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秀樹的一篇遺作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上，發表了尾崎秀樹先生的文章《夏衍先生—一九三〇年代的中日交往》，此時，正值我祖父第二次率領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代表團訪日期間，這篇文章是尾崎在一年前寫的，結尾處寫道，“盡管已是八十二歲高齡，夏衍先生那超越壯年的氣魄卻仍然沒有改變，我由衷期盼著能在東京再次見到先生……”。如他所愿，一年以后，我祖父與尾崎秀樹先生，在櫻花盛開的時節又一次見面了。

按照尾崎的記述，“初次得見夏衍先生，是我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作為日本作家代表團造訪中國的時候。當時我是與他共同出席了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王炳南會長舉辦的歡迎晚宴。晚宴過后，他單獨又找了一天到我當時入住的北京飯店，在房間里同我詳談。……我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又在北京見過一次夏衍先生，后來一九七九年五月，還曾到醫院探望過生病住院的他。他憑借著不屈的氣魄恢復了健康，還到日本進行了訪問。此番，他是應日中友協的邀請，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代表團團長的身份來到了日本”。尾崎提到的這次訪日是一九八〇年九月，那是我祖父在一九二七年離開日本以后，回到自己闊別了五十三年的求學地方，故地重游，內心的難以平靜是可想而知的。

1978年，夏衍與尾崎秀樹在北京見面（作者供圖）

短短幾年，我祖父與日本文學評論家、尾崎秀實的弟弟尾崎秀樹，從初次相識到頻繁見面四五次，他們是一見如故的。尾崎在文章中講到對我祖父印象時，用得最多的是“氣魄”一詞，“夏衍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了長達九年的非人迫害，留下了慘不忍睹的傷痕。他右腿骨折，視力衰弱，只能拄著拐杖走路，看著讓人心里難受。據說，面對外國友人對他當時所受殘酷對待的詢問，夏衍先生一律不予作答。而我只消看看他的樣子，就什么也問不出口了。但即便什么也不問，我也能從他那艱難不便的舉手投足間，看懂他都遭受了什么。然而，盡管身體衰弱，夏衍先生的氣魄卻是慷慨激越的。我被他那氣魄深深打動……”，尾崎秀樹幾乎可以說是在第一時間，用文字向日本，乃至世界讀者描述我祖父復出后真實境況的人之一。

一九七八年，恢復名譽后的夏衍出任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及中日友好協會的副會長。

不要忘記幫助過我們的外國同志

他們兩人最重要的一次談話，是在初識后的北京飯店，“不斷地向他拋出各種問題，不小心就超過了約好的時間。……此外我還向夏衍先生詢問了山上正義作為一名進步新聞人在中國所進行的活動，以及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事跡等，有關這部分的談話都記在了我的筆記當中”。

他們所談的話題中當然最離不開的是尾崎秀實。尾崎秀樹說：“我的問題主要圍繞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中文化交流，內容則主要是與反帝反封建斗爭相關聯的活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為舞臺，在反抗列強侵略與國民黨反動派高壓統治的過程中，日本與中國的進步文化人士、言論人士與革命知識分子是怎樣聯合在一起的？我很想從先生那里了解這方面的實情。”

當時，我祖父尚未開始撰寫自己的《懶尋舊夢錄》，而《“左聯”雜憶》一文的發表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刊登在《文學評論》第二期。所以，尾崎秀樹的問題來自“在夏衍先生與田漢、歐陽予倩、陽翰笙、陳白塵等人編纂《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中，有一篇題為《難忘的一九三〇年》的回憶文章”，該文是寫于一九五七年十月，收入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副標題為“藝術劇社與劇聯成立前后”。

