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銘暄，人民教育家，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60多年來為我國法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這是高銘暄獲得“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的頒獎詞。

2019年9月29日10時30分，“高銘暄”的名字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響起。在悠揚的軍樂聲里，在莊嚴的頒獎詞宣讀聲中，91歲的高銘暄以沉穩的步伐走上頒獎臺。鮐背老人雖須眉銀白，卻精神矍鑠，面帶溫煦微笑，不見衰頹暮氣。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這頒獎臺上的儀式前后約一分鐘，高銘暄卻在三尺講臺上辛勤站立了近70年，在新中國刑法學的道路上探索跋涉了近70年！

“你給人一碗水，你要有一桶水”

高銘暄從小對法律懷著向往，他父親從事司法工作，他的一位叔叔和他的大哥也都是法律工作者。1947年，他考入浙江大學法學專業。在浙大，他遇到了刑法學的啟蒙老師李浩培先生。李浩培是著名的國際法學家，時任浙大法學院院長。李浩培關愛、尊重每一位學生，既奉行有教無類，又注重因材施教，始終不忘孜孜不倦地做學問，時常有新的重要文章發表，這一切，讓高銘暄心生敬仰。高銘暄暗地下了決心，要好好學習刑法，要像李先生一樣做學問。他也牢牢記住了李浩培說的一句話：當老師，你給人一碗水，你要有一桶水。

1949年9月，在李浩培的推薦下，高銘暄轉學到北京大學，成為法律系三年級的學生。1951年8月，高銘暄順利畢業。此時正好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來北大招收10名研究生，他想進一步系統地學習刑法理論，讓自己還未滿的“水桶”加滿水，就報了名，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第二屆研究生。1953年7月，高銘暄以全優的成績畢業留校任教，成為人大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教師。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刑法的制定隨即被提上日程。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范圍內組建刑法起草班子，26歲的高銘暄被抽調到起草班子工作。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全體代表一致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全程列席審議過程的高銘暄，忍不住熱淚盈眶。

這部法律前后寫了38稿，歷經25年。高銘暄從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變成了白發長者。但是，他無怨無悔。高銘暄是新中國刑法歷程的見證者，能把青春獻給國家立法大業，實現學者人生價值，值了！而且，這前后25年參與立法的經歷，使他的“水桶”變成了取之不竭的一口“水井”。

“開山教材”

除了“文革”期間有8年時光離開了中國人民大學，高銘暄始終是教師的身份。他說：“我就是一名普通教師，既然選擇了教書育人，就矢志不渝。”

1978年7月，停辦8年之久的中國人民大學恢復了建制。10月，高銘暄重返教學崗位，并擔任1978級法學系本科生的班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后，作為刑法學老師，高銘暄十分興奮。他問學生們，為什么新中國成立30年才有了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學生們回答不上來。高銘暄從1954年講起，將3次立法過程，一些條文的具體變化，整個大的歷史的脈絡，結合著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講得條理分明。他講得聲情并茂，激情四射，課堂上的學生，被深深地震撼、吸引了。

隨著本科教學以及社會上各種法律培訓課程的增加，高銘暄發現，相比巨大的法律學習需求，可供學習參考的學術文獻資料近乎一片空白。面對這種局面，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寫一本參考書。他伏案疾書，很快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的寫作。

1981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不到一個月就銷售一空。買不到書的人，只好輾轉借閱，還出現了手抄本。“高銘暄”3個字，在整個法學界炸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填補了新中國法學發展史研究的空白。恩師李浩培讀了此書后評論說：“這是我國刑法學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如欲諳熟我國刑法，是必須閱讀此書的。”

此時，中國高校還沒有一套全國通用的統編刑法學教材。1982年，在司法部和教育部的共同努力下，全國12位刑法學界的專家學者召開刑法學教材統編研討會。會議的主旨非常明確，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編寫一部面向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的刑法學教材，讓莘莘學子早日有教材可讀。會議很快就達成共識，組成了刑法學教材編寫組，高銘暄任主編。

刑法學教材的編寫，是法學教學的基礎工程之一。作為主編的高銘暄，責任重大。高銘暄這時剛剛完成了近20萬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還沒來得及休息，便又緊張地開始教材編寫，體力再度透支，終于引發了腰痛病。只要稍微動彈一下，就疼得筋骨欲斷。按照醫生的建議，他只能臥床休息。在家人的勸說下，他勉勉強強躺下休息。

