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當代“底層文學”創(chuàng)作思潮自發(fā)源以來，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相較于其他的文學思潮而言，其現實影響力殊勝。文學批評以公正的價值訴求和平等的倫理追求深度參與了這一文學思潮的發(fā)源、興盛與衰退。“作為一種具體的社會和政治要求，平等是拉開現代社會序幕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的產兒。”基于平等和公正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批評家猛烈抨擊社會存在的階層分化、階級壓迫、“劫貧濟富”等病癥。從社會層面來看，底層文學研究伴隨著1990年代“工人下崗”以及世紀之交的“農民工進城”大潮，極富現實關懷精神和思想批判力度，文學批評與文學創(chuàng)作合流一處，堪稱中國當代文學向外轉的重要表征。原因在于，底層文學的情感原動力與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緊密相聯。福山認為，與前現代社會受君王統(tǒng)治的價值依附相區(qū)別，當代人“所追求的，是對他們作為曾經被忽視的或被貶低的團體一員而應有的平等的地位——比如，作為女性、作為同性戀者、作為烏克蘭人、作為殘障人士”，等等。歸根結底，“尋求平等承認或尊重的需要是現代性的支配性激情”。同樣，底層的發(fā)聲或替底層發(fā)聲，都圍繞這一核心訴求而展開。但令人感到詫異的是，許多批評家在探討底層敘事時，往往顯露出某種程度的非理性偏好，使得底層文學研究話語的倫理邏輯產生了自相矛盾的現象。

一方面，批評家圍繞“底層”這一概念，既能連接階級斗爭思想，又可導向樸素的上下級關系的二元對立思維，在這些話語的價值堆疊中推導出底層天然的倫理正義，而無視了底層與中上層同樣作為人的平等本質決定了底層不可能獨占倫理正義。另一方面，底層文學研究在自詡追求平等的社會理想的過程，或是意氣用事地反對出于倫理道德的價值商榷，或是一廂情愿地陷入了懷舊情緒中崇舊抑今，或是寡陋淺薄地批判城市文明、商業(yè)文明的道德墮落，謳歌底層、窮人的道德高尚和人性淳樸，實則在潛意識地形成了“越窮越道德”批評倫理。由此，底層文學研究在文本上呈現出多重的批評倫理悖謬，一并在公正和平等這一倫理核心上，解構了底層文學研究的話語力量。在這種情形之下，有必要以平等的倫理思想為出發(fā)點，考究底層文學研究中的價值亂序和邏輯悖謬，進而追問研究者怎樣面對底層文學？如何建構平等的、有效的批評倫理體系？以何種方式對待歷史記憶與現實關懷？凡此種種，都無法脫離道德這一理性和自由之內核的思想支撐，底層文學研究對道德的獨特認識構成了批評倫理的礎石。然而，一種認為改變底層要優(yōu)于揭示底層的思想觀念主導了批評話語生產，剝奪了研究者理性的思辨能力，這是考察底層文學研究之批評倫理何以走向潰敗的出發(fā)點。

二、改變底層優(yōu)于揭示底層：崇拜現實行動的批評話語

底層文學的創(chuàng)作動力發(fā)源于一種價值困惑，即是底層為城市創(chuàng)造了財富，卻不一定能夠贏來城市及上層的青睞，因為，“嚴酷的市場經濟準則不是以農耕文明的道德法則行事的”。盡管商業(yè)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存在著對社會本質的差異性認識，但應當承認的是，大多數底層寫作者出于道德情懷來關注自身周邊社會中被壓迫、被侮辱的弱者。蔡翔曾表示對平等和公正的神話——烏托邦——有一種“天生的迷戀”，故而在“目睹了那么多的欺凌和掠奪，那么多的屈辱和侮辱之后”“內心再也難以對這個世界熱情洞開”。并且，蔡翔不無痛惜地拒絕接受“窮人間的相互掠奪”。陳應松認為，“‘底層文學’的意義就是把嚴峻的現實推到公眾面前，把人們打盹的、東張西望的、羨慕財富和權力的目光拉向了社會上無助的人，從經濟奇跡、富人、時尚和霓虹燈裝飾下的生活拉向了社會的最底層”。如是之類，皆說明底層文學思潮發(fā)源于知識分子深厚的道德精神和理想激情。但可惜的是，以平等和公正等道德理想為綱領的底層文學研究卻多呈現出“改變底層要優(yōu)于揭示底層”的話語邏輯，在相關批評文本中，道德闡釋是“淺陋無力”的，道德義憤是“僵化保守”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軟弱無用”的，而現實行動則是迫切亟需的。

