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吹響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今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10周年。在這樣特殊的時間點上思考文藝問題，我們需要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文化思想整體結合起來。

傳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深刻闡述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又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等方面部署改革。《決定》中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部分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必須增強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具體到文藝工作，《決定》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結合、抓作品和抓環境相貫通，改進文藝創作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這些關于文化和文藝的相關論述，是黨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建設的總體要求。特別是其中的“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等表述，對于我們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思考文化傳承發展問題具有重要啟示。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個要義在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這種傳承和弘揚，當然并非是“發思古之幽情”，從“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來看，這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強化文化主體性的根本路徑。我們應該認識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初衷，并非只是“保存國粹”，而是有著強烈的時代需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這種傳承和弘揚，是我們肩負歷史使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依憑的現實文化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了“兩個結合”的基本原則。在我看來，“兩個結合”是我們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方法論，也是我們守正創新的一大動力源。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講話還特別強調了“第二個結合”的重要意義：“‘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這些關于“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深刻闡述，對我們進一步理解繼承和創新、傳統與現代之關系有著深刻的指導意義。

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具體到文藝領域，如何繼承和發展“中華美學精神”，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觀念。從今天的視野看，“中華美學精神”的提出，也正是“兩個結合”的思想結晶。《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美學精神”的正面闡述，是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文藝使命來弘揚中華美學的理論成果。

“中華美學精神”是對中華美學的深刻概括，并非是美學史的純粹學理研究，而是立足于當代文藝創作和批評的價值準則。既云“精神”，當然不是固化的傳統，而是當下的“燈塔”。正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導言中所說：“傳統并不僅僅是一個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過來的忠實地保存著，然后毫不改變地保持著并傳給后代。”中華美學精神植根于中華美學傳統基因，是從中華美學和文藝思想中提煉出來并活躍在當今的文藝創作及批評領域中的。它不是僵硬的，而是活潑潑的，是發展的。它不僅有回溯，更有前瞻；不僅有傳承，更有創造。

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很顯然，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美學精神”的再一次深刻闡述，體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和現實指向。

中華美學精神是生香活色地呈現在當下的文藝領域的。同時，它又使美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狀態和境界中。它不僅給中國美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而且還提出了新的方法論要求。美學學科，作為人文學科之重要一類，有其與生俱來的特殊性，那就是，一方面它是基于哲學的、思辨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關于文學藝術的。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于學術界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戰略任務，并具體提出“三大體系”構建問題，指出：“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我們這些人文社科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務，這并非只是一個口號，而是要以實實在在的研究成果才能實現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再一次凸顯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華美學精神”的提出及內涵闡釋，為當下的三大體系構建，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在美學的畛域中，中華美學精神無疑是非常具有中華民族特色和當代氣質的核心命題。近年來從不同角度來理解和闡發中華美學精神的論著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具有明顯的前沿性質。

從“命題”角度切入美學研究

對于“中華美學精神”的內涵及時代意義，可以有不同的觀察視角和研究立場，筆者則嘗試以“命題”為切入角度。“命題”是與“范疇”相對的。在美學領域，“范疇”是指美學領域的基本概念，如道、氣、意等；命題是具有明顯的判斷性的短語和句子，且帶有鮮明的價值取向，如“文以氣為主”“文已盡而意有余”等。命題這種形式，具有邏輯學色彩，而在美學領域中則是大量的客觀的存在。美學命題在中西美學中都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的，因為它們能夠在美學家們的思想體系中承擔“承重墻”的角色。命題是具有判斷性的句子，而在美學家的思想體系中，往往一些重要命題，成為該思想體系的核心話語。對于這些美學命題的理解與詮釋，使我們能夠全面把握某個體系的基本精神。比如，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的“那規定鑒賞判斷的快感，是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黑格爾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克羅齊的“直覺即表現”，卡西爾的“在藝術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經成為一種構成力量”……這些命題都是思想家的思想體系的核心。中國大多數美學命題，在思想家的體系中并非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卻在美學史和藝術理論史的源遠流長中不斷地踵事增華，得以逐漸地經典化，成為某一思想家或藝術理論家的標志性的核心觀點。

經過許多美學學者的系統研究與建構，中華美學史的大廈早已建立。而在這個大廈的結構中，命題其實早已成為一個個有力的“柱石”。學者韓林德在其代表性著作《境生象外》中寫到：“在中國古典美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一代代美學思想家和文藝理論家，在探索審美和藝術活動的一般規律時，創造性地運用了一系列范疇和命題。如：道、氣、象、神、妙、逸、意、和、味、賦、比、興、意象、意境、境界、神思、妙悟、一畫、法度、美與善、禮和樂、文與質、有與無、虛與實、形與神、情與景、言與意、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立象盡意、得意忘象、滌除玄鑒、澄懷味象、傳神寫照、遷想妙得、氣韻生動，等等。這些范疇與命題，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彼此形成一種關系結構，共同建構起中國古典美學的宏大理論體系。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古典美學史，也就是上述一系列范疇、命題的形成、發展和轉化的歷史。”應該說，韓林德的闡發是較為客觀的。范疇研究曾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文藝理論家蔡鐘翔主持的“中國美學范疇叢書”計20種行于世（筆者也有一種《神思：藝術的精靈》），還有難以勝數的論文。而至今日，中國美學研究已推進到命題研究的新的階段。這不僅是美學理論研究自身的發展，而且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建設的時代需要。

