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的初稿大部分都是去年夏天在哈佛的Lamont圖書館完成的。這間圖書館就在我作為聯培學生所屬的比較文學系的小白房子對面，一樓東邊有個風景很好而人很少的自習室。通常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那時候館內空無一人，所以總能占到自習室窗邊的一個固定位置，能看到進進出出的學生和游客，整排深棕紅色屋頂，和一棵無論冬夏景色都很美的樹。我寫得很慢，整個夏天才寫完一篇三萬多字的小說。

《收獲》雜志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殿堂，直到現在，我還是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小說能在這個全國最頂尖的文學雜志發表這件事。這也是第一次有人邀請我寫創作談，應當有很多話可以寫，我卻好像陷入了一種詞窮的境地。羅蘭·巴特說“作者已死”——也許未必是死了，但也差不多形同陌路了。歷歷在目的居然只有上文所寫的這些無關緊要的寫作場景。

網絡文學寫手把新寫一個故事叫作“開坑”。我習慣同時開好幾個坑，文件夾里都是寫了一陣就擱置的小說或論文。因為只有幾千字，體量短小，估計也不能算“挖坑”，充其量是“打孔”。文件夾積累的都是這樣有頭無尾的小東西：街道上漂浮著心臟的城市，脫光衣服坐在街邊的中年女人，被逐出師門轉行開甜品店的修仙者……有時候會覺得我的電腦已經因為這些腦洞而千瘡百孔。對不起得很。

在真正動筆之前，我總是用太多的時間來拖延和醞釀，行走坐臥都在腦袋里反復涂抹這些不成文的碎片。一篇想不通就跳去另一篇，樂此不疲地穿行在這些小說構念搭建的黃霧彌漫的小鎮里，以至于每篇小說互相啟發、牽連糾纏、千頭萬緒。也因為這樣，我很難憑空回憶起《吃黃昏》這篇小說的寫作緣起，為此，不得不對照著當時的日記，像個剛進入文本的陌生讀者一樣，在字里行間找出開始寫這篇小說最初的緣由。

在哈佛聯培的第一個學期，除了上課和找房子沒有太多事情要做，我背著書包在Cambridge亂走。中意的公寓離燕京圖書館大約半小時的腳程，一直往前，走到底，然后左拐。那是五六月份，走在路上的一瞬間，我聞到某種花的香氣，一瞬間想起了浙江老家。正午時分路過人家的花園，一片姹紫嫣紅的（甚至還有紫得發黑的）郁金香叢里，忽然看見茂密草叢間有一尊不過膝蓋高的雕像。像是圣母，又像是裹著頭巾的女仆，垂著頭，捧著巴掌大小盆在汲水的樣子。這雕像很潔凈，但擺得很隨意，離主屋的入口很遠，主人根本不會經過這里，甚至不會往這邊看，為什么要將圣母像擺在這個位置呢？又想，這小雕像可能類似于古代的承露盤，可是草徑這么深，接到露水怎么使用？

然而那一個瞬間，烈日之下忽然對自己產生一種懷疑：它為什么非要有用。在似是而非又順理成章的世界里，一尊小小的圣母像的確存在在那里，僅此而已。那一刻，莫名其妙的，我站在人家的花園前不可理喻地產生極其強烈的表達和寫作欲望，心想：你不是一直想寫小說嗎，為什么不能寫完一個故事呢？

相機聚焦的時候，會有幾微秒的失焦，就像近視的人在驗光時看見遠處的小紅房子，你早就知道它是什么樣子，但一切又不真切。被靈感和決心侵襲的那幾微秒，我們就活在清晰真實和模糊失焦的世界之間。猶豫和醞釀得太久，寫小說這件事情對我來說顯得如此鄭重其事，以至于不敢提筆，距離上一次發表小說已經過去四年。但很奇怪，一旦下定了“無論如何都要寫點什么出來”的決心，剩下的故事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朝著視野里的那幢紅頂小房子飛過去。

說回《吃黃昏》。寫網文的經驗讓我養成寫細綱的習慣，但這篇小說情節簡單，簡單到不用細綱，就這樣老老實實自然而然地寫下來了。對趙美琪和我來說，都是一場反復排練卻沒有預先通知的“最后的晚餐”。這個故事有很強的在地性，是我在美國一年多所見所聽的人、事、新聞的碎片雜糅捏合之后的虛構。其中較大的碎片靈感來自于，其一，去紐約的一次旅行；其二，和當時的導師王德威教授的聊天，他多次提到過已經倒閉的“燕京”餐館和據說相當難吃的飯菜；其三，一則社會新聞，年輕亞裔主婦在舊金山路邊的車里被槍殺，肚子里懷著幾個月大的寶寶。

王安憶在《心靈世界》里說，作家的處女作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第一個作品，而是“最初的創作時期，指這一個時期里的作品”。我明白無誤地知道自己正在這個相當敏感含糊的處女作時期里：不管瞄準的是什么，一旦聚焦就要把所有情感傾注在里面，那些無節制的表達，痛苦不已的刪除，羞于投稿但又想要被人看到的渴望。但無論如何，這篇小說告訴我的是，至少得先寫出點什么來，才有機會觸摸到“那種剛看見太陽升起來，不懂得其中道理，只覺得特別熱，特別光亮，特別熱情，特別興奮”的勇氣。

最后要感謝我的編輯謝錦老師。彼時我正處在濃重的鄉愁、畢業焦慮和自我懷疑中，老實說，當時幾乎已經熄滅了寫小說的夢想。一月份的一個深夜，謝老師打來電話，簡明扼要說明小說的優點，給我帶來了莫大的信心和勇氣。謝老師富有耐心地指出初稿中的結構問題，也是我下一篇小說努力提高的方向。

最后，這篇小說獻給我的朋友C。如果我從前或以后的小說和死亡有關，都是為了紀念我的朋友C。（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