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想，謝瑩瑩教授應該叫“笑盈盈”，因為每次見到她，她都是一張喜氣迎人的笑臉。這張笑臉仿佛是開到最盛的花，沒有偽飾，一派純真。我第一次見到她時，難以想象她已經八十有六，并且疾病纏身，以致長期臥床。

謝瑩瑩退休前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她1938年生于廣東汕頭，青年時代赴德國留學，1969年畢業于柏林自由大學。1976年回歸祖國后，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深耕教學與研究，培養了大量優秀學子。謝瑩瑩是翻譯家，她的翻譯作品豐富，包括卡夫卡的《變形記》、黑塞的《溫泉療養客》《流放的老國王》等經典文學作品，為中國讀者帶來了豐富的精神食糧。德國作家中，赫爾曼·黑塞是被謝瑩瑩視為神交的良友。謝瑩瑩教授很傳奇，傳奇之處在于她與夫君歐凡（本名陳家鼐）的故事，那是一段跨越文化、地域與時間的深情佳話。

陳家鼐是知名的翻譯家與學者，曾任首都師范大學數學系教授。1937年生于江蘇南通，青年時代同樣赴德國留學，學習數學和物理。1976年年底回到北京，開始學術生涯。歐凡不僅在數學領域有所建樹，更以翻譯家、詩人的身份聞名。他翻譯了大量英、德、法等文字的詩文作品，如《歌德詩選》《佩索阿詩選》等，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他還出版有詩文集《回音壁》、散文集《柏林蒼穹下》等個人作品。

近日，謝瑩瑩、歐凡合譯的黑塞作品《聊聊疾病聊聊天》再版，使得這一本療愈人心的小書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在謝瑩瑩看來，黑塞的作品能夠超越時空、文化的距離，直接與不同時代、社會、階層和年齡的讀者交談，特別是青少年，總是能夠從中得到一點信息和啟發。

相知

感情沒有沾上一丁點雜質

謝瑩瑩與陳家鼐可以說是一對神仙伴侶，他們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在學術上相互激勵。謝瑩瑩因病癱瘓后，陳家鼐始終陪伴在側。陳家鼐自幼體弱，謝瑩瑩也總是盡心照應。謝瑩瑩記得，陳老師曾經生病住院，半夜做噩夢，護工叫醒她，謝瑩瑩趕忙去安慰，最后陳老師安靜了，握著謝瑩瑩的手說：“我們能夠相守。”

兩個人的愛情持續了一生，謝瑩瑩回憶起兩人的初相識，笑容中仍不自禁地帶了些嬌羞。他們兩人同是被保送的優秀學生，在一次聚會上相識。謝瑩瑩描述初見時的陳先生，個子瘦瘦小小，是很安靜的一個男孩子。

陳家鼐自幼在祖父的教授下習詩，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工科學生。很多朋友說他外表儒雅，是謙謙君子，像古代士大夫，又具有縝密的數理邏輯思維。

謝瑩瑩說：“陳老師不會講情話，可是他會講讓你動心的話。”她記得一次過節時，陳先生將一張小小的賀年片送給她，賀年片上畫了一根樹枝，枝頭站著兩只鳥，旁邊印了字：“試問枝頭雙棲鳥，吻到何時方罷休。”陳家鼐在卡片背面寫道：這張卡片本來是要送給別人的，當我看到題字之后，就不得不送給你了。“這就是他的情書了。”謝瑩瑩含笑說。

在謝瑩瑩心中，陳家鼐因“讀過的書走過的路，而能夠中西結合無縫，文理兼顧無暇”，他又是個矛盾體，“平淡安詳冷靜的外表下是澎湃的激情，理性和感性同樣充盈”。

“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都一樣，但我們的性格可是完全不一樣。他是沉思的人，慢慢地講話，我說話是嘰里呱啦不經過大腦。他非常自律，做事有非常嚴密的規劃，我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們甚至對飯菜的胃口都是相反的。但是我覺得無所謂，因為我們兩個好了。”當年，兩個年輕人甚至沒有說“我們要結婚”“你嫁給我吧”之類的話，就自自然然地在一起了，“自然得根本不用說我們是不是要怎么樣，好像本來兩個人就是要永遠在一起的。”

