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正是人們旅游出行的時節。自古以來，人類生活就與旅行息息相關。無論是出于生存需求的季節性遷徙，還是出于游山玩水的個人興趣，旅行早已成為人類生活中的日常，并被人類用不同的方式與媒介記錄下來，例如洞穴壁畫、山體巖畫、民間歌謠、口口相傳的傳奇故事等。相較于上述幾類記述方式，文學創作與人類旅行活動的結合并非最早，但它對于人類旅行活動的描寫和想象顯然“后來者居上”，成為傳播廣、受眾大的承載方式，不斷吸引人們對旅行產生興趣和遐想，甚至要親自前往，一探究竟。在文學創作記錄人類旅行活動的同時，旅行活動也在不斷催生和促進文學創作的發展。

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

整體而言，旅行文學創作可以分為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和虛構性旅行文學創作兩個大類。

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其內容往往基于作者的親身探險經歷，著重展現旅行過程中的具體事件、數據和實物描寫，盡可能地向讀者還原整個旅行過程，反映游記作者在各自探險旅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不僅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而且兼具極高的科學價值。

在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的早期發展過程中，古希臘作家、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古羅馬地理學家、旅行家帕薩尼亞斯的《希臘志》和古羅馬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學》往往被認為是這類文學書寫傳統的先驅代表。以《希臘志》為例，作者帕薩尼亞斯出生在古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希臘地區，在大約一千八百年前廣泛游歷于希臘境內，特別是希臘中部和南部地區，曾到訪雅典、科林斯、阿爾戈利斯、阿卡狄亞和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眾多城邦，并根據自己的旅行經歷，完成了十卷本的《希臘志》。

一方面，這本與色諾芬的《希臘志》同名的著作是一部較為典型的旅行指南，書中介紹了作者所到之處的名勝古跡、地標建筑、藝術珍品等“旅行攻略”。另一方面，帕薩尼亞斯的紀實性游記還記載了作者途經城邦的發展歷史、神話故事、民間傳說以及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慶典儀式。書中記錄的內容生動翔實，為后世希臘歷史研究、文學研究、藝術研究、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和文字資料。值得一提的是，帕薩尼亞斯的《希臘志》很好地展現出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中的“紀實”特點，其所體現出的準確性和忠實度不僅在后來的科考活動中陸續被證實，而且也為后世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樹立了標桿。

在近幾個世紀中，隨著航海技術、地圖測繪技術、制圖學、指南針的發展和應用，人類旅行的范圍逐步擴展至全球，包括一些前人無法涉足的區域。這也拓寬了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的寫作范疇，大量紀實性或半紀實性旅行文學作品得到出版，一些旅行作家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例如，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游記》、法國探險家路易·安托萬·德·布干維爾的《環球紀行》等。

在這些作品中，挪威探險家弗里喬夫·南森的《穿越北冰洋》頗具代表性。南森早年在大學攻讀動物學專業，對自然生物和戶外探險產生了極大興趣。早在1882年，二十出頭的南森就前往北冰洋地區進行探險，記錄和研究當地的野生動物。也正是因為這次探險旅程，年輕的南森對北冰洋研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于1888年與同伴一起完成了橫跨格陵蘭冰蓋的壯舉，成為國家英雄，名噪一時。更為重要的是，這次探險堅定了南森心中前往北極極點的決心，也間接促成了南森1893年的北極之行。

1893年6月24日，南森與十二位同伴一齊啟程，搭乘“前進號”探險船前往北冰洋地區，計劃駕船擱淺在浮冰之上，隨洋流飄向北極地區的腹地。但是，美好的愿望和最初的設想終究敵不過現實的殘酷，南森與同伴們在出發后不久就發現他們所倚靠的浮冰正在偏離航線，并不能將他們帶往此行的目的地。因此，南森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計劃與同伴約翰森一道離開“前進號”，駕乘雪橇前往北極極點。在經歷千難萬險后，兩人于1895年4月7日抵達北緯86度14分的位置，那是人類有記載以來最接近北極極點的一次。但是，這也是他們此次旅程的終點。迫于客觀環境的限制，兩人被迫向南折返，并在1896年8月13日返回挪威。次年，南森出版了《穿越北冰洋》一書，詳細記載了此次北極探險的曲折過程，同時收錄了大量有關北極地區的水文、氣候、地理、生物信息，為后世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此同時，《穿越北冰洋》的字里行間無不展現出作者對于科學事業的奉獻精神以及面對艱苦自然環境時的堅韌態度，這也不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探險家們啟程征服各自心中的“北極”。事實上，南森的紀實性旅行文學作品遠不止《穿越北冰洋》一部。1891年，他就曾出版過一本名為《愛斯基摩生活》的著作，記載了他在1888年試圖橫跨格陵蘭冰蓋時滯留在格陵蘭島西海岸戈德霍普港對當地愛斯基摩人群體的觀察、交往和研究，也具有極高的科學意義。