右起：陳白塵、陽翰笙、夏衍、周揚、田漢弟弟田洪夫婦（作者供圖）

其中“當時和我們有聯系的幾位外國進步記者，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日本《朝日新聞》的尾崎秀實和一位曾經參與過廣州暴動的日本記者山上正義，都給我們在上海的外文報上做了宣傳”，引起了尾崎秀樹的注意，而我祖父的這一說法，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不曾改變過，以此類推，在他談論“左聯”的諸多敏感問題時，即便是飽經磨難，遭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也依然是保持一致的。他是“左聯”成立時，與魯迅、錢杏邨的三人主席團成員和執行委員，是當事人，也是所剩無幾的幸存者，他堅持要講出事態發展的真實邏輯，這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清醒態度。

“我的二哥，尾崎秀實，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作為朝日新聞社特派記者前往上海，并一直逗留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此期間，他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的進步記者、文化人、革命家進行過交往，此外他還與魯迅相識，同左翼作家聯盟成員建立了聯系。我進一步向夏衍先生詢問了具體情況。”

很顯然，尾崎秀樹的詢問在我祖父這里是獲得了答案。在他后來所寫的《“左聯”雜憶》和《懶尋舊夢錄》里，關于尾崎秀實，更為豐富和詳盡了。

史沫特萊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和她的革命業績，我國報刊上已有了較多的報道，我在這里不需要多說，而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這兩位同志，即使在“左聯”內部，知道的人可能也是不多的。我在一九二八年就認識了尾崎秀實，他是一個表面上看來很紳士式的記者，但是，他在當時卻是在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領導過“同文書院”的進步學生組織，后來參加了遠東情報局，和史沫特萊有經常的聯系，并把一些國際上的革命動態告訴我們。特別使我不能忘記的是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下旬，胡也頻、馮鏗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之后，“左聯”決定向全體盟員做一次傳達報告，但在當時，要找一個能容納四五十人的會場是十分困難的。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尾崎，請他幫忙。當時，在虹口，日本人勢力很大，他們的機關連工部局也不敢碰。他很爽快地說：“機會很好，這個月駐日本記者俱樂部輪到我主管，這個俱樂部除在星期六、日外，一般是空著的，只有一個中國侍者管理，你們決定日期以后，我可以把這個侍者遣開，但時間不能超過下午六點，過時就可能有人到俱樂部來。”就是這樣，我們在虹口乍浦路附近的駐滬日本記者俱樂部召開了一次超過五十人的全體盟員大會。尾崎秀實是一個非常精細、考慮問題十分周到的人，當他把俱樂部的鑰匙交給我時，一再囑咐，不要大聲講話，散會后收拾干凈，不要留下痕跡。但是，開會后，胡也頻做報告時這個約束就打破了。有的人高呼“蘇維埃萬歲！”“保衛蘇聯！”等口號，使我跑上跑下，搞得十分緊張。幸虧這次會議沒有出事。（夏衍：《懶尋舊夢錄》）

我祖父記述的這段小“插曲”，也曾向尾崎秀樹當面談起過的，對此，尾崎寫道：“結合這段文字，再去閱讀參加了當時那次代表大會的柔石所寫下的見聞錄《一個偉大的印象》，使我內心感慨萬千。”

在談到山上正義時，我祖父寫道：山上正義曾目睹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和一九三〇年工農紅軍占領長沙的情景，拍攝了大量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照片，并在日本等外國報刊上做了大量報道。此外，山上正義還用林守仁的筆名翻譯過魯迅的《阿Q正傳》和柔石等“左聯”五烈士的作品。山上在尾崎秀實離開上海后繼續幫助“左聯”進行工作，并領導當時在上海的進步日本人、朝鮮人的工作。對此，我祖父一再強調，在談到“左聯”歷史時，不要忘記這幾位外國同志，應該給他們以崇高的評價和深切的悼念。

日譯《阿Q正傳》與紀念五烈士

關于翻譯魯迅《阿Q正傳》這件事情，尾崎秀樹在文章中做了比較完整的敘述：

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林守仁（山上正義）等人通過四六書院（三省堂系的出版社）出版了《阿Q正傳》日譯本。該譯文是經過魯迅親自校改的，從山上正義家發現的校譯稿得到了證實，有魯迅用紅筆批改的痕跡。翻譯此文的目的在于對龍華（五烈士）事件進行抗議，并向國際社會發出呼吁。