女兒出生后，夫妻倆看著小人兒都覺得奇妙：“我們就是弄不清楚她是用什么本事把我們這樣完全不同的性格結合得那么完美平衡的。”

大學時，兩個人為了好玩兒，曾經填過心理分析表格，測試中有一條是，你為什么愛對方。兩個人都填了不知道。心理系的同學說，這是最純粹的愛情。謝瑩瑩瞇起眼睛回想：在一起的60多年，這種純粹沒有沾上一丁點雜質。

回國

幾乎放棄了所有財產

謝瑩瑩因病雙腿不便行走，在家中最常待的地方是床上。床腳左前方的墻上，掛著陳家鼐先生的一張彩色半身像，畫像下面是一方小幾，我每次去都能看到上面放著不同的鮮花。陳先生在照片中是一副充滿智慧的和藹模樣，露出低眉抬眼的狡黠微笑。謝瑩瑩坐在床上抬頭就能看到照片，然后會向初次來的客人介紹，這是她的“拗公公”。

因為陳家鼐的性格有些執拗，所以在謝瑩瑩那里，年少的陳先生是“拗兒”，中年的陳先生是“拗相公”，晚年的陳先生就成為“拗公公”。陳家鼐對謝瑩瑩的稱呼則是“癡婆婆”，可見其性格的天真癡憨。

謝瑩瑩喜愛黑塞，因為她從其生平中得到了共鳴。黑塞自小細膩敏感，觀察能力極強，是詩人型的作家，但他的人生經歷了很多苦難，他尤其不能容忍家人的不理解。謝瑩瑩笑著說：“我也是這樣的。我是家里的第二個女兒，父母更喜歡聰明漂亮的姐姐和妹妹，后來因為變故父母分開了。所以我這樣一個家庭，使我從小就感覺自己是不被人愛的小孩，很自卑。”

上學以后，謝瑩瑩卻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普遍喜愛。老師對她說，你叫謝瑩瑩，有一個兒童作家叫冰心，原名謝婉瑩，你長大之后也可以跟她一樣。“全班同學都對我非常好，選班長就選謝瑩瑩，我因此自卑心一掃而光。”

家庭環境和學校境遇的對比，讓謝瑩瑩明白了自己是個什么樣的人，也確定了自己要做什么事，“我做小學生的時候就在報紙上發表小文章，中學也有，那時候我就想做老師了。”

謝瑩瑩和陳家鼐一起赴德留學。謝瑩瑩學文學，陳家鼐學數學，謝瑩瑩笑說：“學工要動手，陳老師根本不行的，但是他會寫好文章，情書也寫得非常好。”

1976年，在中國駐西德大使館的通知下，謝瑩瑩與陳家鼐決定回國定居。盡管當時謝瑩瑩已在德國取得永久錄用的資格，陳家鼐的導師也邀請他擔任助理，但他們毅然放棄了這些優厚條件，選擇回國從事教育事業。

“當時陳老師說回國，我也沒有多想，因為他整個暑假都在跟幾個朋友一起讀德語的《資本論》《反杜林論》，讀后就決定要回國。那時很多學生激情狂熱，到處貼標語，德國的學生運動在我們學校也有，所以我們很受影響。”

夫婦二人回國時幾乎放棄了所有財產，只帶了兩個箱子。謝瑩瑩回憶，博士論文、很多照片和書信，以及她最愛的旗袍，都沒法帶回來，“我抱著我那些心愛的旗袍哭了好久，最終將它們都丟到垃圾桶里了。”

