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最發達的一個題材創作類型，鄉土文學一直是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從這些研究來看，大致也顯現出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研究者多具有不同程度的鄉村生活經驗——這和鄉土文學創作者的情況有些類似；第二，這些研究多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視野出發，采用的也多是比較傳統的社會歷史分析等研究方法；第三，這些研究一般都滲透著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和悲憫情懷。張麗軍的《鄉土中國文化重建與新農民想象》同樣也是如此。這部近四十萬言的著作是作者耗“十年之功”寫出的一部有著宏闊的“史”的視野、滲透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悲憫情懷、凝聚著獨特學術個性和文化意識的厚重之作。

這部著作如其標題所示，其關注重點既在“文化”又在“農民”，文學則是其觀照這兩個對象的窗口，又是其展開具體分析和論述的立足點。“文化”作為關鍵詞之一，其實與另一個在其著作中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密不可分——“轉型”。實際上，中國現代意義上的“鄉土文學”，不管是從其起源、內涵還是形態、分類等諸方面來看，都離不開“社會轉型”這個最為關鍵的社會歷史背景。可以說，正是自鴉片戰爭之后開始的中國現代化轉型，造就了現代意義上的“鄉土文學”。所以不管如何談論鄉土文學——悲切地、感傷地、愉悅地，談論何種鄉土文學——啟蒙的、浪漫的、革命的，都離不開社會轉型這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和基本的社會學視域。

與社會轉型緊密相關的，是文化轉型。這是百年鄉土文學最迫切關注的一個話題，正如張麗軍所言：“鄉土中國以其歷史的悠久性、文明的成熟性和文化的深刻性成為人類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地球空間中區域影響最大、存續性最久、最具有獨特精神品質的文化大國。”1而百年來的鄉土中國變遷，更是這個歷史悠久且影響巨大的鄉土文化體的轉型。這種變遷和轉型催生了魯迅、鄉土小說派、沈從文、師陀、趙樹理、柳青、高曉聲、陳忠實、莫言、賈平凹、張煒、遲子建、梁鴻、劉玉棟、趙德發、付秀瑩、葉煒等一大批鄉村敘事者對于鄉土中國和鄉土文化命運的悵望與慨嘆。張麗軍便是從這一個個具體的作家創作入手，緊緊圍繞了文化和文明的現代化轉型這個宏大主題，做出了關于這個話題的思索。

他的思索具有現實性、前瞻性和建設性，在歷史回顧和當下審視之外，其研究視野還更指向著未來。該書的章節設置是按照時間順序，從20世紀初到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八個章節連貫中國百年鄉土文學發展史。但該書并沒有停留在一般的文學史梳理之上，而是充分開展了基于歷史歸納和分析的對整體文學史命運以及時代現實的關懷。而敏銳地將紛繁復雜的時代問題納入研究視野，也凸顯了當代鄉土文學研究的“新質”。這種“新質”的產生，主要得益于張麗軍對中國鄉土文化全面辯證的考量。鄉土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映像與分支，本身具有豐富復雜的內蘊。但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以及長期以來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社會格局，使得我們長期以來對鄉土文化的認知有限，鄉土文化的價值尤其是在新時代的價值還有待挖掘。在張麗軍看來，“對于‘中國文化’而言，除了官樣文章和官修歷史之外，還另有一種獨立的鄉土文化系統。只不過，這一鄉土文化系統，從來就被遮蔽、被排斥、被邊緣化，而處于一種‘地下火’狀態的獨立運行”。他肯定了中國文化中長期被壓抑的民俗文化所蘊藏的頑強的生命張力——這是中華民族在危難之際仍有“筋骨”“脊梁”的原因所在，也是當下進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根基。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社會物質文明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如何重建與物質文明相適應的倫理、道德、文化體系迫在眉睫。在本書中，張麗軍指出這一文化“重建”不必急于向外尋求，而應對民族文化傳統作更深入的挖掘。特別是在“新世紀鄉土中國社會的艱難轉型與‘地之子’的痛苦蛻變”一章中，張麗軍不僅指出了新世紀社會轉型面臨著最大的文化倫理困境——信仰危機；而且為這種“危”尋找其化解之“機”。那就是“從母體文化基因中尋找精神遺傳密碼”。正是在對中國鄉土文化價值的肯定中，張麗軍展開了“文化重建”的思索。