與南森的《穿越北冰洋》相比，英國探險家阿普斯利·謝里-加勒德于1922年出版的《世界最險惡之旅》則展現出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的另一面。《世界最險惡之旅》的不同之處，一是體現在它記錄了由羅伯特·斯科特領導的英國探險隊對南極的探索，二是因為書中所記錄的旅程最終以悲劇告終。

1910年，謝里-加勒德跟隨英國探險家羅伯特·斯科特領導的隊伍，乘坐“新地號”探險船前往南極，試圖完成人類對南極極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征服。但由于極地氣候惡劣以及燃料使用殆盡，斯科特等人最終沒能回到大本營，永遠留在了寒冷的南極。多年后，本該負責接應斯科特等人后撤的謝里-加勒德以盡量客觀的口吻回溯了這段探險旅程，向讀者敘述了這段旅程的經過，再現了南極艱苦的自然環境，同時基于自身的觀察和思考，分析了本次探險嘗試未能成功的原因。雖然這本紀實性旅行文學作品描繪的旅程以失敗告終，但人們表現出的勇氣以及對于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也展現出生命的意義。

虛構性旅行文學創作

虛構性旅行文學創作與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前者的故事情節發展主線普遍基于虛構或部分虛構的旅行經歷，將旅行作為情節發展脈絡的重要背景，輔助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凸顯作品主人公在各自旅程中的成長、頓悟、覺醒和轉變，借此推動作品主題的表達。而正是因為這類文學創作中存在著極強的虛構性，作者往往可以擺脫紀實性旅行文學創作對于歷史史實和現實世界的“忠誠”，有更大的空間為讀者呈現精彩紛呈甚至光怪陸離的文學想象世界。

談及虛構性旅行文學創作，就不得不提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薩維德拉的巨著《堂吉訶德》。在《堂吉訶德》中，沉迷于中世紀騎士夢的堂吉訶德與隨從桑丘·潘沙、一馬一驢游歷四方，“行俠仗義”。他戰風車，救“騎士”，在云游過程中“建功立業”。在堂吉訶德荒誕而又讓人啼笑皆非的旅程中，作者塞萬提斯不僅展現了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和差距，思考善與惡的復雜性，而且針砭時弊，揭露和批判當時西班牙乃至歐洲社會中存在的種種亂象，試圖在主人公堂吉訶德荒誕的言行表象下發出重塑社會美德的呼聲。更為重要的是，《堂吉訶德》通過塑造七百余位人物形象，向讀者全景化地呈現了十七世紀的西班牙社會，也使作者自己成為西班牙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發展的里程碑式作家，受到德國文學家歌德、英國詩人拜倫、法國文豪雨果在內的眾多后世作家與讀者的稱贊。

愛爾蘭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則是另一部將旅行、反諷與文學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代表性著作。作品主人公里梅爾·格列佛敘述了自己先后到訪小人國利立浦特、大人國布羅卜丁奈格、飛島國、慧骃國四地的旅行經歷。鮮明的反諷口吻貫穿全書。在小人國部分，斯威夫特通過描寫格列佛陰差陽錯地卷入利立浦特國和不來夫斯古帝國的戰爭，諷刺了當時英國議會政黨政治的自私、腐朽和唯利是圖。在第二部分中，斯威夫特通過布羅卜丁奈格國國王與格列佛之間的辯論，借二人之口，一唱一和，批判了英國政治制度。在第三部分中，斯威夫特則將批判的目光轉向哲學和科學領域，借助勒皮他島上的古怪沉思者、巴爾尼巴比島上的拉格多科學院等，諷刺了當時英國學界的虛偽和冷漠。而在最后一部分，斯威夫特通過將人類（耶胡）與馬群（慧骃）在社會中的支配關系進行倒置，探討帝國戰爭的實質，諷刺英國統治階級的罪惡和不擇手段，深刻地批判了當時英國的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行徑。

如果說塞萬提斯與斯威夫特是通過描寫各自主人公旅程中的遭遇和見聞對當時所處社會進行批判和諷刺，那么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作品中的旅行則更多地與成長主題相關。