其一，底層文學研究話語反對用道德觀念闡釋底層生活，拒絕以善惡尺度觀照社會悲劇，進而將文學批評闡釋文學意義、反思文學不足的理念訴求替換為執(zhí)著于現實行動的社會改革。洪治綱在綜述了“底層寫作”研究的發(fā)展狀況后指出，應當著重考量知識分子與底層群體之間的關系——“如何警惕道德化和俯視性的書寫立場？”白浩認為，許多底層文學實際上是“用生活的奇觀化、個案化、偶遇化消解了悲劇的必然性，用道德的善惡二元對立消解了社會悲劇的復雜成因，個人奮斗、道德拯救掩蓋了解決社會矛盾、探索社會出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里是說，善與惡其實可以實現對立雙方的相互轉換，而不應簡單地一分為二，既沒有純粹的善，也沒有純粹的惡，導致悲劇的原因在于社會的病癥。正因如此，研究者相信“僅僅揭示文化層面上的底層規(guī)定性最終會遮蔽問題的實質。如果造就底層的政治—經濟體制未被觸及和改變，那么，文學家的良心發(fā)現就只起自我安慰的作用”。這類表述并非沒有道理，訴諸倫理道德的心靈追求并不必然能推動社會的革新，而訴諸社會舉措的現實追求常常顯得更為有力。但是，社會矛盾并非只存在當代中國的“這一時期”（主要是1990年代以來），擴大而言，自有史以來，并沒有一個完美的社會堪稱沒有社會矛盾。人類自發(fā)的爭斗、競爭往往會導致群體內部的分化，乃至塑造了階層、階級。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分析道：“人類存在著兩種不平等：一種我稱之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倫理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為它取決于一種協(xié)約，并且這種協(xié)約是由人們的同意確立的，或者起碼是人們許可的，而這種協(xié)約是由某些人專門享受且往往有損于他人的各種特權（如比他人更富有、更高貴、更有權勢，或者甚至要求他人服從他們）組成的。”因而可知，探討道德倫理本就是追求平等與公正的應有之義，引發(fā)不平等的社會關系恰恰歸屬倫理范疇。而且，當人們著意訴諸現實需要時，一個常被批評者所忽略的事實是，支撐著現實舉措得以推行的根本力量是人類群體對善與正義的深刻認識。在這一意義上，“道德相對主義”的文學批評觀反倒是遮蔽了真正具有力量的底層文學。

至于有論者認為苦難書寫已“變?yōu)橹髁鞯臏p壓文學、消氣文學，變?yōu)槔淠⒗溲奈膶W，變?yōu)闊o所行動的道德自慰文學”。這些斷語更令人困惑，文學作為一種語言藝術，何以要有所“行動”，而這“行動”又該當向何方？所謂的“道德自慰”又作何解？古往今來的文學大家不正是“借他人酒杯澆個人塊壘”嗎？不正是力求在文學中直抒胸臆、揭露黑暗并反映現實嗎？在這種文學批評話語的生產中，涌動著一股鄙薄“道德”問題而尊崇“行動”問題的價值流向，實則在無意識中超過了文學敘事所能承載的使命或理想。評論者所“未能遠謀”的是，所謂“行動”的發(fā)生，恰恰需要文學敘事作為一種傳播道德、善與正義的媒介，進行更為廣泛的社會啟蒙。誠然，回到五四新文學發(fā)源以來受到人們遵奉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中，可以說“‘新文學’與‘新文化’應該是讓人們面對現實、改變現實，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現實”。但這是否意味著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中一切唯現實行動是從？是否說明文學寫作中的情感表達、道德探討和理性思辨都不如現實行動來得重要呢？顯然此兩者并不是善惡對立的兩端，而是一種相互促動的關系。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探討公正與平等的內涵、善惡的尺度，反倒是能夠形成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基于倫理共同體的情感潮流，從而催生社會思潮的轉變，促成現實社會具體的政策改革。