統編教材的成書日期已列入計劃，全國高校法律系的幾十萬師生翹首以盼，他不能因為自己的腰痛影響全國高校刑法的教育進程。高銘暄在床上休息了一天，想出一個辦法：把枕頭墊高，在肚子上立了塊木板，把稿紙夾在木板上，一只手扶著木板一只手寫字。這樣寫稿子，脖子長時間保持同一姿勢，又酸又疼；左手一直扶著木板，也累得發麻，但他顧不得那么多了。

上班時，高銘暄讓家人找車，連人帶躺椅一起把他送去辦公室；回家后，他就躺在躺椅上繼續工作。由于腰痛一直得不到緩解，到最后的統稿階段，他仍然只能躺在躺椅上工作。統稿會議召開后，作為主編，他必須承擔書稿的審閱工作。幾十萬字的書稿，他以這種艱難的方式，又從頭到尾、一字一字地校對了兩個月。

1982年年底，“文革”后第一部刑法教科書順利完稿，定名為《刑法學》，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書共52萬字，第一次印刷5萬冊。出版社又前后加印多次。

《刑法學》出版后，高校的刑法學課程有了統一的教材。此書奠定了中國的刑法理論體系，其開山式、里程碑式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此后，教育部又將刑法學研究生教材的主編工作交給了高銘暄。刑法學研究生的教材定名為《刑法專論》，是新中國第一本刑法學研究生的教學用書。

1981年起，高銘暄一共主編了本科、研究生、自學考試等不同層次的全國性刑法學教材十余部，其中大部分都是開山之作。學界公認，高銘暄是我國主編刑法學教材層次最高、數量最多的學者。至今，閱讀過他所編寫的教材的學生成千上萬，幾代人在他的法學思想的影響下長大。

開宗立“法”

這個“法”，是教學方法的“法”。

自1978年以來，高銘暄的文獻綜述（即“綜述研究法”）和“三三制”教學方法為法學界所沿用，一直是教導博士生的重要方法。

文獻綜述，就是對某一方面的專題，收集大量的情報資料后，進行綜合分析而寫成的一種學術文章。說來有趣，文獻綜述是“文革”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停止辦學，高銘暄被分流到北京醫學院工作，在擔任醫學史教研室副主任后發現并熟練掌握的一種學術論文寫作方法。這種方法在當時海外的許多研究領域都已經普遍使用，但對新中國法學界來說還是件新鮮事。高銘暄本能地感覺到，文獻綜述完全可以運用到刑法研究和教學工作中去。

高銘暄將文獻綜述的方法用于刑法碩士生教學，并有了他自己的創造。他根據研究生的課業進程，自己先做了大量功課，然后選定一個適合的課題交給學生，要求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全面地收集材料并且深入閱讀，結合當下實際情況進行思考，最后綜合各種觀點和因素，寫成一篇綜述性論文。

文獻綜述的方法推行后不久，學生們紛紛表示，一個大課題做完，差不多也把一門課程學透了，獲益良多。這種方式，對學生來說，不僅培養了閱讀能力，還大大拓寬了視野，最重要的是學會了思考和形成自己的觀點，確定了自己的學術方向。

1981級4位刑法專業研究生趙秉志、陳興良、張智輝、周振想和1982級4位研究生張軍、姜偉、張曉陵、沈致和等最先接受了文獻綜述訓練。

1984年，隨著我國研究生教學體系的日趨健全，中國的法學領域迎來了博士生導師評定工作。高銘暄也因此成為新中國刑法學第一位博士生導師。

高銘暄指導博士生的過程，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經過深思熟慮以后，高銘暄決定，將綜述研究法作為獨立培養方法應用到博士教學中。趙秉志和陳興良、姜偉和周振想，分別成了高銘暄的第一屆、第二屆博士生。這四大弟子除周振想不幸過早去世外，其他三位一直活躍在刑法學界。2017年，為祝賀恩師高銘暄90歲華誕，趙秉志、陳興良、姜偉舉行了一個主題為“四十載師生情似海”的師生四人對談活動，三大弟子都滿懷感恩地表示，他們的學術研究之路就是從撰寫文獻綜述開始的。

