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不暇暖，抵達蒙自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在長沙瀏陽門外的圣經學院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但是文學院被安排到地處南岳衡山集賢峰下白龍潭附近的圣經學院分校（為避暑而設立）辦學。由于戰局變化，日寇南侵，在長沙及衡山辦學已經不安全，1938年1月，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會決定將學校遷往昆明，4月2日學校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

當時在臨時大學工作的吳宓獲得學校即將遷往昆明的消息，在教課之余，急忙給有關親友寫信，告知現況及未來的打算。1938年1月23日早上7點，吳宓在校役周伯熙的幫助下乘汽車離開衡山，下午3點到達長沙。他在長沙度過了春節，盤桓數日，于2月12日上午9點離開長沙，乘火車、坐海船，歷經廣州、香港、越南海防等城市，乘火車于3月7日下午6時抵達目的地昆明。當時西南聯大借用了昆華中學、昆華師范等單位的房舍、場地，但是學校校舍仍然不敷使用。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聽一位教授在碧石鐵路工作的朋友說，蒙自有法國人留下的條件很好、處于閑置狀態的房子，于是就前往考察。

蒙自是位于云南東南部的一座小城，離越南比較近。19世紀80年代，越南被法國人占領，清政府與法國因為越南主權問題而爆發過戰爭。從1886到1888年，清政府被迫與法國先后簽訂相關不平等條約。根據《中法續議商務條約》的規定，清政府允許法國有在云南蒙自開商埠、設領事館、海關、銀行、商行、醫院、郵局和監獄的特權，隨后意大利、德國、美國、日本也在此設領事館。1910年，滇越鐵路直通昆明后，蒙自在云南的地位急劇下降，1932年法國領事館等機構遷往昆明。

1938年3月15日，蔣夢麟、張伯苓等人召開會議，宣布決定：文學院和法商學院在蒙自辦學。當時法國人在蒙自城外設立的領事館、銀行和海關建在一個大院落之中。校方確定將原來的海關作為學生上課的教室，將原來東方匯理銀行、領事館作為圖書館和教職員宿舍，將原來法籍希臘人哥臚士開辦的洋行作為全體男生和部分教師的宿舍，將蒙自豪紳周柏齋一棟帶有圍墻的公館作為女生的宿舍……根據聯大方的計劃，蒙自分校將在此辦學到1939年9月，等昆明城北新校舍竣工后，師生才能夠返回昆明。

吳宓已經厭倦了剛剛停下來，屁股都沒有坐熱，然后又一路遷徙的生活。聽說文學院又要重新開啟遷徙之路，他心中有點兒不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宓初甚畏遷徙，雅不欲離昆明。”但是既然聯大領導層已經決定，他不得不服從。4月1日上午7時，他和清華大學體育老師涂文坐上了滇越鐵路的火車，當天抵達開遠。在開遠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7時，他們又乘火車到達碧色寨，然后坐一列空間非常狹小、擁擠不堪的個碧石小火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顛簸，終于到達蒙自，然后從蒙自縣城東面往南走大約兩里地，到達學校所在地——從前的海關大樓區。

吳宓和涂文住在東方匯理銀行的一個條件比較好的序號為311的房間里。當時只到來十多位老師，再加上校園內花木扶疏，綠蔭濃茂，環境顯得特別清幽。

二、條件簡陋，生活艱苦

甫到蒙自，學校食堂生活安排得比較好，早餐是稀粥和一枚雞蛋，午餐和晚餐都是干米飯，七人一桌，五菜一湯。但是吳宓也有吃不飽的時候，經常從越南人開的咖啡店里買來面包佐餐。晚上擔心老鼠啃食面包，他不得不用繩索將面包懸掛在空中。

隨著老師們陸續到來，原來匯理銀行所屬的每個房間不得不住4個人，吳宓所在的311房間甚至住進6人，空間逼仄不說，主要是嘈雜；再加上各個房間有門互通，人來人往，紛擾喧囂，他就是想靜靜地坐下來寫一封信都不可能。大約4月中旬，學校開始正式給老師們安排宿舍。有一種宿舍是單人間，要通過抽簽的方式確定，吳宓抽得211室，這個房間地處學校教室的后邊。吳宓過去一看，陰暗潮濕，房間有傾塌的危險，而且可能還有蟲蛇出入。吳宓發現在學校圖書館的后邊，臨近食堂的347室有兩間平房還沒有人住，于是他就請示分校負責人樊際昌，樊際昌要求他必須和涂文一起住。他和涂文對房間進行清掃、修整——在后壁開窗，使空氣流通，請來工匠修建簡易案桌、箱架和盥洗臺。4月下旬，他們終于搬進了新居，涂文住在里邊一間，他住在外邊一間。