其二，底層文學研究者出于對道德說教或政治話語的逆反，使得其審美底層文學的趨向停留在原始本能和生命經驗的維度上，從側面顯示出對倫理審美的疏離意識。批評家相信底層文學中“真正有價值的是那種源自切身生命體驗與精神沖動的原生態(tài)、自然、粗獷、野性的文學性”，可以救濟被“政治與道德說教所反復修飾、污染過的文學性”。研究者在論述賈平凹《高興》的文學史價值時指出，賈平凹為底層文學提供了一種新范式：“在‘美學’與‘道德’之間，在不傷害‘文學’的‘可能性’的基礎上，探索對大時代的講述。”李龍也認為“無法通過倫理道德的優(yōu)先性來確立底層文學敘事的正當性，更無法確立底層文學理論話語的合法性”，而底層文學的價值在于底層文學是當代文學的一次“自我救贖”，回歸了“深廣的社會和歷史內蘊”，同時也是“對那些被壓抑、被邊緣化，甚至被遺棄的底層群體精神的救贖”。至于底層文學的寫作者當與純文學作家一并放置在“文學性”的標準下，進行平等的、去“神圣化”的比較，更不能以“題材決定論”的視角來“供奉”底層文學。應當承認，僅僅以題材的內容來決定文學的好壞有焚琴煮鶴的嫌疑，但是否以文學性為標尺而絲毫不顧惜題材內容和道德意識，就能夠培植出享譽世界的文學經典呢？恐怕大多數熟悉文學史經典的研究者都不能認同這一斷論，故而完全拒絕道德意識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參照意義略顯“矯枉過正”。另外一個事實在于，當代底層文學思潮的創(chuàng)作畢竟與1949年以來那些題材至上的主流創(chuàng)作相去甚遠，題材內容和道德審美在前者那里只是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的必要條件而存在，而題材和政治在后者那里則是成為一種必要且充分的決定性理念而展開。

其三，底層文學研究暗示底層人物受到整個社會體制的排擠，認為工人群體若不能繼續(xù)享有福利待遇便是社會分配的不公，至于下崗工人的墮落則常常被其當作社會不公的論據，因此更為迫切的是進行社會改革來改變底層的現狀。研究者進行問題歸因時，也多導向外部社會環(huán)境，而拒絕審視個體心靈病癥。例如，在針對賈平凹《高興》的批評中，即便劉高興身上有鮮明的阿Q印記，但論者多同情其人生際遇的落寞，認為劉高興所代表的一類人“當屬于城鄉(xiāng)中的底層，命運決定了他們進城和不進城并無二致的歷史性對峙之悲哀遭際，這種遭際并非劉高興個人之不幸，而是不易搖撼的中國二元社會結構之弊制所致”。甚而相信劉高興身上擁有追求個體“尊嚴”的高貴品質，卻忽略了劉高興過于“自戀”的人格特質及其“分裂”的人格結構所隱藏的作家本人之敘事偏好。而剖解賈平凹《極花》的批評文本，更是顯露出底層文學研究中以底層為中心的話語專制和道德考量的理性缺位。除此之外，底層文學研究對陳應松《母親》《馬嘶嶺血案》中底層人的過分同情，缺少道德觀照，也是一種固守價值排序觀念的無意識表現。李云雷認為《馬嘶嶺血案》中的挑夫們只是出苦力，科技踏勘隊勘察的金礦對他們沒有“絲毫的好處”，而“科考隊員對挑夫的粗暴態(tài)度以及他們富有的生活方式，一再刺激挑夫們渴求金錢的心靈，因此釀成了最后的悲劇：他們殺死了科考隊員”。批評文本于此將殺人的動機歸罪于貧富差距和城鄉(xiāng)之別，而恰恰忽視了挑夫這一底層群體人格的剖析，無疑從側面證明了研究視角回避道德、維護底層的實質，研究者無形中拒絕了作家揭示底層的企圖，將論題引導到改變社會上。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底層寫作將一種極為慘烈的社會現象處理成社會環(huán)境敗壞所主導的簡單邏輯，批評家卻沒能反思這一寫作對人性、靈魂的窄化，將批判的矛頭導向社會環(huán)境的傾軋和他者的壓迫，誠然摒棄了道德立場和倫理視角，但終未能衡量出此類寫作的文學史真價。與此類批評觀念相反，周保欣考察了底層文學的道德立場，點出了文本中出現的一種弊病，即是“對于人物出現的非正當性道德行為，作家很少從人物自身角度找原因，而是把所有的過錯歸咎于社會的不公和現實的黑暗”。這倒是說明底層文學對于底層的揭示還不夠深入。