高銘暄在法學界首倡的綜述研究法，是對中國法學的一大貢獻。教育部后來推廣宣傳了這一經驗，使文獻綜述成為博士生教育及其他學科常用的研究方法。

高銘暄還摸索創立了一種博士生教育模式——“三三制”教學方法。

“三三制”，就是將一次課程的時間分成三份，一份用于博士生做中心發言，一份用于其他博士生質疑、補充或討論，最后一份用于導師點評總結。“三三制”從三個方面來分析研究一個課題，既能引導博士生做好科研，還讓同學之間進行充分的溝通，相互啟發，相互提升。這樣的課堂，大家的積極性都能調動起來，教學效果很好，也非常實用。這個方法與文獻綜述一樣，很快在學界受到歡迎，也被許多其他博士生導師所借鑒。

高銘暄推崇韓愈的一句話，“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本著這樣的理念，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格，但從不訓斥學生，而是注重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不同的觀點也抱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學生觀點和他不一樣也沒關系，只要言之成理、自圓其說就可以。學術觀點沒有好壞之分，都是為國家的法律事業服務，就看適合與否。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有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

高銘暄說：“學術的歸學術，師生感情的歸師生感情。”這種態度是當老師的一種美德。對此，陳興良深有感觸：“高老師對自己的學生始終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鼓勵學生獨立自主地學習和發展，并不要求學生因循自己的觀點。這一點也非常難能可貴，特別有助于學生學術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理論的發展。”陳興良1998年離開人大到北大，自己去主持一個學術平臺。他從高老師那里學到的很多東西，在這時變成了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他能夠成為一名稱職的老師。

高銘暄對學生開放包容的態度，姜偉更是深有體會。

1995年，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掛職一年的姜偉，被最高人民檢察院看中，想調他去工作。姜偉征求老師的意見。當時，姜偉在人大已經有了一定的學術聲譽。

高銘暄說，刑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的學科，從事刑法學研究必須了解實踐。姜偉非常感動，高老師給學生的建議不是基于關系遠近，而主要從國家法治事業來考慮。而在姜偉離開中國人民大學到檢察機關任職以后，高銘暄從未托他辦過任何私事。這樣品格的老師，在姜偉等學生眼里，更具人格魅力。

桃李天下

高銘暄一輩子當老師，“站在三尺講臺，不求姹紫嫣紅，且看學生成才”。他把培養、指導學生，當作一生中最大的樂趣和成就。

高銘暄先后培養出80多名法學碩士、博士及博士后，他們或成為知名法學教授、或在法律實務界干得風生水起，成為推進中國法治建設的棟梁。學生們又開枝散葉，弟子的弟子有的也已當了博導。如今，刑法學界的會議上經常可以看到“四代同堂”的美好景象。

高銘暄從不干涉學生的職業選擇，但他最希望的，還是學生畢業后能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因此，每當有弟子選擇教師這個職業時，他便會格外地欣慰。

2005年，高銘暄的博士生杜啟新畢業，聯系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工作。當時二外正要成立法律系，高銘暄一聽，就像自己的教書事業有了接班人一樣，連聲說“好”。

“我有很多身份，但我最喜歡、最滿意的就是教師。”高銘暄語重心長地叮囑杜啟新，當老師要甘于寂寞、甘于平淡。不能僅僅當“經師”，更要當“人師”，對學生要有人格的傳授和培養。你當刑法老師的，還要有學者的使命感。說小一點你是中國刑法學學者的一員，你得為中國刑法學添磚加瓦；說大一點你應該為提升整個國家的法治水平，更好地維護公平正義多作貢獻；再高一層次，你要做頂尖學者，要為中國刑法學在世界刑法學界發聲。

杜啟新一直銘記著老師的這番教誨，作為一位人民教師，一定不辱沒教師這一身份！他處處以高銘暄為榜樣，對學生言傳身教，贏得了學生的熱愛。

2014年入校的曹波，是高銘暄在人大的關門弟子。曹波在讀期間，高銘暄獲得了“切薩雷·貝卡里亞獎”和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博士。高銘暄說，這些榮譽不是他個人的，是中國法學界的。

2017年5月，曹波成功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曹波出身四川農村，家境比較貧寒，上學之初，就決心畢業后回四川，為家鄉、為西部的法學教育盡力。但他畢業時，四川沒有合適的單位，最后聯系到貴州大學法學院。