在原來法國醫院的附近，有一座西式二層小樓——俗稱紅樓，紅色屋頂，黃色墻壁，有圍墻，圍墻里邊花木茂密，并辟有一方菜園。此樓為李氏（蒙自大族）兄弟所有，兄名李澍澊，是蒙自縣財政局副局長，商會主席；弟名李伴梅，是某洋貨鋪經理。吳宓和賀麟與李氏弟弟李伴梅交涉，以每月40元租賃該房，更令人滿意的是其家具和鍋盆碗灶悉數供其使用。來這所房子居住的除吳宓、賀麟外，還有湯用彤、浦江清等四人。

住在這樣的房間里，大家心情舒暢，于是吳宓將這所房子命名為“天南精舍”。大家一致推舉吳宓為社長，浦江清為經理。規章制度由吳宓起草：其租金根據房間大小和位置的不同而分為每月五元、七元和八元三個等級；他們準備單獨開伙，要請一位伙夫；伙食費及其他雜費每人均攤。他們先請一位老婦人，不久就更換了一位姓張的58歲的老婦人，這位老婦人的兒子也一同被聘請過來，專門負責挑水、買菜、送信等事務性的工作。剛剛移居過來的幾天，他們幾乎每天下午4點鐘，都要邀請同人到宅中茶敘——吃糕點，喝咖啡，聊聊天，一時好不熱鬧！

從5月初夏開始，經常遇到久雨的天氣，從天南精舍到學校上課要越過一片田野，道路泥濘難行，于是吳宓就在5月15日回到原來和涂文老師一起居住的地方。回來后，吳宓不得不到學校食堂就餐，而食堂的伙食越來越差，他不得不買來雞蛋和面包佐餐，在校外或城內的南美、月華咖啡店、最喜美生菜館吃面條、包子、牛排等。

5月20日，一聲驚雷，一道強烈的閃電，劈開了正對著吳宓上課教室的一棵大樹，令人震驚不已。8月更是經常大雨滂沱。吳宓居住的房間地面濕漉漉的，甚至于雨水流進房間，淹沒了床腳。雖然夜蚊不多，但是房間里有蛇出入——雖然他的房間里沒有出現過，但是沈有鼎等教授的房間里曾經發現過蛇。蛇還爬進教室，據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回憶，有一天晚上在海關區的教室，有一位同事發現墻上似乎有一條大裂縫，拿燈一照，原來是一條大蟒蛇倒掛在墻上。住在這樣的寢室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戰戰兢兢。

一個學期結束后，聯大決定文學院和法商學院返回昆明。1938年9月7日，聯大的職員們全部撤出教學區域，將校舍移交給中央航空學校。由于聯大文學院定在11月開學，暫時停留在蒙自的教授們還有大把的悠閑時間，他們經常到酒店飯館吃牛肉、過橋米線，飲雜果酒。

在天南精舍居住期間，他們和李氏兄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李氏兄弟多次宴請他們，他們也多次宴請李氏兄弟，彼此之間情誼深厚。白發蒼蒼的四川人雷少卿在學校附近開了一家粥館。他的粥用大米和桂圓、蓮子等熬制而成，味美而滋補；還臨時制作米餅，香糯而細嫩。吳宓經常光顧，遂與雷氏成為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吳宓送給雷氏兩副對聯：一曰“年高德茂，物美價廉”；一曰“無名安市隱，有業利群生”。吳宓日記記載：“翁得宓贈聯，極為珍視。”雷老板指派兒子給吳宓送來兩份禮物——一個山茶木筆筒和一面乳窯洗筆皿。在離開蒙自的時候，吳宓將這兩件寶貝歸還給雷氏，并且還寫了一篇《還古物記》送給他，作為紀念。

三、教書育人，談笑鴻儒

在蒙自期間，吳宓的父親幾乎每個星期都跟他寫信。1938年5月1日吳宓的父親在給他的信中說：“汝現在蒙自，宜安心教授，自盡職責。有暇，除讀書或著書外，務以涵養天性，鍛煉身體為事，其他隨時善籌應付，不足慮也。”吳宓在蒙自的日子里，的確是這么做的。