上述關于底層文學研究認可“改變底層優(yōu)于揭示底層”的現象說明，在底層文學研究的話語生產中，批評主體或是有意為之或是無意之舉，整體表現出一種排斥道德視鏡而重視改造現實的價值立場。此種批評倫理趨勢如果放置在先鋒文學、現代主義等文學思潮中，或可具有“矯枉過正”的歷時性意義。然而當這種鄙夷道德甚至輕視文學的主觀態(tài)度和無意識傾向充斥著始終高舉平等、公正旗幟的底層文學研究中，卻動搖了底層文學研究之倫理立場以及底層文學思潮之理念根基，構成了底層文學研究批評倫理悖謬的第一重維度。福山曾指出，在現代經濟社會的企業(yè)體制內，當職工“開始犧牲自己的利益——加班到很晚，動用個人關系幫公司解決問題——不僅是想掙得獎金”，但最終被公司裁掉時，他們“會覺得這不單純是一個客觀的經濟的決定，而是一種道德上的背叛”。底層文學涉及了大量的經濟生產和階層關系，在冷冰冰工具理性、資本利益下，這些外在的結構秩序其實凝結著道德內核。契約的失效和共同體的瓦解是許多人物和敘事者訴諸道德視鏡的關鍵原因。故此，如果底層文學研究拒絕承認文學創(chuàng)作整理世道人心的社會價值，進而遵信“道德相對主義”，奉行唯美主義的批評觀，反倒是遠離了底層文學思潮的問題意識和精神內核，走向了以改變底層生活貶低揭示底層現實、以唯美態(tài)度鄙夷思想深度的理論歧路。然而，就底層文學研究的批評倫理的病灶而言，上述諸種觀念只是打開其批評話語與底層文學思潮核心價值相抵牾處的外圍視野，更深一層的倫理悖謬在于懷舊情緒彌漫而生成的崇舊抑新的情緒意志。

三、崇舊抑新：扭曲了底層文學的理想追求

如果說過分推崇現實行動而貶抑在文學中對底層的揭示，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底層文學批評倫理的第一重悖謬，那么，在面對生活記憶和當下社會時，底層文學研究出現以舊為美、崇舊抑今的思想傾向，則是構成了底層文學研究批評倫理的第二重悖謬。“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儒家情懷和精神理想，但相對而言，底層文學研究者的崇舊風氣只是局限于當代歷史的前三十年。即是認為前三十年的人性是淳樸的，而當下的人性是墮落的，認為前三十年的社會風氣是純潔的，而當下的社會風氣是渾濁的，認為前三十年的人心欲望是節(jié)制的，而當下的人心欲望是泛濫的。總而言之，底層文學研究在鄙夷現實社會的腐化黑暗之時，想象記憶中舊時的美好，是懷舊癖的外在表現。

蔡翔在《底層》這篇文章中追憶往昔，不無眷戀地說：“貧窮并未導致道德的淪喪，相反，我的底層牢牢恪守著它的道德信條，他們對貪污和盜竊表示出一種極大的憎惡和輕蔑。我記得我們樓里有一個食堂的辦事員，因為貪污受到處分，而他的家庭也因此遭到全體居民的拒絕。”誠然，在評論者眼中，底層之人皆有一種“君子固窮”“安貧樂道”的心靈境界，但是，論者忽略了不道德的禍及妻兒的身份歧視和落井下石，反而當成了道德行為的具體表現，這不得不令人質疑其底層想象的神話成分。等到了商品經濟時代，人們得到一定的發(fā)展自由度，“我卻恐懼地看到，純樸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層悄悄消失。底層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對富裕的追求同樣導致了人的貪婪”。顯然，評論者其實對“那個時代”隔著一層“美顏濾鏡”，懷舊情緒令其沒能區(qū)分前、后時代人性差異的實際原因在于，一個是受制于統(tǒng)一話語主導的、馴順的“善”，而一個則是具備了一定自主性的、叛逆的“惡”。前者之所以表現得非常接近于道德，只是因為尚未得到表現個體人性的空間。更為重要的是，當人們都擁有了一定的自主選擇權，人們所共同維護的道德尺度也有所變化，整體而言，不僅不是如論者所言的墮落，反倒是顯現出某種進步包容的特征。可資佐證的現象是，一旦離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和社會氛圍，所謂底層人性淳樸的“神話”也即宣告土崩瓦解，回歸活生生的、有著生死愛欲的真正的人。論者指出劉繼明小說對帶有“體制內癥候”——“缺乏主體獨立意識，潛在的優(yōu)越感，自命不凡，怨天尤人，不愿吃苦”——人物的反思，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底層文學對“新國民性”的批判。如果底層文學研究者沒能反思這些帶有“體制內癥候”的人物身上的弊病，任由“懷舊”的情懷彌漫、固化為一種既定歷史觀的表達，便會形成如下這類有違歷史曲折性前進之真相的論述：“1990年代最觸目驚心的變化之一是工人階級——不，是工人身份和地位的變化。工人曾經被欽定為‘領導階級’，被賦予一種特殊的地位。曾幾何時，工人階級成了一個像恐龍一樣的概念。他們已經從歷史舞臺的中心消失，作為‘下崗工人’或者最廉價的‘人力資源’播散到城市的邊緣。”當人們面對商品經濟展開積極的競爭，利用難得的自由空氣拼命呼吸，底層文學研究者們卻仍在懷戀那種勉強溫飽卻又造成巨大“工農剪刀差”的特權身份，不得不令人懷疑其能否理解自己所言平等和公正的含意。