在馬克·吐溫1884年出版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小主人公哈克貝利·費恩為了擺脫陳腐的清規戒律，追求自由生活，沿著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逃離位于蓄奴州的家鄉，途中偶遇出逃的黑人奴隸吉姆，兩人結伴而行。在后來的旅程中，哈克貝利·費恩遭遇種種挑戰和困難，但都通過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化險為夷，不僅使吉姆重獲自由，而且也實現了自己的心靈成長。小主人公的人生追求也呼應了當時美國社會的歷史變革，反映了作者對于南北戰爭、蓄奴制問題的思考。

事實上，這種將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相呼應的寫作手法早在馬克·吐溫更早期的作品中就有跡可循。眾所周知，馬克·吐溫年輕時曾有過一段船員經歷，就連他的筆名（馬克·吐溫）也出自船員測量水深時使用的行話術語。根據這段船員經歷，馬克·吐溫在1883年出版了自傳性的旅行文學作品《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記錄了自己早年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經歷，涵蓋了他對當時美國社會中的階級差異、種族隔離、工業化發展等問題的思考。雖然《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書中的內容談不上虛構，但它無疑為馬克·吐溫后來的虛構性旅行文學寫作奠定了基礎。

與上述三位小說家不同，出生于美國的詩人托·斯·艾略特的詩歌作品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旅行文學創作。但是，與其他許多文學作品一樣，它們并未專門描寫旅行，旅行卻時不時地在作品的字里行間顯露自己的身影，成為作品中不可忽視的存在。

在艾略特的早期代表作《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開篇中，說話人就以一句“讓我們走吧，你和我”邀請讀者與自己開始了一段夜晚城市漫游之旅，如同艾略特的偶像夏爾·波德萊爾筆下的城市漫游者們一般。如果將詩中說話人的城市漫游之旅與本詩中出現的諸多具有創新性的寫作技法結合賞析，我們不難體悟出當時年輕的艾略特試圖開啟詩歌寫作形式創新的“試驗之旅”，而詩中說話人在描述自己想法時流露出的猶豫再三和模棱兩可，似乎也呼應了詩人在初出茅廬時的彷徨和踟躕。在他心中，家鄉的城市漫游之旅已經無法滿足他的創作需求，這也促使他在不久之后遠赴歐洲，開啟自己在異國他鄉的旅程。

在歐洲，他先后游歷英國、德國、瑞士等地，既是為了休假放松，也是為自己的身體健康考慮尋醫問藥。而這些旅行經歷都進入了他的文學創作，幻化為《帶著貝德克爾旅游指南的伯班克：抽著雪茄的布萊斯坦》中游歷歐洲的伯班克、《蜜月》中留宿在歐洲小旅館中的新婚夫妻、《荒原》中享受德國慕尼黑夏日雨后和煦陽光的說話者等。客觀而言，這些作品中人物所進行的旅程均在艾略特的個人生活中有據可查，甚至可以說，是基于詩人在歐洲的親身旅行經歷創作而成的。在這些旅程中，詩人嘗試將自己比作亞瑟王傳奇里通過尋找“圣杯”解決漁王問題的英雄騎士，暗示自己試圖探索解決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存在問題的想法，而這樣的想法正是在一段又一段的路程中不斷得到形塑。

不論是紀實還是虛構，旅行文學創作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散發著獨特的魅力。一方面，它可以是對真實旅程的客觀記錄，為科學研究和認識未知世界提供寶貴的資料，激勵一代代旅行者探索和征服各自的星辰大海，同時也使人類認識自然，認識自身，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另一方面，旅行文學創作彰顯的人類智慧和想象力也使萬千讀者心馳神往。讀者們可以從作品描寫的旅途中感悟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旅行中獲得的成長，以作品中人物的視角參與到他們的旅途中，成為作品人物的旅行伴侶。讀者的閱讀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自己的一次“旅程”。

近些年，我們也目睹了旅行文學新的發展趨勢和面貌，新的文類不斷進入文學創作和閱讀的中心舞臺，例如，飛機旅行小說、公路旅行小說以及科幻文學下屬的太空旅行小說和時空穿越旅行小說等。這些新興文類都進一步拓寬了旅行文學創作的范疇，使旅行文學創作的內容更加豐富，賦予文學作品更高的可讀性和文學價值。與此同時，傳統的旅行書寫方式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也發生著變化。隨著網絡的普及、各類圖文影音社交媒體的推廣，作家乃至普通游客記錄各自游記的方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當下的游記創作形式已不再局限于文字和圖片等傳統媒介，而是呈現出多元化、數字化、網絡化、流量化等許多新特征，極大地豐富了旅行文學書寫的形式，進一步拉近了旅行與文學創作之間的距離。

（作者：黃強，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英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