5月4日，學校開學，5月6日，正式上課。吳宓和在衡山一樣，開三門課——西洋文學史、歐洲名著選讀、歐洲古代文學。他上課的教室在102和105室，每個星期8節課，與原來在北平時候相比，還是比較悠閑的。他教學認真，他在聯大任教時期的同事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年的情景：“入夜……雨生（吳宓）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寫定則于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在此流寓中上課，其嚴謹不茍有如此。”他講課條理清晰，內容充實，語言干脆有力，非常富有吸引力。據他的學生趙瑞蕻回憶說，吳宓的課都很受歡迎，尤其是“歐洲古代文學”最叫座。他的記憶力好，許多文學史大事或作家生卒年都是脫口而出，他非常擅長將歐洲的文學現象同中國古代文學進行比較，然后得出新的結論。

在學生中，他特別鐘意北大外文系四年級的兩位學生：一位名叫葉檉，后來曾擔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助教；一名叫李鯨石。吳宓在日記中贊揚他們倆“聰慧勤敏，而篤厚可親”，和他們“均頗相契”。學生中有不少人喜歡寫詩，他們寫完后經常找吳宓互相切磋。張志岳、劉壽嵩（劉綬松）和趙仲邑這三位同學是清華大學文學系四年級的學生，他們經常找吳宓敘談，寫了詩總是和吳宓一起斟酌修改。這三位學生畢業的時候，專門宴請了老師，可見師生之間情誼深厚。

吳宓與陳寅恪之間在詩歌創作上互相酬答最為頻繁。面對國勢日衰，抗戰艱難的境況，這些流落在西南天地間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悲戚之心。在蒙自，一時陰雨連綿，再加上5月19日，中國軍隊在徐州失敗，陳寅恪感物傷懷，寫下了《殘春》兩首，第一首有“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之句，感慨時局的變遷，家國的衰敗；第二首有“雨里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之句，以花鳥暗寓人事，充滿傷感之情。吳宓寫了和詩《殘春和寅恪》，其中有兩句：“陰晴風雨變無端，折樹摧花未忍看”，既寫出了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景象，也暗喻當時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中國的可悲現實！

原來陳夢家和夫人趙蘿蕤都在燕京大學任教，1937年10月，經聞一多推薦，陳夢家擔任清華大學文學系教員。陳夢家隨學校而衡山，而昆明，而蒙自。趙蘿蕤雖跟隨夫君南來，但長期賦閑在家。趙蘿蕤是吳宓的學生，吳宓對這位高足非常喜歡和信任。來到蒙自后，吳宓經常造訪陳氏夫婦在桂林街14號的家，“與蘿蕤談文學，并借書與之”。據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記載，趙蘿蕤于“聯大圖書館所藏英國文學各書，幾乎無不披覽”。1936年，她翻譯的艾略特的《荒原》就已經出版，清華名教授葉公超為她寫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言。陳夢家本人也不吝贊美之詞，稱贊夫人“西洋文學造詣，實在很高”。吳宓和趙蘿蕤有著很多的共同語言，所以無論是在逃難的路上，還是安居昆明和蒙自時期，他們都喜歡在一起談論西洋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

吳宓平時喜歡讀書，只要有時間就會讀書不輟。學生放暑假后，老師們經常結伴出游，但是很多時候吳宓并不喜歡成群結隊出門，很多情況下都呆在宿舍里讀書。9月30日，和他在同一宿舍的6位同事都到個舊旅游，唯獨他還留在宿舍，全神貫注地讀書。他一般讀什么書呢？ 他讀湯用彤贈送給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讀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等，還做了筆記；同時還為他人修改英文著作，給朋友寫信……

四、優美風景，獨愛南湖

吳宓非常熱愛蒙自這塊土地。此地氣候溫和，沒有盛夏，也沒有寒冬，身處其境如長期生活在春秋兩季。花朵長年盛開，紅紫交加；樹木高大，終年不黃不凋。稻谷兩熟，一茬收割，不久又有新綠。他在日記中說：“茍能國難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樂不思蜀也矣！”