有研究者已指出，蔡翔等敘事者對舊時代的回憶雖然是“厚重的”，但“這種記憶必然經過了有意的修辭，呈現出了炫目的理想化色彩”。貧富差距、階層差異、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等等現象，并不是天然地出現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而是早在蔡翔等人記憶中光輝的時代中，已然有跡象可循。底層文學研究者在為當下社會產業(yè)工人群體的困頓境遇扼腕嘆息之時，在極力暢想產業(yè)工人群體昔日的輝煌功業(yè)之時，總是有意識地忽略曾經存在整個社會階層中巨大的城鄉(xiāng)鴻溝和工農剪刀差，對這種巨大的差異性和不平等的選擇性遺忘，一直伴隨著底層文學思潮的“進行時”，甚至部分延續(xù)到底層文學思潮的“未來時”——新東北作家群的批評建構中。然而，神話過去的底層，并不能書寫底層的新神話，進而粘合起“想象的共同體”，令最廣泛的國人接納與傳頌。

同樣，這種針對特定歷史的懷舊情緒和崇舊抑今的思維方式，也蔓延到回溯當代主義文藝經驗的尋根探源上。李云雷認為，“從左翼思想的脈絡中來看，‘底層’概念的提出，可以說是左翼思想面臨困境的一種表現，但也預示了新的可能性。正是因為‘無產階級’‘人民’等概念已經無法喚起更多人的認同，無法凝聚起社會變革的力量，我們必須在新的理論與現實資源中加以整合”。但事實上，許多底層文學研究者卻正是假借底層文學思潮的勢頭重溫階級話語，借機呼喚左翼文藝的絕對統(tǒng)治地位。他們干脆以“新左翼文學”“人民性”等具有歷史性、政治性的概念命名、闡釋底層文學思潮，如何言宏《當代中國的“新左翼文學”》、陳曉明的《“人民性”與美學的脫身術——對當前小說藝術傾向的分析》、何紹俊的《文學的人民性與社會形態(tài)》、邵燕君的《從現實主義文學到“新左翼文學”——由曹征路?骉問蒼茫?骍看“底層文學”的發(fā)展和困境》、李云雷《?骉問蒼茫?骍與“新左翼文學”的可能性》、張繼紅和郭文元的《作為“底層文學”資源的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白亮的《“左翼”文學精神與底層寫作》等等。

緊隨著這股推崇左翼文學傳統(tǒng)的潮流，批評家多追憶“深入生活”“從基層培養(yǎng)作家”“工農兵文藝”等社會主義文藝體制下的歷史經驗，并奉以為尊，將底層文學思潮對當代文學向內轉的逆反視為回返1942-1976年間文藝經驗的契機。邵燕君在文章中回顧了延安文藝體制對“生活”的定義——“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有資格成為文藝創(chuàng)作的題材”。而“為了完成為工農兵及革命干部服務的任務，文藝工作者就必須熟悉他們的生活、運用他們的語言，在感情上與他們打成一片”。由于當代文學“深入生活”體制的解體，底層文學敘事往往陷入作家私人話語的窠臼中，文本令人感到“‘下生活’的程度不夠深，與筆下的人物不夠親”，而作為這些底層文學文本榜樣的則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等工農兵文藝體制下的杰作。社會主義文學中的“‘從基層培養(yǎng)作家’的傳統(tǒng)”也被當作與“深入生活”同等重要的文藝經驗，受到論者的推崇。但是，從文學史的發(fā)展來看，前者帶著“濃重的意識形態(tài)意味”，而出于“文藝對壘”立場所主導的工農兵業(yè)余寫作根本無緣文學史的經典化。相似的是，丁智才認為底層文學的局限在于“作家缺少足夠的生活體驗，對至今尚勞苦于中國底層的廣大民眾的實際生存狀況和真實心態(tài)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僅僅是“僅走馬觀花似的‘深入生活’”。

