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美術家向盟國、盟軍領導人贈送繪畫作品，以此爭取他們和盟國人民對中國抗戰事業的支持和同情。其中以1940年11月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張書旂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贈送的巨幅中國畫《百鴿圖》一事最具代表性、最具社會影響力。關于這一歷史事件，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內雖有一些文字記述，但非常概括、簡單。加之張書旂在1941年就去了美國，1957年病故他鄉，隨著時間流逝，國內藝術學界對他和他的藝術鮮有提及，他和《百鴿圖》的歷史逐漸被人們淡忘。

2008年以后，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在做中國抗戰美術史研究時，在塵封已久的歷史故紙堆中發現，1940年末至1941年上半年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大后方的報紙、雜志等出版物上有不少關于張書旂創作《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百鴿圖》）一畫并贈送給羅斯福，祝賀他第三次出任美國總統并以此表達中國人民期盼世界和平之愿望的消息、報道和記敘文章。其中披露的不少史實都不為今人所知曉。于是，我們決定對此歷史事件做專題研究。基于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查找、整理、稽考和研究，我們對戰火硝煙之中張書旂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駐地創作《百鴿圖》送給美國總統的歷史以及他的藝術人生有了全面的認知。

2010年，北京大學丁寧教授在美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偶然認識了張書旂先生的兒子、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少書。經丁寧介紹，我與張少書建立了聯系。其后一年多時間，我在與張少書之間數10封電子郵件的交往中，更加增進了對張書旂的人生歷程和藝術生涯的認識。同時，我產生了把他的藝術創作，包括《百鴿圖》在內的作品以及他在異國他鄉那些不為國人所知的經歷記述一起帶回國內的想法。我想讓這位曾經為中國抗戰事業做出過杰出貢獻，后來又遠渡重洋，在北美各地克服種種困難，不遺余力地宣傳、介紹、傳授中國繪畫藝術，努力促進中國人民與北美人民之間的交往和友誼，而今卻被漸漸淡忘的藝術大家重新引入國人的視野中。

丁寧還對我說，張少書曾經告訴他，張書旂生前曾多次對家人談到想回國辦展覽、展覽地點首選重慶的意愿。這更增進了我要把他和他的藝術引進回來的想法。這個想法得到了西南大學美術學院院長陳航的贊同和支持。此后，我就如何實現這個想法與他進行了多次、仔細地磋商。

2011年6月，我以重慶市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的身份向重慶市政府提交了一紙建言：《關于舉辦張書旂中國畫及藝術傳承作品展覽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報告》。建言經重慶市政府文史館上報重慶市政府，不久便獲批準、采納，并決定請中央文史館與重慶市政府共同指導，重慶市政府文史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和西南大學等單位共同主辦，分工合作實施這項活動計劃。同年歲末，我與活動主辦單位的同仁先后赴美國羅斯福圖書博物館和斯坦福大學等地，致力相關的籌備工作。在位于紐約市郊海德公園內的羅斯福圖書博物館里，管理人員向我們展示了70年前羅斯福總統就職典禮時懸掛于白宮墻上、至今完好如初的《百鴿圖》原件。畫家精湛的藝技與蕩漾于畫面其間的溫馨和平氣氛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同時，管理人員還給我們看了1940年12月23日張書旂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以及1941年1月23日羅斯福總統寫給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委托他向張書旂致謝的信函原件，此外還有當年美國報紙報道這件事情的一些珍貴歷史資料。

經過緊湊而有序的籌備，2012年4月28日，《張書旂中國畫及藝術傳承作品展覽》在重慶隆重舉行。美國、中國臺灣和國內多家博物館、美術館所藏的112件張書旂中國畫作品，以及其傳人的100件作品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與公眾見面。《百鴿圖》歷經歲月洗禮也第一次遠渡太平洋回到它的故鄉。重慶日報以《71年后“百鴿”萬里飛回山城老家》的通欄標題和整版篇幅文字詳細介紹《百鴿圖》創作的歷史背景和曾經產生的廣泛社會影響。同年4月29日舉行的“張書旂中國畫藝術及其傳承國際學術研討會”則吸引了國內外百余位歷史學家、藝術史論家和藝術家參會。國內多家主流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了展覽和研討會的盛況。中國臺灣的《藝術家》雜志也以《抗戰大后方文化藝術建構的劃時代起點》為題，介紹了這次國際藝術學術活動的情況。重慶市民與張書旂家鄉浙江等地聞訊而來的觀眾踴躍參與活動的熱情感動了與會的專家學者和張書旂的親屬。張書旂生前想回國舉辦展覽，展覽地首選重慶的遺愿得以實現，這讓年過六旬的張少書教授備感欣慰。

抗戰期間，張書旂除了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贈送《百鴿圖》一畫以外，還曾向英國首相丘吉爾、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贈送了他的中國畫作品。送給丘吉爾的《云霄一羽》圖是1941年張書旂赴美途中滯留香港期間，應國民黨軍將領陳孝威之邀為英國首相創作的，該畫還由被稱為江東才子的楊云史配詩。1941年11月9日《香港星期天信報》載文《一份贈予丘吉爾先生的中國禮物》，同時刊登了這幅畫作的圖片和配詩。《云霄一羽》圖現存丘吉爾故居英國查特韋爾莊園（Chartwell）。