這個思索是圍繞“文學”展開的，所以命運故事、人物形象，自然是其觀照的重點。但這里其實有個潛在的悖論，那就是豐富飽滿的文學形象和理性觀念的沖突問題。這種沖突在作家和研究者身上都有——于作家而言它是主觀想象和現實生活的距離問題，于研究者而言則是個人觀念與文學形象、作家意圖的交流與碰撞。所以相對于作家創作，研究者在自我表達時更需要保持一種冷靜和理性，努力接近和探求一種復雜性。在鄉土文學研究領域，有些多年來形成的“共識”和“定論”，比如鄉土文學的三種敘事模式、鄉村敘事者情感與理智的沖突等，而這些“共識”和“定論”某種程度上都是研究者探求復雜性的障礙——當然也是憑借。《鄉土中國文化重建與新農民想象》對它們顯然是保持了足夠警惕的。在分析魯迅時，張麗軍于魯迅筆下的“舊中國”發現了一個“樂園”式的“優美中國”；在《生死疲勞》中，他發現了莫言以西門鬧、藍臉、藍千歲三個藝術形象，呈現了“半個世紀以來農民意識深處的精神世界里對自我主體性追尋的三種不同表現形態”；在觀察《帶燈》時，他看到了作家在時代新變面前所遭遇的時代性精神困境，以及面對困境時的“勇于挑戰自我”。這些，都是傳統鄉土文學研究觀念無法完全涵納與概括的。

張麗軍雖然在“重建”中肯定了鄉土文化的價值，但他并沒有盲目地歌頌或贊揚，而是基于中國現實經驗和社會實踐，客觀、理性地審視他所關切的鄉土中國，正視當下鄉土文化重建所面臨的挑戰。如其所言：“對于鄉村，作家既不需要用理想的模式去刻意美化，也不需要將它的苦難過分夸大。”他倡導一種“溫情的鄉愁”——不回避惡，卻在展示現實生活冷酷、苦難、罪惡的同時，尋找到“能夠抵御這嚴酷和寒冷的一簇爐火，讓人永不喪失對人的信念，在暗夜里也不憚前行”。鄉土文學并不只為展示悲情，更在幫助我們尋找希望，這本是百年鄉土文學內在的精神傳統，也是張麗軍對近三十年社會轉型加速期鄉村敘事的深切寄望。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確實迅疾而猛烈。而新質性的時代現實，以及相應的情感心緒、理性觀念，也正是當下鄉土文學發展最大的挑戰所在。因為正是它們的發生和存在，讓鄉土文學變得越來越不那么“鄉土”，甚至不那么“文學”——至少不同于傳統的文學。所以如何處理這些形式和內容、審美和精神新變，關乎“鄉土文學”乃至“鄉土文學研究”當下和未來的命運。在全書的后半部分，張麗軍似乎也有意識地在這方面推進著他的思考。比如，他談到了梁鴻的“非虛構”寫作、遲子建的鄂溫克文化書寫、薩娜的鄂倫春生活書寫、次仁羅布的藏地書寫、趙德發的宗教文化書寫等；也談到了更年輕的葉煒、付秀瑩基于代際生命體驗的“新鄉土寫作”，等等。對于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在寫作觀念、方法、生活資源、文化視域等方面所顯現的新質性和開拓性，他都給予了緊密的追蹤和熱切的期待。鄉土中國和傳統的鄉村敘事確實在變，但究竟是在變好還是變壞，是孕育著希望，還是萎于泥淖，落入塵埃？在其尋找和發現的目光里，我們不難找到張麗軍的答案——“讓故鄉不再淪陷，留住鄉愁，留住青山綠水，留住鄉土中國村莊最微小的文化有機體，闡釋和建構從生存倫理到終極倫理的新生態文明理念，這就是今天的‘舊邦新命’。”這個答案，更多的也許只是一種企望。而之所以有企望，是因為有最深切的關懷，它體現于《鄉土中國文化重建與新農民想象》全書始終立足和觀照的另一個重點——“農民”。鄉土文學研究，不管其具體探究的問題和所使用的方法為何，其實大多都有一個初始性的起點或初衷，那就是對于鄉村和農民命運的關注。這關注可以說得更具體一些，即是一種不平。“哀其不幸”也好，“怒其不爭”也罷，抑或焦慮、彷徨、苦悶、惆悵，這些情緒和情感的共同指向都是社會歷史變遷中顛沛流離的活生生的生命個體。從老中國的兒女，到革命年代的“進步分子”和“中間人物”，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負重者和犧牲者，再到新世紀新時代的“新人”，張麗軍都在其宏大的歷史視野內給予了細密的觀察與分析。