謝瑩瑩和陳家鼐是1976年從歐洲啟程回國的。陳家鼐一心回歸效力祖國，任何額外財產都不帶，也執拗地不許謝瑩瑩帶。謝瑩瑩那時候已經工作，有四五萬馬克的存款，但她只傻傻的、又多了個心眼地偷偷帶了一萬馬克，“我心里只是想要以備萬一。”歸國的飛機上要做現金登記，謝瑩瑩說：“陳老師看到我的錢，立刻生氣了，這個家伙他真的生氣了！”陳家鼐質問：“你帶這么多錢干什么？”謝瑩瑩輕聲答：“我們要用。”而回國后最初的生活應對，幸虧了謝瑩瑩這些不多的錢。

謝瑩瑩和陳家鼐回國后分別任教于北京外國語學院和首都師范大學，他們的回國決定充分體現了他們對祖國的深情厚愛，也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認可。

病痛

黑塞是治愈良藥

上世紀80年代末，謝瑩瑩患上了腰椎神經病變，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謝瑩瑩感覺快要不能動了，日夜受病痛折磨。她的中樞神經上長了5顆腫瘤，醫生對她說：“需要做手術，但動了手術你就不能走路了。”謝瑩瑩說：“不能走路我也認了，現在這個痛我實在受不了。”

手術后謝瑩瑩還是痛得不行，醫生告訴她：“你中樞神經上的腫瘤，每剪掉一個神經上就造成一個傷口，這些都是新鮮的傷口，不痛才怪。”

沒有其他辦法，也沒有任何止痛藥可以幫到謝瑩瑩的痛，她天天躺在床上哭，以淚洗面來過那些日子。這時候她讀到了《溫泉療養客》，這是她接觸的第一本黑塞作品。黑塞在書里講述了主人公因為坐骨神經痛而到溫泉療養院療養的故事，這也是作者自己的經歷。謝瑩瑩讀著書居然能在劇痛中大笑幾回，打動她的是主人公在疾苦中所表現出來的幽默，以及對個體、生命和自然的思辨。痛得不得了還能看他的書笑，謝瑩瑩覺得黑塞簡直就是治病良藥。

病情稍好后，謝瑩瑩便把《溫泉療養客》翻譯成了中文。此后她又陸續讀黑塞的其他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書評、書信集等，她將其中自己喜愛的作品都譯了出來，介紹給中國讀者。

很多人問謝瑩瑩，做翻譯工作的動力是什么？謝瑩瑩總是微笑著說：“翻譯東西對我很容易，我看東西，看到喜歡的，就想用中文把它寫出來。我其實做什么事就是靠喜歡，本來我是很懶惰的人，很多時候只想看而不想翻譯，可是我們家陳老師走了之后，我心情不好，身體也不好了一陣子，后來慢慢好了，我就覺得好吧，我該做點事，我翻譯不是為了出版，是為了高興，為了自己。”

謝瑩瑩愛黑塞敏銳的觀察力，印象最深的是黑塞對卡夫卡的判斷：有一天黑塞看到了卡夫卡的一個作品，其實他是比卡夫卡早成名的，但他給朋友寫信，說我發現了一個年輕作家，他的作品現在沒有人能夠寫出來，將來20世紀文學都被忘記的時候，這位作家也不會被忘記。“你看他說自己會被忘記，卡夫卡不會被忘記，他實在是有著謙遜又敏銳的心靈。”

黑塞無疑帶給了謝瑩瑩心靈的安慰，而對她最大的幫助是黑塞曾經說：我回來了，我已經不是原來的黑塞，我還是有坐骨神經痛，將來還會去療養，但現在是我占有了坐骨神經，不是坐骨神經占有了我。這句話給了謝瑩瑩很大啟發，讓她重新認識和理解了疾病，“病在我身上，是我占有它，而不是它來侵蝕我。由這一點，我也不再害怕不能走路，我想，雖然不能走路，但我能坐在輪椅上去上課，學生們都來推我，還有學生把我抬到講臺上去，我還能做事。”漸漸地，謝瑩瑩經常忘記自己是個不能走路的人。

