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上午，由浙江省作家協會指導，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研究中心（浙江）和浙江省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共同主辦的“當代非虛構兒童文學創作與理論前沿對話會”在浙江文學館召開，湯湯、趙霞、王宜清等近40位兒童文學作家、學者、出版人與劍橋大學兒童學研究中心專家一起，共同探討與孩子密切相關的文學話題。

劍橋大學兒童學研究中心的學者喬·薩特里夫·桑德斯做主題分享，會議由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當代兒童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方衛平主持。

方衛平對本次活動的背景作了介紹，近年來，非虛構兒童文學受到了愈來愈多的關注。非虛構兒童文學目前在國內學術界以及兒童文學界都是非常重視的門類，同時各種知識類非虛構兒童文學的出版也形成了重大的出版現象。在“當代非虛構兒童文學”領域當中，桑德斯教授是國際上數一數二的學者，他有專門的著作，對這一話題具有非常深刻的思考。“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研究中心”深度關注當代兒童文學的創作、出版、研究、批評，以及閱讀、推廣、傳播、公共文學服務等各方面。本次交流座談立足國際兒童文學前沿理論話題，也為國內兒童文學的創作與批評、當下與未來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會上，桑德斯以《動態的數據：非虛構兒童文學的職責》為題，從非虛構兒童文學寫作現狀出發，以批判性視角探討了當下非虛構兒童文學最重要的意義與職責。

他提出，對非虛構兒童文學只關注“準確與否”是遠遠不夠的，一部作品是否進行了“批判性參與的邀請”才是重中之重。

“書是由人寫就的，而人總會犯錯。”桑德斯認為，應該讓兒童讀者意識到這一點，并且主動地、批判性地參與信息的吸收和重新整理過程中，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同時，桑德斯也在不斷反思、更新自己的觀念，并強調非虛構兒童文學也應當給予孩子們這樣“可流動的”知識。

桑德斯特別指出，雖然我們必須具備使用不可靠信息的能力，但在“傳記”類非虛構文學中應當格外小心，警惕知識權力優勢，由此重申非虛構兒童文學倫理的最終指向，對兒童、對讀者的尊重。

“第一，桑德斯作為一個學者，面對新的創作和出版現象及時地做出了理論的、倫理的思考，而且是獨特的思考，面對學術界的流行話語、流行觀點，桑德斯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獨特觀察；第二，他的觀點一直是開放的，因為他認為不可能有完美的事實，我們要允許兒童接受有問題的信息，所以他思考了批判性的、合作性的信息吸收、學習以及參與的方式，其中不僅有對創作的思考，也有重大的倫理思考；第三，他作為一個學者，提出了獨到的觀點以后，還在不斷地反思、不斷地追問，這種不停歇的理論態度也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桑德斯演講后，方衛平進行總結并提出反思：理論界對于新現象應對不足。“今天中國的兒童所面臨的媒介環境、教育環境、審美環境、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帶給孩子巨大的影響，可是今天整個兒童文化界沒有做出應有的、有深度的、有學科架構性的理論思考。” 此次交流是一場難得的碰撞與啟發。

對話會上，與會嘉賓與桑德斯自由探討“非虛構兒童文學”相關話題，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劉瀅：目前在英國以及整個世界上關于學科思維建設問題，大家思考的生態環境、現狀或者實踐是什么樣的？以及，非虛構作者的“誠實”在寫作的度上如何把握，才能夠達到相對的平衡？

桑德斯：就您的第一個問題，在西方世界不是所有的編輯都有這個能力知道應該怎樣向市場去呈現非虛構文學的選題。我們今天談的是非常前沿的話題，對于一個作者來說，真的想出版非常前沿的非虛構圖書，你可能要看準那些能夠接受前沿觀點的出版社或者編輯，這樣對接會非常愉快，但是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還是認為知識準確與否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問題，我們在講“誠實”或者呈現知識的時候，應保持一個謙遜的態度和反思性。比如，我在呈現我的理論和我設計的一些文本案例的時候，反而是因為我非常地謙遜，呈現整個思考的過程，才讓我的整個論證過程顯得更加富有知識性，這兩者不是矛盾的。

另外，如何去直面你對非虛構知識的情感并保持誠實性，在非虛構文學當中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還沒有非常明確的結論。我們讀非虛構文學的時候，可能覺得應該保持冷靜、距離感，不去直視知識帶來的情感波動，我認為這是非虛構文學當中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孫昱：您怎么定義有一些作品，它是非虛構和虛構的混合？比如一些作品的情節、人物是虛構的，但是其所傳遞出來的知識都是準確的。