《阿Q正傳》日譯本版權頁

尾崎秀實（筆名白川次郎）在四六書院版《阿Q正傳》的序言中寫道：“出版這個短文集的計劃最初由左聯斗士沈端先（夏衍）獨立承擔，但由于他工作實在是太忙，就由我們進行協助。參加者為沈端先、林守仁、田澤清、水木兩作、白川次郎。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林守仁翻譯的，柔石先生的《一個偉大的印象》和戴平方的《村中的早晨》是由田佐夫翻譯的，胡也頻的《黑骨頭》是由白何畏翻譯的，沈端先先生校對了譯稿。”

這樣看來，夏衍先生應當就是對這件事最為了解的人。林守仁（山上）等人的翻譯工作，蘊含著對殺害包括五名左聯作家聯盟成員在內的許多仁人志士的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的抗議，以及想要就此事喚起國際輿論的目的。作為明證，尾崎秀實在《阿Q正傳》卷首，發表了以《談談中國左翼文藝戰線的現狀》為題的序言，介紹了左聯對龍華（五烈士）事件的抗議文章。（尾崎秀樹：《夏衍先生——一九三〇年代的中日交往》）

根據尾崎秀實的序言，這部小說集的出版，是由“左聯”直接策劃，專門為紀念五烈士的一個專輯，我祖父是主要的參與策劃者之一。由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作為頭篇。譯者林守仁，也就是山上正義于一九三八年病逝，據其生前的敘述，魯迅與山上商議，兩人合作出版一部日譯《阿Q正傳》的“決定版”，“兩個人的想法偶然一致，我就在他的直接指導下，在上海把這本書翻譯完成了。由于書中有時引用古典，有時出現紹興地方的土語，原文相當難解，因此花了大約一個半月，才把全文譯完。在這期間，魯迅給我解釋原文，給譯文提意見，前后共達五十余次”。一九七五年六月，日本魯迅研究專家、東京大學教授丸山昇發現，山上的遺孀山上俊子拿出的收藏四十四年的魯迅手跡，日譯本《支那小說集·阿Q正傳》中的八十五條注釋，曾轟動一時。翻譯家戈寶權為此寫了魯迅手稿在日本被發現的專文，稱“當時向你（夏衍）請教過，得到你的不少幫助，至今我念念難忘”。恰恰是那一年的夏天，我祖父剛剛走出了囹圄，恢復了有限的人身自由。

尾崎秀實（左）與山上正義（右）

而我祖父校對的后面幾篇“左聯”作家的文稿原件，迄今為止未被發現，他在《懶尋舊夢錄》里比較多的說法是為了擴大國際影響，對外宣傳的需要。“這本《五烈士作品選集》后來經過考慮，為了便于在日本出版發行，決定這本書的封面只寫魯迅的《阿Q正傳》，在《阿Q正傳》后面加上五烈士的作品。這本書的譯者是山上正義，由尾崎秀實用白川次郎的筆名寫了序文，這可以說是紀念五烈士的最早的一本外文譯本，關于此事，戈寶權曾作過長文考證。”

我祖父那段時間“實在是太忙了”！他曾經形容三十年代的左翼經歷是“在荊棘中潛行，在泥濘中作戰”，這部書稿的譯校只是他繁重、艱險工作中的小小浪花一朵。

尾崎秀樹的執念在于：“以上種種構成了一九三〇年代日中交往史的一環，而我之所以會如此熱心地對其進行挖掘與評介，是因為我希望能盡己所能糾正歷史，也因為我無法容忍類似于將‘侵略’篡改為‘進出’這樣對于歷史的歪曲。”

山上正義的匿名和手跡

一九八一年秋冬，戈寶權致信我祖父，講述了一件關于山上正義的故事，此事緣起于一九七五年，“這年十月底，你提供了一篇‘伴成一’寫的關于廣州暴動和長沙占領的回憶文字給我。你說其中的記述，大致和山上正義同你談的情況相同，因此你懷疑‘伴成一’可能就是山上正義，但由于你已記不起他的筆跡，很難斷定”。當時，戈寶權正在做“《阿Q正傳》在國外”的研究，我祖父提供給他，并說：“如能對照一下，證明這是山上正義的手跡，那倒是一個意外的發現。”