在這些底層文學研究的論述邏輯中，當前底層寫作之所以成就不高，是因為舍棄了上述文藝經驗的傳承。論者正是在這種懷舊意識彌漫的思維中，有意地忽略了19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重磅級的現實主義作品頻出的事實，如張煒《古船》、路遙《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白鹿原》、余華《活著》、王安憶《長恨歌》、畢飛宇《平原》等等。這些作家其實很難說做到了與底層同吃同住。并且，表現為崇舊抑今的文藝理念在指導底層文學創(chuàng)作時，只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1942年至1976年這短短三十年的文學經驗，即便在當代文學內部也未能實現公允持中的態(tài)度，更遑論將目光投向新文學小傳統(tǒng)、中國文學大傳統(tǒng)以及世界文學的整體觀。無獨有偶，基于對過往歷史——主要是社會主義實踐的個人觀察和欣賞態(tài)度，基于底層寫作中蔓延的針對“改革”的“不同聲音”，曠新年干脆“認為，如果要企圖重新恢復文學的生命，那么就要使文學重新獲得政治感覺，使文學重新政治化”。其實，無論批評家的懷舊情結如何泛濫都不應忽略當代文學史的事實在于，一旦文學脫離“一體化”的生產機制，便當即宣告獲得更高程度的創(chuàng)作活力，而底層文學創(chuàng)作的向外轉恰是以此敘事自由度為前提的“現實主義”回歸。

回顧往昔，中國古代學術曾因信而好古成為統(tǒng)治者鉗制思想的工具，直到近代西學東漸傳入進化論等科學思想——盡管它并不能完全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才使得學術思想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但是，經歷了一百余年的歷史發(fā)展，古今之爭的沖突仍舊紛亂擾攘，而中西之別則在“中體西用”的思想內核上定于一尊。底層文學研究者在世紀之交暢想過去與未來，卻顯露出不可小覷的懷舊情緒，其批評文本對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崇舊抑新傾向，實則動搖了底層文學研究批評倫理的根基，對文學批評和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皆是一種莫大的傷害。與此同時，底層文學研究猛烈地抨擊敘事者的精英身份，成為了壓垮批評倫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反智的理念成為延宕在批評文本中的“幽靈”，越窮越道德、越窮越有表達權的內在邏輯使得底層文學研究喪失了本應具有的學理深度和凝聚力。

四、越窮越道德：陷入感性主導的身份排序

當底層文學研究追求著平等和公正的理想時，勢必要重構整個社會各階層身份的價值排序；當底層文學研究反對僵化遲滯的寫作時，精英與底層作為兩種對立的言說群體被建構起來。但是，當代底層文學研究實則并不認可文化精英書寫底層的權利，剝奪其道德合法性，并且從身份上將其排除于老百姓或者底層的行列，而幾乎不顧及此兩者之間重合的可能性。在這一思想脈絡的導引下，作家的精英身份而不是文本之得失，反倒成了批評話語爭議的論題中心，精英能否代言底層而不是精英何以表現底層，變成了批評話語計較的理論關鍵。具體而言，這種從寫作的身份正確切入底層文學研究場域的話語生產，其邏輯內核則是“越窮越道德”的倫理謬誤，主要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底層文學研究從精英與底層的二元對立視角切入問題，剝奪了前者——主要是文學知識分子——代底層發(fā)聲的合法性。莫言認為：“所謂‘為老百姓寫作’，聽起來似乎很低調和樸素，但其實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是一個道德的說教者。”應當承認，作家于此提出了寫作者的立場問題，作為什么身份來參與寫作成為底層文學思潮的核心問題。莫言的“作家要作為老百姓去寫作”的宣言是具有智慧的，同時也避免了倫理上可能引起的爭議。但是以“居高臨下”來評價文學知識分子的寫作未免有些偏頗，更何況居高臨下本身也只是一種視角的使用，全景式地展現整個社會的風土人情又有什么藝術上的錯誤？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都曾因為百科全書式、全景式的寫作受到人民的喜愛，并且行文充滿著道德的考量和宗教的情懷。究其根源，是當代以來社會體制培植的話語傳統(tǒng)要求文化精英匍匐在地，做群眾的“小學生”，而不能高屋建瓴、侃侃而談。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將反智主義的普遍特征概括為：“對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認為代表這種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懷疑；它也是一種總會貶低這種生活之價值的傾向。”底層文學研究文本中堆疊著對知識分子理性思考之價值的質疑，現在這種質疑蔓延到知識分子本身的道德上，知識分子精英身份的非道德屬性決定了其敘述底層是次等的選擇。