在研究張書旂贈送繪畫作品給盟國領導人歷史的過程中我想到一個問題，即抗戰期間是否還有其他中國藝術家把作品贈送給盟國、盟軍的領導人呢？這是否應該作為中國抗戰美術史研究中一個繼續關注和研究的課題內容呢？我以為這種饋贈不僅僅是一種禮儀之舉，它更體現了中國藝術家在國難深重之際自覺的歷史擔當和責任所負。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向往世間和平與人生美好，是歷代中國文人優秀的精神傳統！

果然，不久前我又有了新的發現。

2024年6月，我抵達英國倫敦的第一天就來到大英博物館。成立于270年前、號稱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大英博物館藏品數量之巨大、內容之豐富、品種之繁多、價值之珍貴為世界博物館中所少有。

進入博物館大廳后，我徑直走向中國館。中國館里人流如織，東方人面孔居多，不少是青年學生。陳列的展品從中國古代殷商時期的甲骨、青銅、陶器、玉器開始，以歷史朝代為序，一直到中國近現代的水墨山水畫、木刻版畫，數量不下數百。工作人員告訴我，大英博物館展出的藏品數量還不到其所藏的百分之一，而展出的中國藏品數量占其所藏的比例則更低。

中國館是一個狹長的方形展廳，入口正對面遠處的展墻上鑲嵌著一幅巨大的壁畫，有許多人在畫前駐足觀看。對這幅名為《三菩薩圖》的壁畫國內曾有媒體報道過，所以我比較熟悉。這幅制作于15世紀的大型壁畫原在我國河北省行唐縣境內的清涼寺中。上世紀20年代被英國人切割成12塊運回倫敦，后來入藏了大英博物館。

不經意間，《三菩薩圖》旁邊不遠處墻上的一幅卷軸山水畫引起我的注意。清新脫俗的氣象、精煉老道的筆墨都似曾相識。湊近一看，《移舟靄壑圖》，這是一代宗師黃君璧的作品。黃君璧是中國近現代山水畫的代表人物，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他由寧入蜀，應聘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與徐悲鴻、陳之佛、張書旂、許士麒等人同事。黃君璧1898年出生于廣州，比徐悲鴻小3歲，比張書旂大2歲。黃君璧性格沉穩平和，待人謙遜樸誠，其山水畫功底深厚，尤以描繪云水瀑布見長。他的作品構圖嚴謹、筆法蒼樸、墨色雅俗共濟，鑄成特點鮮明的黃氏山水風貌。

置身《移舟靄壑圖》前，讓我為之一振的并非是筆墨的精到和其所描繪出的恬靜安適，而是在于畫中題跋和畫旁說明牌上的文字內容。

畫面上有兩段跋文。右邊跋文：“移舟便住煙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壬午年春畫于柏溪，黃君璧。”左邊跋文：“歐文將軍惠存。羅卓英贈，一九四二年耶穌誕節。”

卷軸畫旁邊說明牌上內容的中文意思大致為：這幅優美的山水畫創作于1937年至1945年期間。畫中的題跋隱約揭示了這個時期的動蕩。中國遠征軍總司令羅卓英（1896—1961）在1942年圣誕節之際把這幅畫贈送給了英國將軍諾埃爾·歐文（1892—1972）。

以上，已清楚說明了這幅畫的相關情況，我不再贅述。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羅卓英是中國著名的抗日名將，曾經參與淞滬會戰、武漢會戰、南昌會戰、上高會戰等一系列重大戰役的指揮，以頑強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揮才能給日軍以沉重打擊。1942年4月，羅卓英受命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率軍入緬作戰。他指揮中國軍隊阻擊日軍進攻，成功掩護英軍撤退并接替其防務。以后他又多次指揮中國軍隊與英軍協同作戰，以少勝多，打敗數倍于己的日軍，戰功卓著。羅卓英于1942年底奉調回國。

在沒有相關當事人歷史記述和大英博物館提供相關歷史資料的前提下，綜合《移舟靄壑圖》的題跋、大英博物館說明牌上的文字內容以及相關歷史資料，我對羅卓英向歐文贈送這幅繪畫的歷史過往提出以下認識和推斷：

1942年，羅卓英率領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此間結識了同在緬甸與日軍作戰的英軍司令諾埃爾·歐文將軍，羅卓英把黃君璧創作的《移舟靄壑圖》贈送給了歐文，歐文后來把這幅畫給了大英博物館。

黃君璧于1942年春在中央大學柏溪分校創作了《移舟靄壑圖》（當年的中央大學柏溪分校遺址位于現在的重慶市兩江新區康美街道柏溪社區）。是年底，羅卓英在奉調回國離任前的圣誕節之際將此畫贈送給了歐文。

至于這幅畫贈送的過往，我推斷有兩種可能的情況：其一，羅卓英于1942年4月受命赴緬作戰時，黃君璧把這幅畫送給了羅卓英，羅卓英后來把這幅畫轉送給了歐文。其二，羅卓英赴緬時，黃君璧托請羅卓英將此畫贈送給在緬并肩作戰的英軍首長。以上推斷還基于如下背景：1940年底張書旂向羅斯福贈送《百鴿圖》一事在國內外社會影響很大，黃君璧與張書旂是中央大學同事，可能受到其啟示和影響。羅卓英與黃君璧均為廣東籍人，兩人在戰時首都重慶期間過從密切是情理中的事。

其實，以上對歷史過往的深究和推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藝術家的杰作成就為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遞增友誼的象征，以及優秀藝術所表現出的偉大民族對世界和平與世間美好的憧憬與向往。《百鴿圖》和《移舟靄壑圖》都見證了這一點。

（作者系四川美術學院教授、重慶現當代美術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