一九七八年，戈寶權從丸山昇的一本專著中，看到了一頁山上正義的日記，做了筆跡比對，初步判斷是肯定的，但是，學者的謹慎使他堅持要找到機會請丸山昇親自鑒別一下。一九八一年八月，戈寶權受邀赴美，到加州參加“魯迅及其遺產”的學術研討會，事先他已經通過書信得知丸山昇也在被邀請之列。在加利福尼亞的初次見面，戈寶權當即拿出了僅復印了頭兩頁的“伴成一”手跡，丸山昇看后確定，這確實是山上正義的筆跡。

又過了幾個月，丸山昇來信，“詢問這篇手跡發現的經過，是誰珍藏的；收藏的人同山上正義有什么關系；及這篇手稿如何到了我的手上”。戈寶權需要答復丸山昇，“因其中要談到你和山上正義的友誼，以及你把手稿提供給我的經過等等”，特致信給我祖父以征得同意，同時，他想把此發現寫成專文在國內刊物上發表，并將“伴成一”的全文復印件提供給東京的丸山昇教授。

寶權同志：

能得到證明該文確系山上正義手筆，我十分高興，這篇東西，是山上在一九三〇年給我看了“廣暴”和長沙事件中反動派屠殺共產黨的照片之后，請他寫的目擊材料，我問他為什么不發表？他說在日本連進步刊物也不敢登，所以交給了我，說你看如何處理就是了。當時我很忙，帶這種東西在身邊也有危險，所以我便夾在書中備用，后來就忘記了，想不到“文革”之后清理舊書時，發見（現）了這份東西，但由于他既不用真名，又不用林守仁的筆名，加上過了四十多年，我自己也不能確認是否是山上的手跡了。您能寫篇文章，非常之好。

問好！

夏衍

戈寶權與夏衍就確認山上正義（林守仁）墨跡往來通信

“你事情很忙，請你在見信后以復我數語，或在此信上批幾句也行。”我祖父的復信是應戈寶權之請，寫在他來信結尾空白處的。信中提到“‘文革’之后清理舊書”，是指陸續發還的“文革”中抄家抄走的書籍九百余冊，具體發還的時間是從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我祖父撰寫的《我的家史》中有記載。

而到了一九八四年冬，在完成的《懶尋舊夢錄》一書中，我祖父的講述更為翔實了：“當尾崎、山上把《阿Q正傳》（及五烈士遺稿）譯畢，寄到東京去付印后不久，山上又約了尾崎和另一位我認識的同文書院的日本學生在一家小中國飯館吃飯，……他建議再出一本小冊子，來介紹中國革命概況，他經歷和目睹過廣州起義和紅軍進攻長沙，所以他可以寫一些報道性的文章，大家表示同意。……但是如前所說，當時白色恐怖嚴重，加上這幾個月大家都忙，稿子集不起來，只有山上正義交來了一篇題名為《廣州起義和長沙占領》短稿，出小冊子的計劃沒有成功，山上的文章換了一個筆名‘伴成一’，一直放在我的書櫥里，經過八年抗戰，我輾轉遷移，年深月久，這件事就完全忘記了。奇怪得很，一九七八年（應是一九七五年——注）我平反后，‘專案組’把一堆亂七八糟的舊書雜稿退還給我，才發現了這篇文章，時間隔了近四十年，文章用的筆名既不是山上正義或林守仁，而是伴成一，更使我回想不起這件事了。但是，當時親身經歷過廣州暴動和進攻長沙的日本記者，除山上之外無第二人，所以就把這篇稿子寄給了正在研究山上正義的戈寶權，請他考證一下。經他再三研究，對證筆跡，才證實了這的確是山上的遺稿，然后把此文來歷做了研究，并翻譯出來，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革命文物》上發表。”