南帆回顧新文學傳統(tǒng)并作總結：五四新文學的主將們雖然開創(chuàng)了啟蒙國民的文學范式，但也忽略了“底層的大眾是白話文的敘述主體，白話文是他們表述底層經驗的基本形式”。而殘酷的革命斗爭和社會現實令底層不得不把表述底層經驗的權利讓渡給知識分子。并且，在社會各群體的對話中，“盡管這些對話仍然可能包含巨大的不平等，但是，底層至少贏得了發(fā)言的機會”。在這里，論者雖然肯定了知識分子代替底層發(fā)聲的歷史價值，也明晰了底層現實中所獲得的社會關注，但批評文本的倫理邏輯卻顯示出一種非要底層言說自身才是最終正義。言下之意是底層才是道德的，因此他們自己掌握敘述權利才能形成正義的底層文學。而知識分子是不如底層道德的，所以他們的敘述只能是次一等的、暫時的選擇。以至于，聆聽底層的“革命吶喊”是“謙遜”且道德的，傳播給大眾“救國理念”則是“居高臨下”而不道德的。劉復生也認為中小知識分子盡管仍處于相對底層而言的有利位置，然而“他們借底層所傳達的對于現實秩序的批判與質疑又是有限度的”。同樣，孟繁華將“無產者寫作群體”與知識分子群體的寫作相對比，認為后者已經陷入了“詩化”之路，而喪失了曾經來自底層的“鮮活生氣”。這里的“無產者寫作群體”是指那些曾在底層生活而從底層走出來的寫作者，這一概念當然包含了部分知識分子群體。論者不是單一地推崇“打工文學”和“基層寫作”，顯出一定的客觀性，但仍然不離輕視、鄙薄知識分子寫作的思維慣性——暗示不曾經歷底層生活的知識分子就一定寫不出好作品。

除此之外，劉繼明的《我們怎樣敘述底層？》、單正平的《底層敘事與批評倫理》、劉旭的《底層能否擺脫被表述的命運》等文章，紛紛從敘述底層者的精英身份出發(fā)，信賴那種具有基層生活經驗的底層敘述者，批判“一個被知識者敘述出來的‘底層’”。他們提供的原因是，“文化精英主義者的自負和傲慢，使他們習慣于制造理論幻覺，而拒絕同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及任何文化異見者對話，他們總以為自己內心的影像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并且為此津津樂道、沾沾自喜”。這里已經充分貶抑了文化精英身份的道德感和自信，然而，這里的論述卻大半是一種想象中的情感演繹。與作為中產階級的、隸屬于富人階層的文化精英相比，底層作為窮人的道德感則是不言而喻了。換而言之，研究者不是圍繞著作品本身去探討底層敘事的優(yōu)劣，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一種非議知識分子身份道德感的平民情結和文化意識。王堯在文中分析批評家對底層表述權的爭論，回到了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中的論述。恩格斯“以巴爾扎克為例，指出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而巴爾扎克不得不違背階級同情，則被恩格斯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由此可見，過于關注作家的不夠道德的中產階級身份，過分渲染拒絕精英的道德態(tài)度，其實在現實主義理論上難以成立。而底層文學研究過分看重作家身份的“正確”，則是陷入了“越窮越道德”的倫理陷阱而不自知。

其二，一些研究者在表述底層之時，習慣于用社會環(huán)境的惡化來解答窮人之所以窮的原因，并且更愿意相信窮人的樸素道德感是他們自主的選擇。反之，對于富人，則是認為他們的成功全然憑借社會環(huán)境所造成的特殊機遇巧取豪奪，而他們的道德敗壞則完全因為他們自身的內心惡劣。蔡翔指出：“昨天的公子哥兒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爺，他們依靠各種權力背景瘋狂地掠奪社會財富。權力和金錢可恥地結合。‘窮人’的概念再一次產生。”當他看到底層人民為富裕而喪失了純樸善良的品質，他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我渴望我的底層富裕，我又恐懼因為富裕而失去我記憶中的底層。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葉公好龍的表現。我只是覺得，我的底層因為對富裕的追求而付出太多的純樸和善良。也許，因為在這個時代，勞動不再神圣，富裕必須依靠投機和掠奪。”同樣，一些研究者則是認為劉高興體現了民間道德文化，而城市文化則是“道德墮落”的、“物欲泛濫”的。至于小說的內在結構則是“鄉(xiāng)村貧窮而尚存仁義，城市富足而毫無道德”，甚至鄉(xiāng)村中“原本善良的人，在城里呆的時間越長就變得越狠毒、越沒有廉恥”。也即是說，在成為富人的路上，所有人都需要丟掉道德這個沉重包袱，從窮到富，是道德逐漸歸零的過程；也即是說，從農村走向城市的人生之旅，也是道德由高到低的絕路。