事實上，命題研究早已方興未艾，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就多處對《文心雕龍》中提出的命題進行闡析。其中如《釋〈物色篇〉心物交融說》《釋〈神思篇〉杼軸獻功說》《“離方遁圓”補釋》《釋〈養氣篇〉率志委和說》等，都是從命題入手，闡發劉勰的文學思想。美學家葉朗先生的《中國美學史大綱》，若干篇章都是以命題展開的。如在“魏晉南北朝美學”這個單元中，就以“得意忘象”“聲無哀樂”“傳神寫照”“澄懷味象”“氣韻生動”為論述重點。“宋元書畫美學”和“宋元詩歌美學”則分別以“身即山川而取之”“成竹在胸和身與竹化”，以及“情在景中，景在情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等命題為論述重點。 哲學家湯一介先生曾發表《“命題”的意義——淺說中國文學藝術理論的某些“命題”》（《文藝爭鳴》2010年2期），指出：“中西文化的表述形式或常有不同，而這些特殊的表現形式往往包含在‘命題’（proposition）表述之中，從中西文化‘命題’表現的不同，或可有益于我們對兩種文化的某些特點有所了解。”這明確指出了命題在中西文化思想表述中的功能。江蘇師范大學教授吳建民多年前就推出《中國古代文論命題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一書，自覺地、理性地提倡古代文論中的命題研究。可以這樣認為，在中國美學領域的研究中，命題研究已經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趨勢，代表著美學研究的一種發展趨向。筆者曾在《命題在中國美學研究中的建構性價值》一文中，提出中國美學命題的三個特性：一是它的客觀真理性，也即它的有效性；二是它的意向性；還有就是它的自明性。這是對中國美學的民族性特征所作的表述。

聚焦美學命題的時代價值

我們在對中國美學的觀照中來談美學命題，當然是要實事求是地概括出它的命題的特征。這就既要指出其作為命題的一般性特征，還要指出其作為中國美學命題的特殊形態，包括在語言形式方面的特殊形態。我們從中國美學命題的案例中是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它們與西方的美學命題有別的獨特樣貌的。如果不基于此，那都是空談，而非解決中國的美學問題。從語言學的角度上講，命題不同于一個單詞或并列性的復合詞，而是一個有意義的短語（甚至句子）。在這個短語內部，已經有了相對復雜的語法關系。命題可以更明確地表示主體的美學觀念，有很多是主體的自覺的美學思想的集中表述。如玄學家王弼的“圣人有情”，就是在與另一位玄學家何晏的“圣人無情”的不同觀點的爭辯中表達出的美學思想。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篇》贊詞中所提出的命題——“詩人比興，觸物圓覽”，是其對比興理論的自覺發展。很多命題是詩人或藝術家在藝術實踐或藝術批評時在某種情境下生成的，但在不斷地運用中已得到了經典化，如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劉禹錫的“境生于象外”，蘇軾的“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等等。在其經典化過程中，從具體的藝術門類的蘊含，升華到了美學理論層面，從而獲得永恒的生命力。

以原生的美學命題為基礎而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于推進古典美學命題的時代化來說，也許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在中國美學的發展史上，命題的經典化似乎也走了一條類似的道路。比如，杜甫在其題畫詩《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中的詩句有“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具有深刻的美學理論價值，后形成了“咫尺萬里”的美學命題。這是一種美學命題發展的重要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中華美學精神”時正面提出的三個“講求”，也是在中國古代美學的相關思想基礎上提出的具有時代創新性的美學命題。這三個“講求”，都是有著非常深厚而堅實的中國美學基礎的。我們可以以審美運思的獨特方式來理解“托物言志，寓理于情”，以審美表現的獨特方式來理解“言簡意賅，凝練節制”，以作品審美存在的獨特方式來理解“形神兼備，意境深遠”。這有利于深化對中國美學相關傳統的時代性價值的認識。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的文藝界發生了令人矚目的深刻變化，無論在文藝創作領域還是文藝批評領域，都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發出了“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號召。作為作家或文學研究者，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責任感和使命感，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創造出更多精品力作，建構屬于這個時代的話語體系。而從命題的角度對中國美學進行再觀照，庶幾可以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建設的理論生成方式的一種嘗試。“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其在茲乎！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資深教授、人文學院院長，中國文藝評論（中國傳媒大學）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