學校教學場所是一座法國式花園，院內栽種著棕樹、榕樹等熱帶樹種。吳宓當時寫下了一首詩《蒙自校園即景》，其中有幾句描寫這里的景色：“云山遠帶成環翠，花圃密裁似繡工。杜宇哀歌翔白露，芭蕉大葉裹蒼椶。”最后，他用兩句詩表達了自己雖然流落西南，但是處于此種美景之中的快樂心情：“避兵尚有桃源地，好景天南春正融。”

在小城的南邊，聯大文學院的附近有一大片洼地，它的正式名稱叫南湖。當時聯大師生剛剛到來的時候正處于旱季，南湖有一半的地方長滿了雜草，同學們戲稱之為草湖，他們經常租來馬和驢在這里歡快地騎行。等到春夏之際一場大雨，整個湖面就汪洋一片。湖南岸有瀛洲亭、崧島、三山公園和法國人修建的一排別墅，更南邊是軍山公園；北邊有蒙自師范學校、蒙自中學和考洛斯洋行；東邊是一條入城的石板路；西邊是一條湖堤，堤旁栽種著郁郁蔥蔥的樹木，大堤的西邊是一個大湖，湖中荷花盛開，非常美麗。吳宓在日記中贊美南湖的美景：“夏日水漲，湖光鮮艷。……宓等恒游步其間，宓（獨游時多）樂可知已。”

在工作和學習之余，老師和同學們經常在湖邊散步。鄭天挺在日記中記載，“九時冒大雨至菘島，張傘沿堤緩行，四顧無人，別饒野趣，自以為畫圖中人也”。還是學生的趙瑞蕻回憶說，他經常看到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在湖邊散步，陳夢家穿著藍布大褂，布鞋，手里拿著一個灰布包；而趙蘿蕤比較瘦，修長的體態，很是瀟灑……陳寅恪游南湖，留下了《南湖即景》這首詩。他寫對南湖的印象，開頭兩句是“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他認為南湖的風景和北平后海的風景頗為相似；而吳宓則認為這里的南湖很似江南的西湖，因此寫下了“南湖獨步憶西湖”的詩句。

水滿湖面，湖水浩蕩，正是魚蝦活躍的時期，有幾位老師們晚上劃著船，到達水中央，以豬肉或以蚯蚓為餌料下釣，釣烏魚、鯽魚、白魚和鲇魚。但是第二天早上劃船去看的時候，船夫已經將釣線收走，是否得魚，他們不得而知。吳宓可沒有這樣的閑情逸致，他只是在湖邊躑躅，邊散步邊欣賞湖上的美景。

1938年8月1日開始，學生開始放暑假，一部分學生和老師離校返回昆明。由于吳宓是孤身南征，也就只能暫時逗留蒙自。沒有了工作方面的壓力，吳宓身心輕松。他在8月30日又返回天南精舍，居住在原來的房間里，坐在窗前悠閑地欣賞美麗的景色，“綠稻盈田，雜花飾壁。而秋山青紫，秋云繚繞。白鳥群飛，牛鈴續響。殊足暢懷適性也。”他還經常圍繞南湖步行，面對夏日的南湖，他只感覺到“風景依然，荷花正好”。

10月21日，他獨自到南湖和軍山一帶游賞。一路上，放眼望去，夕陽下四野一片金黃，農人們正在忙著收割莊稼；軍山附近的池港中，荷葉還漂浮在水面上，青紫交加；歸途中他看到，農人用牛車將稻谷運回家中。行至南湖，“見青天白日，綠柳紅屋，倒映水中，明漪如畫”，吳宓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在湖邊“徘徊久久始歸”。10月27日，他又“偕錢穆、沈有鼎君至南湖、軍山一帶游步。夕，知武漢已于二十五日失守，甚憂”。在10月28日，也就他們是離開蒙自的前一天的傍晚，吳宓“在南湖湖心堤上久立，作詩一首”，題目是《離蒙自赴昆明》，其中“半載安居又上車，青山綠水點紅花。群飛漫道三遷苦，茍活終知百愿賒”兩聯抒發了吳宓對南湖美景的留戀不舍之情，也表現了對時局動蕩、長期顛沛流離的無奈與苦悶。

