作課的歷史，特別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一觀點的由來。文章提到，創意寫作專業在中國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但其發展也面臨著師資短缺和學科化桎梏的挑戰。洪子誠則回顧了20世紀中國高校寫作課的歷史變遷，將其分為兩個系統：一是以文學鑒賞和創作為核心的寫作課，二是以提高語文素養和一般文章寫作能力為主的寫作課。文章認為，這兩個系統反映了中文系對寫作課的不同理解，以此回應了黃平關于“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觀點。《文藝報》于2024年3月4日刊發了張清華《“中文創意寫作”地位的確認有何現實意義》、譚旭東《創意寫作的興起是否會重塑文學新生態》等文章，探討創意寫作獲批二級學科帶來的影響。總之，作為新興學科的創意寫作在中外高校都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但當前也暴露出其局限性，如過分強調技巧訓練，導致寫作者缺乏個性。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創意寫作的發展不僅需要克服模式化的寫作套路，還需要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培養文學人才，推動文學創作的發展。

“新東北寫作”“新南方寫作”“新北京”“新浙派”……關于地方寫作的討論方興未艾。2024年初，《當代作家評論》《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兩家刊物聯合開辟了“新東北·新南方”專欄，旨在將這個話題向縱深拓展。韓春燕《作為現象的“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賀紹俊《新東北文學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楊丹丹《“新東北文學”的東北問題、寫作傳統和新東北故事》、金彤和白楊《流動性、世界性與“南方精神”的再發現——“新南方寫作”的文化地理意義》、申霞艷《新文明 新風尚 新形象——面對海洋與未來的“新南方寫作”》等文章都從不同角度對“新東北·新南方”話題進行探討。與此同時，《文藝報》在“從‘地域’出發筆談”專欄，刊發了十幾篇關于地方寫作的文章，逐一梳理各個地域文學的發展態勢。《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1期刊發了錢海敏《新東北作家群“子一代視角”的現實主義再思考》一文，探討地方性寫作的群體特征。從這些理論實踐來看，大家對地方寫作的討論更加深入了，討論面鋪開了，而且有了更多的互動。與此同時，也出現了關于這種“地方性命名”的反思。《揚子江文學評論》第2期“文學現場”欄目刊發了“地方性的辯證法”筆談。在這組文章中，張新穎、何言宏、黃平、金理、方巖、張定浩、王晴飛圍繞“地方性”進行了隔空對話。正如題目所示，大家對這一涌動在文學現場及學術領域的熱潮并非都持贊同態度，而是以批判性眼光加以審視，直指其存在的問題。比如，對“地方”的刻意標榜和過度強調，不僅遮蔽了文學中多樣性的“個人”，還使地方性成為了與具體生活及創作割裂的抽象符號。其中，黃平和方巖都對“新東北”背后的歷史框架和社會記憶進行追問，并強調只有對其做整體性觀照，并正視地方內部的差異與特殊，才能激發出其共同體意義——“在地方之中誕生了豐富、復雜的中國”。張定浩概述了“地方性”的理論源頭，對中文語境下“地方性”及“地方”的混用進行勘誤，并從中窺見了當代文學批評“確定感”缺失的困境。總的來說，地方性概念的發生機制、理論內涵及空間劃定還存在著巨大的討論空間。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介入文學創作，并在詩歌、小說領域產出作品，引發了學界展開對人工智能寫作的再思考。錢文亮《AI訓練、“自動化寫作”與當代詩歌的現代性詩學知識》（《南方文壇》2024年第1期）指出，AI詩歌能夠“以假亂真”的原因在于漢字的音義同構和現代性詩學知識的認知框架，實質上其缺乏人的生命和靈魂，無法產生真正的創造性和想象力。但文章指出，AI詩歌存在的“有句無篇”和結構散亂的普遍問題如同一面鏡子，警示當前人類詩歌寫作需要避免對前人作品的過度依賴和對“二手經驗”的過度使用。楊丹丹《AI寫作與若干文學基本問題的反思》（《揚子江文學評論》第1期）也認為，AI寫作的涌現，為我們認知文學內部危機提供了契機，如近期小說創作模式化、經驗化和故事化現象突出，與AI寫作的技術邏輯相似，都是基于“同質化數據”。學界和作家應理性看待AI寫作，并以人文和科技互融互鑒的方式來重新理解文學，推動文學發展。黃力之《創作快感：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人類審美權利》（《文藝報》2024年2月2日）提出，即使在人工智能高度發展的時代，出現了更多的人工智能“藝術品”，但這只為欣賞者增添了一些東西而已，并沒有剝奪創作者的創造快感乃至對生存意義的認同——當藝術創造失去職業意義時，人人才可能是藝術創作者，每個人都可以自由沉浸于創作快感之中。王萬程《機器作家與“共創”媒介——人工智能創作的歷史唯物主義反思》（《當代文壇》2024年第3期）指出，“創造性”并非只存在于個體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知識中，并在適當條件下被再激活，而人工智能并非真正的創作主體，而是人類“共創”的媒介，其功能在于輔助理解、轉化和傳播現有知識和網民的創造性成果。文章認為，我們對人工智能的研討不能僅止于其技術細節，還要從哲學和倫理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方向，使其更好地服務于人類。

總之，面對不斷發展變化的現實，理論評論家的所有探討都是關于“在新的語境下文學何為”的思考。這也是我們近段不斷聽到“文科何為”“文學價值何在”等追問的原因。王堯在《文學何為：“不確定性”時代的歷史關懷和現實關切》（《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3期）中說：“在‘不確定性’時代之中而又不被‘不確定性’裹挾，應當是文學的最佳處境，而‘創造歷史、文化和文明’便是在尋找和建構‘確定性’。相對穩定的文學史進程和其中的經典作品，便是從‘不確定性’到‘確定性’的產物。”而作為新時代文學的一分子，我們每個人都在參與這樣的一個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