在討論底層文學中的人物時，研究者慣于使用生活摧毀了人物的信念、用城市壓迫了底層等話語表述方式。例如在一篇評論《那兒》的文章中，論者認為“生活毫不猶豫地毀滅了杜月梅。在生活的壓迫下，她淪為私娼，喪失了尊嚴。她的身體被貶低成為商品，被貶低成為廉價的商品，她被迫喪失了人性”。類似的是，研究者認為《高興》寫出了“中國在跨世紀的現代化發(fā)展進程中，被以‘大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文明擠壓、剝奪、誘惑的農民，拋離土地，進城謀生的生活狀況”。同樣，潘磊的《底層女性的生存與精神——論喬葉的底層敘事》、張東麗的《別樣的“底層寫作”——解讀遲子建小說近作的一種視角》、劉旭的《在生存中寫作：從“底層文學”到“打工文學”》等文章，或多或少使用了這種貶低城市文明、批判城市危害性的闡釋路徑，文章常常起到維護底層、為底層道德墮落辯解的效果。顯然，研究者在無意中服從了一種話語：底層勞動者的人性最為淳樸美好，他們的墮落全都是外在環(huán)境、城市文明的擠壓導致的。即使他們中有一些人很有現實功利的念頭，那也是受到了物質文明——干脆等同于城市文明——的誘惑。總而言之，底層或者說窮人的道德感是不證自明的，來自富人階層和富裕社會的壓迫和誘惑導致了他們的墮落，他們在獲得財物的同時失去了道德的尊嚴，他們的生命在被動地滑向文明社會的谷底。

“越窮越道德”的批評倫理其實涉及了一定程度上的財富倫理或者說經濟倫理的問題，更深層次上而言，底層文學研究者忽視了底層也具有理性、并依賴理性的事實。鄧曉芒曾有一篇演講稿對此論述精到，引人深思。在一次名為《康德哲學與企業(yè)文化》的講座中，鄧曉芒先是分析了當代社會中的官商文化、儒商文化和佛商文化。他認為，前兩者實則與市場經濟規(guī)律相悖，佛商文化則因為重視機緣、慧根和悟性，暗合了市場經濟的規(guī)律。但這種文化實則還沒有自覺地用理性去認識市場經濟，因此容易消極腐化、缺少終極關懷。而康德哲學強調實踐理性的意義，因為，即便是為了利己和日常算計，人們也要用理性去協(xié)商來達成雙贏。至于更高層次的道德的實踐理性，卻不在乎雙贏，而是追求個人自由意志的始終一致，即出于義務的按照道德律做事。由此可見，人們運用理性認識市場經濟規(guī)律后，并不會一定違背個人的道德底線。那種認為隨著富裕一定會喪失道德，隨著貧窮一定會增長道德的思維，其實沒能認識到道德是關乎個體內心選擇的行動。社會環(huán)境、貧富與否只是充當了襯托個體道德選擇的參照物，更為關鍵的是那顆追求道德的自由之心。

平等，一個縈繞著人類歷史幾千年的文化宗旨，起義的火光曾經照亮它，革命的鮮血曾經染紅它。當代底層文學思潮以此核心價值為起點，以“理想國”為歸宿。然而底層文學研究的批評倫理卻顯示出多重悖謬，出現許多違背理性認知的話語生產。在這之中，改變底層要遠勝于揭示底層，崇舊抑新的懷舊癖縈繞著東方國度的士人心理，越窮越道德的身份政治也令文學的啟蒙意義走向崩潰邊緣。故此，反思底層文學研究的批評倫理之悖謬，是在文學批評中傳承平等和公正等理想的前提。盧梭曾指出，專制者們會利用一切手段渙散群眾的組織，“播下分裂的種子”，使得各階層的權利和利益對立，令之“相互懷疑、相互仇恨，以此來加強鉗制人民的一切權力。專制統(tǒng)治就是從這種混亂和這些變革中，漸漸抬起了它那丑惡的頭，吞噬了它在國家各個組成部分中發(fā)現的所有有益和合理的東西，最終把法律和人民踩在腳下”。為了避免這種歷史的悲劇結局，底層文學研究宜當反省批評倫理的缺失，重視出于理性和自由的表達，重審一切世俗道德的本質，衡量古今之變的真價，而不是在社會群體中造成更嚴重的斷裂，更不是播下造成話語專制的惡之花的罪惡種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百年長篇小說的現實關懷與文體變遷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22JJD75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