另外，在戈寶權信的第一頁前面，我祖父還就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的關系，補寫了一段“又及”，“附告：我記得，丸山昇的書中，有一段話不確實，即說尾崎離滬前擬請山上接替他的工作，山上不同意，所以說他（山上）是‘逃兵’云云，其實，尾崎是‘國際情報局’的人，而山上則不愿意加上（入）這個國際組織，而且，尾崎走后，山上把此事告訴過我。事實上，山上不論在上海，或后來到北京，都還是表現很好的。……”我祖父視尾崎和山上為有著革命之交的日本戰友，他對有關山上的不實評價非常介意，作為當事人和親歷者，他要為沉默無言的逝者講話：“山上正義是一位杰出的革命的新聞記者，大革命年代在廣州與魯迅締交，翻譯了《阿Q正傳》，還以廣州起義為題材，寫過一部題名為《震撼中國的三天》的劇本。山上是日本共產黨員，對中國革命寄予了極大的希望，上述的那篇短文（指《廣州起義和長沙占領》）的結尾是這樣寫的：‘我的這篇沒有條理的回想……它記錄了在這兩次大事件中的印象，不論什么時候回憶起來，都是使人寄予希望的東西。’當他的希望達到了的時候，他早已在北平去世了，但他的遺稿居然歷盡滄桑而保存下來，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我補寫了這一段，為的是讓中國讀者不要忘記在我們最最困難的時候，還有那樣熱愛中國人民的日本朋友。”（《懶尋舊夢錄》）

戈寶權寫這封信的落款時間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現送上我寫的兩本有關魯迅的書：《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和《〈阿Q正傳〉在國外》，請你多多指正！”而《〈阿Q正傳〉在國外》扉頁贈書的題款：“衍公教正 戈寶權敬贈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四日于北京”，落款時間相差了幾個月，不知何故，非常有趣的閑筆。

戈寶權贈夏衍的著作扉頁（作者供圖）

尾崎秀樹筆下的“夏衍”

三年之后才來中國的尾崎秀樹并沒有參與山上正義的手跡考證。

從尾崎秀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我祖父的早期生平有著濃厚的興趣，并且做了深入的了解，這使他們之間的對話非常順暢，尤其是留日和左翼這兩部分，對此，尾崎用最簡潔的概括做了以下的敘述：

夏衍先生在浙江省甲種工業學校就讀時曾參與編輯進步雜志《浙江新潮》，從該校畢業后，前往日本明治專門學校（現在的北九州工業大學）留學。據夏衍先生說，他在戶畑待了四年，在博多住了一年，又在東京逗留了一年半，于一九二七年五月歸國。這不是正常歸國，而是被日本警察機關勒令不得已離開的。

在日本留學時，夏衍先生深受契訶夫和高爾基文學作品的影響，通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并同日本的共產主義者接觸，參加了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歸國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九年秋與馮乃超和鄭伯奇等人組織“藝術劇社”，提出了“無產階級戲劇”運動的口號。

此后，他還參與籌建了左翼作家聯盟，擔任執行委員發揮力量，并在黨的領導下，主持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左翼戲劇家聯盟。在此期間，他不知疲倦地翻譯了眾多日本無產階級文學，譯介了藤森成吉的《犧牲》、金子洋文的《地獄》、平林太子的《在治療室》等作品。

尾崎的這段簡明扼要的敘述，對于今天讀者了解“夏衍”依然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將我祖父在日本時期確立的無產階級文藝觀和社會理想，與回國后的左翼革命實踐做了潤滑的無縫銜接，由此可見，尾崎秀樹對他的哥哥尾崎秀實那一代革命理想者，有著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體悟。

一九八三年，我祖父在東京，高興見到了已是他老朋友的尾崎秀樹，尾崎穿著一身傳統的、正式而隆重的和服，他們用日語熱烈地交談。一年半以后，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尾崎秀樹作為日中文化交流青年代表團的團長再次訪華，他又是一身傳統的、正式而隆重的和服，在北京見到了我祖父和王炳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