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好像是在自由來稿里看到一部小說，叫《母親在左，我在右》。題目很獨特，一下子就看進去了。主人公是個青春期延長的女孩，一步步走到與母親對立的那一個點上，之后再一步步退回到母親的身旁。母女關系寫得很特別，好像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那種母女關系 ，好像又有點不同，隔膜處好像不是母女，像陌生人，但親昵處，又渾然一家，是至親。小說不長在主題深刻，而是白描生活生動至極，有細節，人物的情感以及關系變化都在場景里，在煙火氣息里。除了母女關系，小說里呈現的那個城市的日常生活就很有味道。按小說后面留的地址給作者寫了一封信，說小說可以送審，不久，收到作者回信，我記住了里面一句話，叫“哭暈在衛生間”。原來作者等不到《收獲》的回音，就另外給了其他雜志，然后其他雜志還錄用了。

后來也斷斷續續讀過幾篇鄧雅心寄來的作品，不多——好像她寫得也不多——風格跟《母親在左，我在右》都不同，而最重要的不同點在于，后面的創作大多是基于強烈的同情心，作者對于筆下的人物有真誠的關心，也能真切地描繪他們受的苦，贊美他們身上質樸的東西，忍不住要為他們鼓，為他們呼。《一盞蜂蜜》幾乎可以算作這種風格的典型。小說寫的幾個人物，老楊、老李 、“安徽”是徹頭徹尾的底層人物，在重慶那里叫“棒棒”，“這巷子里住的人是三個挑夫，重慶人管這種職業叫‘棒棒軍’，就是肩上扛著一根蘭竹，給人挑貨的。這職業大概是從九十年代興起，改革開放后，許多農民到城市里求生存，就靠一根棒棒，幫人挑貨，三塊，五塊，十塊，背冰箱，挑家具，搬家，挑菜，別人搬不動的，他們來。”饒是如此“底層”的活，現在他們也面臨“失業”的危機，“安徽”走上了傳銷的路，老李去海南闖蕩，留下老李原地打轉，他一邊努力掙生活，一邊卻也同時靠吸煙得個肺癌什么的——這樣就可以體面地死去——當然是相比于走投無路或者了無生趣后的自殺。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疾病，在老楊這里倒成了一種奢侈的希望。老楊無緣這樣的“奢侈”，但小說還是給了他希望：他到醫院里去做護工，恰巧跟自己有過兩次緣分的一個女人在這個醫院里變成了植物人，他超越一個普通護工的身份細心地照料她，并且在這種照料中，意識到了可以讓自己安心的歸宿。《佛說譬喻經》有一個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人在曠野中游走，被一頭兇惡的大象所追逐。游人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恰好看到一個空井，井旁有一棵大樹，游人趕緊抓攀著樹根，藏身到井中。有黑白兩只老鼠，正在啃噬著樹根。井的四邊有四條毒蛇吐著舌頭，井底有一條毒龍正在向上張望。游人心中畏懼毒蛇和毒龍，又擔憂樹根被老鼠咬斷。就在這個時候，從樹上的蜜蜂窩中滴下五滴香甜的蜂蜜，不偏不倚地落入了游人的嘴中。游人頓時忘記了剛才的恐懼和擔憂，盡情地品嘗起蜂蜜來。”佛說的故事另有所指，我們俗人甚至可能取的是相反的意義——在艱辛的生存中，可憐的一盞蜜可能更甜蜜一些。

再回到前面的話題一下 ，說《一盞蜂蜜》的風格是基于同情心的創作，那么《母親在左，我在右》是什么風格呢？籠統一點講，可以說是基于同理心的創作——人物陷于生活中，不可開交，而作者自身就“是”那個人物，不得不與那個人物一同沉浮——這種境況下找到的那“一盞蜂蜜”更彌足珍貴。

【王繼軍，筆名王咸，《收獲》編輯，著有小說集《去海拉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