五、雖處單身，了斷情緣

吳宓和妻子陳心一離婚之后，一直處于單身狀態，作為一個40多歲的男人，他有追求愛情和幸福的權利。他喜歡身邊的一些女生，發乎情，止乎禮義，本無可厚非；一些女學生對這位名教授由仰視進而轉化為愛慕之情，也在情理之中。不過，過多的男女之情也讓他付出代價，他自己有過反思。他在10月16日日記中說，“宓之愛情失敗，其對宓志業之損失（如學問、著作、名譽等）為最大也”。

跟隨吳宓南遷的學生高棣華（日記中作“K君”）與吳宓關系時冷時熱，后來她從長沙到達香港。對于高棣華，“宓雖愛K，然以年齡懸殊，決不強求，只愿以至純之心護助之”。從長沙分手之后，吳宓和高棣華還經常有書信往來，高棣華的信是用英文寫的，吳宓每次回信，總是對她的信仔細修改，然后連同回信一起寄還；同時還經常寄錢過去補貼她。據和高棣華在一起工作，并和她關系密切的袁守和介紹，高棣華不喜用功，好玩耍。有一次高棣華寫信給吳宓，說她不小心失竊，希望吳宓寄錢給予接濟。吳宓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她之所謂失竊，可能是托詞，因為她一向生活奢侈，收入不敷日常。盡管如此，吳宓還是將7月工資從金城銀行悉數匯往在香港的“祥弟”，請他換成港幣后交給高棣華100元。高棣華后來寫信給吳宓，但對吳宓的幫助只字不提，吳宓非常傷心，決心“對K淡漠，且不當再以金錢助之也”。

在蒙自期間，吳宓曾經和蘆葆華（日記中作“雪梅”）也有過一段交往。蘆葆華是貴州人，是一位女作家。1933年，主編《大公報》副刊的吳宓結識蘆葆華了，曾向她求婚，但遭到婉拒。1936年，蘆葆華嫁給同是貴州人的劉健群，劉健群曾擔任過何應欽的秘書，后來投靠蔣介石，是蔣介石的心腹。在7月初的一天，吳宓收到蘆葆華的信，信中稱，她已經在5月28日和劉健群離婚，現在已經到達香港，希望到昆明來見吳宓。在到達昆明之前，蘆葆華已經在安寧縣溫泉小學任教，她拜訪過聯大老師張蔭麟，打聽吳宓的婚姻情況。聽說吳宓和原配陳心一沒有重歸于好的可能，她又寫信給吳宓，希望早日和他成婚，然后在云南買田歸隱。吳宓寫信婉拒，“愿始終為兄妹——請以胞兄視我，而以吾父為義父”。

7月24日下午2時，吳宓接到蘆葆華的電報，她要到蒙自來拜訪吳宓。他寫信告訴蘆葆華，希望能夠在開遠見面。吳宓的信剛剛發出，當天就接到蘆葆華的電報，說她已經到達開遠，希望他25日到開遠，她在大東旅店等他。這時正是學生期末考試期間，吳宓要監考，要閱卷，忙得腳不著地，但是他還是決定去開遠一趟。25日，他函告蘆葆華，并附寄“考試日程表”，說明自己不能25日赴約的原因。當日，吳宓又接到蘆葆華的電報：“華來蒙自？ 兄到大東？ 電復。”如此緊急而頻繁的電報和書信往來，足見蘆葆華心情之急迫。

7月26日上午，吳宓還在忙于學生的考試，下午1點40分乘火車到達碧色寨，然后換乘4點的滇越火車，在下午6點到達開遠。蘆葆華“艷容盛飾”到車站來迎接他。蘆葆華見到吳宓后數說她與劉仳離的過程，她認為和劉健群分手是一個正確的抉擇。吳宓一時也認同了蘆葆華的看法。第二天，他們繼續一起散步，蘆葆華將想和吳宓結婚、買田歸隱的事情重復說了一遍，吳宓依然婉拒，并希望蘆葆華另尋佳偶，千萬不要將對方必須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作為重要條件。7月28日早上6點，他們從大東旅店出發，直奔火車站，“宓南行，雪梅北趨，仍由昆明赴溫泉小學”。

正如他狂追多年而不得的毛彥文所說的，吳宓是一位心地善良，為人拘謹，有正義感，有濃厚的書生氣質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的文人。從南渡到到達蒙自這段時間，和他交往密切的女生還有其他幾位，后來她們都各有所屬。在7月25日的日記中，吳宓不無感傷地說：“唯是國難后一年中宓所曾注意或眷念之女子，皆嫁盡，無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