桑德斯：我自己想象中的、比較理想的非虛構兒童文學作品應該同時具備虛構因素和非虛構因素。比如說歷史事件的非虛構寫作，寫作者肯定要提供相對事實的、能夠找到資料來源的信息給讀者，同時對信息的處理，比如說如何像小說家那樣去思考、去寫作，其實就意味著要去推測，在已有信息的基礎上盡量地還原這個人物可能的一些行為以及性格塑造情況，這就涉及到虛構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理想的非虛構兒童文學作品不應該這樣界限明確地區分這兩者。我們讓兒童讀者看到這些信息是如何進行交流的，讓他們對此做出質疑或者回到信息的始發地去質詢，你要讓兒童有反思性的姿態，而且它是一種合作性的閱讀姿態，而不是你就告訴我這些蓋棺定論的信息，特別是關于歷史人物的。

湯湯：在非虛構兒童文學中，準確性、文學性、兒童性、可讀性應該是并重的。您在講述中比較注重的是知識和信息的呈現和處理，我想非虛構文學的落腳點終究是在文學上，是對人性、生命和生活的觀察上。關于準確，準確肯定不是判斷一個非虛構文學好壞的唯一標準，不過，雖說人不可能不犯錯誤，我們要允許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存在，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盡力追求準確，畢竟，硬傷的存在，會影響孩子們對文本的信任。剛才您提出，我們要邀請兒童來參與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合作性的閱讀，但是否所有的兒童都具有這樣的能力？我們在提出邀請孩子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合作性的閱讀的時候，是否是作為學者的一廂情愿？

桑德斯：這有兩個方面。從第一個方面來談，是作者如何進行非虛構兒童文學的寫作。你肯定要盡可能提供很準確的信息給兒童，因為這體現出你對兒童的尊重，包括對兒童的愛意，只有尊重和愛護你所寫作的對象，才可能盡你所能去尋找相關的信息，去呈現這個信息的處理過程是怎樣的，所以這個準確性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如何去評判作者寫作出來的非虛構文本，不能止步于這個寫作出來的作品的準確與否，這樣就會導致非常無聊的走向。信息本身始終處在不確定性，而且不確定性恰恰是其潛在性所在。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目標要高于普適情況下兒童的狀態，這樣我們的行為姿態才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有可延展性的，而且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有這樣理想化的對兒童的想象。首先，我也承認我的書《問題的文學》是比較理論化的研究，我沒有說找了一群真實的兒童或者現實中的兒童，問他們這樣的文本是不是更加有利于你們做批判性的思考；但是去年有一篇文章是比較實戰型的研究，找了一些小朋友，提供一些文本，提供了批判性思考空間的文本，確實證明了兒童具有更加批判性的反應，所以可見理論性的對非虛構兒童文學寫作的想法其實是有一定的正確性。

王宜清：如何實現高質量的非虛構文學在圖書銷售端的影響力，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些成功的范例或者做法？以及，您認為圖書編輯必須堅持的倫理底線是什么？

桑德斯：很多兒童文學學者也很認同這本書的非虛構寫作，因為它呈現出作者的思考過程，用很謙遜的姿態，描述科學家進行了怎樣的冒險，獲得了怎樣的成功，也毫不避諱他科研過程中所犯的錯誤，讓人印象深刻。這也讓我們意識到，以批判性視角創作出的誠意之作，是可以得到市場的青睞的。

第二個問題，我們總認為兒童是脆弱的，需要被保護，可能無法接收一些非常深奧的道理，從而放棄向他們展示復雜的事實。這種想法是自以為是的，我更贊成另外一種做法，即向兒童展示作者探索知識海洋的過程，讓他們意識到，作者的結論并非完全正確，只是在學習過程中得出的相對完善的結果。這條路是艱難的，但也有成功幾率，作為圖書編輯，能做的可能就是對創作進行引導、篩選出優秀的非虛構兒童文學作品。

吳絢爛：您在演講中提到，每一本非虛構兒童文學作都有錯誤，作為創作者，我想知道哪些錯誤是可以容忍的？

桑德斯：作為人類，我們對一些信息的處理和獲取有不可避免的認知局限。我想，如果作者的初衷是好的，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錯誤是可以容忍的，因為你已經盡可能呈現給兒童正確的信息，并盡力根據已有信息得到了一個相對正確的結論。但如果你意識到了一些事實錯誤，卻選擇不去改正，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

黃密密：這是個非常具體的問題，目前我正在寫一本面向外國人的非虛構作品，但我無法保證我提供的信息完全準確，比如元宵節的起源，中國可能有好多個版本，我是否需要在文本中詳盡呈現所有？

桑德斯：我提出兩個策略。第一，經濟型策略，不花費過多筆墨描述全部版本，使用“可能”“也許”等詞匯邀請讀者進行批判性思考，向他們展現你創作過程中的疑慮；第二，非經濟型策略，盡可能詳盡呈現針對某一事件或現象的全部爭論及思考點。我個人更傾向于第二種策略。

與會作家、專家們認為，此次對談會圍繞“非虛構兒童文學的職責”這一話題進行了深入、開放的交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僅帶來很多前沿理論，也為理論批判界以及兒童文學創作領域帶來了新的思考方向。桑德斯也表示大家結合各自實踐，對非虛構兒童文學這一話題進行了熱情探討，令他很受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