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用了第一人稱。

我對這種視角沒有偏好，只是，面對一些終極問題，別的視角會如無尖之錐，根本穿不透包裹著我們一切“俗念”的老牛皮。不若徑直自內里剖割，籍由個體感受以及由此帶來的困惑呈現思考、探索的痕跡。做完這些，答案并沒有如先前想像的那樣重要。

對我來說，第一人稱，似乎永遠是這個錐尖，甚至是盲目的，沒有方向，在敘述的黑暗中勇往直前，刺到什么，或被阻擋，或被摧折，只需要誠實地收集、扔給文字。甚至不需要整理，也不需要承擔這些活動的后果——如使者般。

使者是個奇妙的事物。他以完成他者的意志而完成自己。或者說，在他者的意志里呈現自己的意志。有些是主動的，有些是被迫的——這是筆理不清的賬目。故，使者在人群中，身上更多一層“我是誰”的命題。對于淳于邑來說是，對于后來被當成使者的韓獻來說也是。被人群界定為使者與否，對于他們來講，是重要的事，是一種命運或另外一種命運。

由此，人群，就是個體的命運。

但，但借由人群完成自己的人中，總有那么幾個，在什么年紀，什么境遇下，有那么一刻或一段時間，似乎是很深沉地想起我是誰的問題。

我，等同于人群給予我們的“命運”塑造的那個人嗎？

那韓獻就是漢使嗎？格日勒就是塞支秋拉嗎？好像是，但又完全不是。韓獻在對淳于邑的擔憂和思念以及自省自責中度日，塞支秋拉擁抱著虛假的漢使心滿意足，這些切膚的感受，都不是人群的賦予。從宏大的角度講，人群支配著他們，完全掌控了他們的命運，定義了他們的身份，而從“我”，從第一人稱展開，“我”是韓獻的困惑和自責，是淳于邑的憤慨和反思，是格日勒和塞支秋拉的勇敢和堅毅，“我”是龐大兇猛或細碎無聲的情愫，這些情愫組成了一個人的分秒，年月，一生。

“我”貼著他者的標簽，繁衍著自己的情愫。

這是個體與人群的對立嗎？還是必然的、最終的一體性？

而哪一個人，又不是如小說中人物，恍然成為使者，帶著某種被賦予的使命在塵世的荒野中摸爬滾打。有些幸運者，最終在某一刻，會發出詰問：我是誰？我來干什么？

我相信，有些智者給出過不止一次答案。

而對于每一位個體，別人的答案，無一不是“人群的賦予”。

這一些，作為寫作者，卻最終要以個體式的文字，去探索，去表現，把惹人發笑的結局和愚昧的過程記錄。因為一個人的歷史就是人類史，一個人的文學史就是人類的文學史。

時光之篩的網眼中，最終會落下我們的目光、呼吸、發絲，而我們對這一切的思考，會伸出雙手，牢牢抓住網繩，遲遲不肯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