高銘暄深知貴州地處偏僻，學術上不像北京開闊，便勉勵曹波既要做好教書育人的本職工作，又要持之以恒地從事學術研究，以促進西部法學教育與研究的發展。為了表示對弟子選擇回西部當老師的支持，2018年10月，當曹波代表貴州法學界邀請他去貴州講學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鮐背之年的高銘暄，不辭辛苦飛往貴州講學。講座共有3場，最后一場是為貴州學子開設的《新中國刑法的回顧與展望》專題講座。同學們提前幾個小時就去排隊，會場內人山人海。

滿頭銀發的高銘暄抵達講堂，從門口走到主講席坐下，整個過程伴隨著雷鳴般的掌聲。那場面和氣氛，那從掌聲里溢出的對高銘暄的強烈的熱愛以及對學術的渴盼之情，令曹波動容至極。

原定1個小時的講座整整進行了3個小時。高銘暄講得激情四射，同學們聽得如癡如醉。他寄語貴州學生：“好好學習，做一個合格的法律人。”

曹波覺得，這一課，他從今以后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課，也讓他堅定了要做一名好老師的理想。

王紅，是高銘暄在北師大（高銘暄2004年從人大退休，隨即獲返聘。2005年，又被聘為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招收的最后一名博士生。畢業找工作時，她被國家開放大學和一個行政單位同時錄取。她問老師如何選擇。

高銘暄沒有給出具體的選擇意見，只是幫她分析了兩個單位的工作性質。你當公務員要做什么事情？你去國家開放大學當一名老師你要做什么事情？哪個工作能夠讓你持續保持熱情，一直堅持做下去？你要遵從自己的內心。王紅最終選擇去國家開放大學做一名老師。她覺得自己和高老師一樣，志向在教書，在刑法學研究。高銘暄鼓勵她說：“開放大學有你存在的價值。現在是互聯網的教學模式了，面對的學生很多，你要做的事情也很多。”王紅決心像老師一樣,以教師為終身職業。

高銘暄給予她精神和靈魂上的影響，讓她有一種精神底氣。她很年輕，剛剛參加工作，即便在學術研究方面還不能有多大的建樹，但她要以學生為中心，做一個能夠正向影響學生靈魂、影響學生價值觀的老師，發揚、傳遞高銘暄那種“為經師為人師”的精神。她要在平凡的教師崗位上，持續地、有熱情地堅持把刑法學教學、育人工作做好。

“活到老，學到老”“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天才出于勤奮，知識就是力量”，這三句話，是高銘暄引為座右銘的“金句”。在央視的一次采訪中，因高銘暄業余熱愛京劇，且演唱京劇的水平不俗，央視特意連線了京劇演員王珮瑜。互動中，王珮瑜以京劇念白的方式念了這三句金句，別有一番生動意境。

“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高銘暄以一生的行為,為這句話做了最好的詮釋。

事實上，直到如今年近百歲，高銘暄對教育事業依然鐘愛如初，并引以為傲。他在教育的事業里歡樂自得，“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忘記了自己的年齡。獲評“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5年來，高銘暄一刻也沒停止過這份事業。

2023年4月7日，浙江省玉環市的高銘暄學術館開館；2024年5月19日，首屆“高銘暄學術獎”頒獎儀式在高銘暄學術館舉行。高銘暄的名字，將激勵更多優秀人才獻身法學，追求崇尚法治、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治學精神。

除了教書育人，幾十年來，高銘暄還一直致力于把中國刑法推向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他建立起了中國刑法學自主的理論體系，引領中國刑法學在世界刑法學舞臺上發出了中國聲音。

最初得知自己獲評“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的消息時，高銘暄覺得愧不敢當。“我不過是寫了幾本書，教出了幾個博士，哪里配戴如此榮華的桂冠呢？”他是自謙，也是他早已習慣了奉獻。但是，參立刑法的獨特經歷、填補學術歷史空白的專著、開先河的教材、自成體系的教育模式、人才輩出的桃李盛景、在國際上發出的中國聲音……這所有的一切，為他筑起了“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的崇高地位。

共和國沒有忘記高銘暄一路走來的巨大貢獻，用最高的榮譽，為他加冕——人民教育家。

他當之無愧！

（作者：王子君，系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