退休后，她常搖著輪椅到社區俱樂部打乒乓球。每逢節氣變換，雖然依然要迎接錐心刺骨的痛，但她會在痛中反復想：我雖然能夠面對疾病，并且接受它了，但疼痛還在這里，所以我要讓疼痛有意義。我可以坐起來，可以講話，可以上課，說不定可以幫助別人，那就讓別人體會黑塞和我面對疼痛和疾病的態度吧。

這無疑是一種更深入的思考。

詩會

不管遇到什么，詩會陪著我們

黑塞有一部分作品涉及精神危機和青年人的迷茫，謝瑩瑩說自己沒有迷茫過。“我是50歲之后不能走路的，之前我學習、教書，一直在學校的環境里。我的朋友、我的愛情都在那里，我有很好的家庭生活，有我很喜歡的工作，我覺得好幸福。50歲之后，我愛的一切依然在我身邊，所以我始終沒有什么好迷茫的。”

謝瑩瑩從未想過要留下被人紀念的東西，“因為沒什么好留。”她說年輕時本來想寫作，發現自己缺乏想象力，也沒有什么大才華。“我認識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樣子，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人，可以說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并且愿意幫助人。明白這件事之后，我知道我不能寫東西了，所以也不想留下什么。”

謝、陳二人都是愛玩之人。謝瑩瑩未生病前，兩人每年都去北戴河。謝瑩瑩愛套個大車輪做救生圈，一個人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陳家鼐則多數時間坐在太陽傘下讀書。謝瑩瑩生病后，出行不便，陳家鼐依然每年在國內旅游一趟，每次大約兩三個星期，最樂于尋覓古代詩人的足跡。而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立刻打電話回家，夜里，則要寫游記。謝瑩瑩說：“陳老師說游記是為我寫的，說這是我們兩人一起走的路。”在謝瑩瑩以輪椅度日的歲月中，陳家鼐十萬字的游記陪著她走了祖國的東南西北。

后來，陳家鼐也重病纏身，行動不便，兩人于是都待在家中，各居一室。每天中午和下午，陳家鼐會準時到謝瑩瑩的房間，由著謝瑩瑩為他按摩，也安慰常常經受疼痛襲擾的妻子。

謝瑩瑩記得，兩人下午茶時聊天，陳家鼐偶爾感嘆：“每天活得好辛苦呀！”謝瑩瑩答：“是呀，我們兩個都坐輪椅，多累多苦，但我這輩子專心致志只做一件事，心滿意足，很幸福。我讀書寫東西都是好玩而已，你太認真了，身體都搞垮了。”陳家鼐說：“做事自然要認真，得對自己負責。你什么都以好玩為主，也是你的福氣。”

陳家鼐于2019年過世后，謝瑩瑩仍堅強地生活著。她喜歡穿飽和顏色的衣服，在合影中總是閃光奪目。她以床為中心，繼續從事翻譯與寫作工作，展現出驚人的毅力。她也經常回憶起與丈夫共度的美好時光。她對生活的熱愛與對學術的追求令人敬佩不已，不僅激勵了無數學子，也感動了整個社會。

謝瑩瑩和陳家鼐2006年創辦了著名的紫竹詩會，這里應該稱陳家鼐為詩人歐凡了。詩會是兩個人聊天讀詩時歐凡提議的，他說：“還不如來開個詩會。”于是謝瑩瑩就在上課的時候問學生們：“我們開個詩會好不好？”學生們都贊成。

詩會每年端午節在紫竹院公園舉辦，從最初兩個人帶著幾個研究生，到現在每次數十人，第一次是2006年，至今已經辦了17屆。歐凡在世時，常常是他騎著自行車去超市買粽子。歐凡故去后，就由阿姨推著謝瑩瑩去買。謝瑩瑩每次都很開心，因為她常記起陳老師曾經說：“辦了詩會，以后不管我們遇到什么，詩都會陪著我們。”（供圖/謝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