他從《果園城記》中發現了作者對筆下生命的“殘忍”——那是師陀對一種不死不活、沒有希望、封閉自守、世代輪回、永無改變的“東方情調”的批判。他從趙樹理筆下的“中間人物”身上看到了作家對人性的關注、對傳統美學的再造，并發掘出這一切對當下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所深具的啟示。在分析上述這些時，張麗軍未流于表面，而是抓住文本，深入歷史和現實肌理，探問未來。比如在第八章中，他以人“能不能活下去”“如何活下去”“活得怎樣”的“生活現代性”視角勾連起百年鄉土文學中的農民形象嬗變，并沿著這種以“生活現代性”為核心的“中國新現代性”邏輯，推演出新世紀中國文學在走出“物質”之困以后，開始尋求更高的“精神”超越之路，并預言了新世紀文學走向“精神敘事”的可能。

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宏大的社會歷史視野以及內在的悲憫情懷，所以他的分析乃至批評都透著一股忠厚溫情之氣。甚至，對于那些很多時候都心意難平，因而常常顯得不夠理性、溫厚的鄉村敘事者，他同樣也抱以最大程度的理解與寬容，努力發掘他們的價值與優長。比如，他在王魯彥筆下冷漠的“玩世者”身上，看到了鄉村隔膜與冷漠的“無物之陣”對農民靈魂的毒害；他將閻連科小說中無法遏制的“怨”和“怒”視為對故鄉“深切摯愛”的另一種表達。這些都透露出一種慈悲和善念。

張麗軍的這部著作有突出的理論和方法意識，但他并不迷信理論和方法，而是更注重從具體的文本和形象出發，以個案分析帶動整體分析，加上質樸無華的文字表述，共同形成了一種中正、平和、溫厚、穩重的文風。在“后記”中張麗軍談到：“千百年來鄉土中國鄉村文化滋養著這片土地，孕育著極其燦爛的鄉土文學藝術。在人類文明演化和文化變遷的大歷史背景下，鄉土、鄉土文學、鄉村根性文化依然是新時代中華文化建構的內在精神源泉和動力根源所在。我們依然無比熱愛這片土地及其獨特豐厚的鄉土文化。”這不僅是情懷的顯露，更是心性和理想的表達。

從本質上看，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審美意識形態”而存在著，它寄托著人們的情感和思想，并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而變化。張麗軍在《鄉土中國文化重建與新農民想象》一書中通過“文化重建”與“審美想象”連動百年中國鄉土文學史，可謂把握住了問題的關鍵。其中最突出的，是作者宏大的歷史視野以及與之相應的文化建構意識。特別是他能夠將這種視野和意識加以具體貫徹和落實的能力，書中觀點、方法、具體表述等，當然有可商榷之處——比如其以宏觀“史”的架構對鄉土文學百年發展的歷時性梳理和分段，可能會在歷史銜接處造成難免的遺漏；而具體的個案分析又是基于何種標準得到提取和選擇，并作為問題分析的標本和樣本的，等等。但這些問題似乎也是選擇某一特定研究方式和方法都難以避免的。而它們的存在，也給其他研究者進入這個研究領域留下了待開拓的空間。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895-2022）編撰暨古典資源重釋重構研究”（項目編號：22&ZD27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張麗軍：《鄉土中國文化重建與新農民想象》，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9頁。后文所引皆出于此書，不再一一加注。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