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國家版本館杭州分館展出的《大般涅槃經》。

吳京攀供圖

“文獻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覽”是中國國家版本館杭州分館（以下簡稱“杭州館”）的常設展覽，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好中華版本故事的窗口。在該展覽的“寫本時代”單元，展出了一件北朝敦煌寫本《大般涅槃經》。古樸的經卷、遒勁的書法，吸引眾多觀眾駐足欣賞。

《大般涅槃經》是佛教重要文獻，曾在絲綢之路廣泛傳播，是絲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后，它被譯成漢文和藏文等文字，對中國佛教產生重要影響，傳世版本主要包括法顯版、曇無讖版、慧嚴版和德格版等。

《大般涅槃經》的重要性在敦煌文獻中得到充分體現：敦煌文獻中共有《大般涅槃經》3064號，數量僅次于《法華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抄寫時代從公元5世紀一直持續到10世紀。

杭州館藏《大般涅槃經》為殘卷，后人為它裝裱了卷軸。每行17字（個別為16字或18字），共計1447字。所抄內容為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一的部分文字。曇無讖是南北朝時期佛教高僧、譯經師，出生于公元4世紀末的中天竺（今印度）。他自幼聰慧、悟性極高，“至年二十，頌大小乘經二百余萬言”，后輾轉西域多地鉆研佛學。他翻譯的眾多佛教文獻傳播甚廣，直接推動了北涼佛教的發展，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在曇無讖所有譯經中，歷時8年、完成于北涼玄始十年（公元421年）的《大般涅槃經》最具影響力。此經譯成后迅速南傳，南朝宋文帝元嘉中期（約公元430年）已傳至建康（今南京）。其后流傳范圍不斷擴大，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自西漢張騫“鑿空”西域以來，陸上絲綢之路正式形成，中國與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這一背景下，敦煌逐漸發展為溝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沿線的商業中心、各種民族與文化交匯的場域。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社會相對穩定，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曇無讖等人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原，翻譯佛經、傳播佛教文化，莫高窟也因此而興。

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西部盡頭，位于敦煌東南25千米處的鳴沙山東麓崖壁上。20世紀初，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震動世界。1900年，莫高窟17號洞窟內發現各類文獻數萬件。后來，人們將這批文獻稱為“敦煌文獻”，又稱作“敦煌寫本”“敦煌文書”“敦煌卷子”等；將保存這批敦煌文獻的洞窟稱為“藏經洞”。

敦煌文獻上起魏晉六朝，下至宋初，前后跨越600多年。敦煌文獻中，以唐、五代時期的文獻為主體，前承吐魯番文書，后接宋、元刻本及寫本文獻，是唐、五代紙本文獻的主要實物遺存，有“中國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之譽。學者將其與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明清檔案并稱為20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

敦煌文獻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敦煌文獻形式多樣。一是語言豐富多樣，除漢文文獻外，還有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多種民族語言文獻。二是文本形態多樣，除寫本外，還有少量刻本和拓本。其中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剛經》，是世界現存最早的標有明確年代的雕版印刷品。三是裝幀形態多樣，包括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等各種裝幀形態。

另一方面，敦煌文獻內容豐富。敦煌文獻中有歷史地理文獻、宗教文獻、漢文古籍、官私文書、文學作品等，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風俗、民眾信仰、不同階層文化情況等提供了豐富資料。在敦煌文獻中還有大量反映絲綢之路的文獻，如宗教東傳的記錄和中原文化西傳的記載，還有市場物價表、旅行者的書信、買賣契約等直接印證絲綢之路的文書，真切反映出古時絲綢之路的整體面貌與經貿往來細節。

藏經洞被發現時正值清末，大量敦煌文獻被斯坦因、伯希和、奧登堡等人攫取，其中就包括《大般涅槃經》。據統計，敦煌文獻目前總數約70000號，國內主要收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總數16579號）等機構，其余散布于英國國家圖書館（總數17000余號）、法國國家圖書館（總數7000余號）、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總數19870號）及日本、印度、德國、美國等國家。

敦煌文獻大半流散海外，一度出現“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情況。為改變這一局面，中國學者做出了不懈努力。羅振玉是敦煌文獻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他的敦促下，伯希和陸續寄回法藏敦煌文獻的照片供中國學者研究。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敦煌文化的保護、整理、研究、傳播逐漸上升到國家層面，成為重大文化事業。在一代代學者的努力下，中國重新成為敦煌學研究中心。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大力促進敦煌文獻的回歸。如今，敦煌遺書數據庫已正式上線，全彩印《敦煌文獻全集》出版工作也已啟動。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版本館杭州分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