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9月18日，93年前的今天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此后，文藝界以音樂、文學、影視等各種文藝形式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中國人民抗戰，大量以“九一八”為題材的抗戰文藝作品至今流傳不衰。我們在這個重要日子，重溫抗戰文藝作品，就是回望那段悲壯的歷史。跨越時空，這些文藝作品不僅是歷史的記錄與見證，而且在當下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歌聲如戰鼓：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兩個師的兵力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每年“九一八”前后，這首悲怨壯烈的《松花江上》總會在多地唱響，把人們帶回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大量東北軍民被迫踏上流亡之路。詞曲作家張寒暉在西安耳聞目睹了幾十萬東北流亡軍民對國土喪失的悲痛，他決定用音樂撫慰和喚醒民眾。1936年，張寒暉到西安北城門外東北難民集中地區走訪，與東北軍官兵和家屬攀談，一邊宣傳抗日方針，一邊傾聽東北同胞控訴侵略者的罪行，深刻體會到他們對家鄉親人的懷念，對重返故土的渴望。基于大量見聞，張寒暉創作出歌詞，從富饒的家鄉淪陷，到背井離鄉流浪，再到高呼何時回故鄉，分三個層次把要表達的情感推向高潮。曲子方面，張寒暉想起了家鄉獨特的地方戲——河北定縣秧歌中的“大悲調”以及河北梆子。“哭墳大悲調”如泣如訴的曲調正適合表達東北軍民國破家散人亡的悲苦處境，聽來讓人悲憤難抑、肝腸寸斷；而河北梆子的節奏又為這首歌增添了慷慨激昂的反抗和控訴情緒。加之這首歌在內容上“懷故、漂流、呼喚”的完整連貫，讓其既有豐富的情感投射，又有嚴密的情節敘事，勾起人們對家鄉的眷戀和對親人的思念，藝術共情效果非常突出。

歌曲創作完成后，張寒暉先在自己任教的西安二中教學生唱，然后帶著學生走出校園，到西安街頭、東北軍駐地演唱，聽者無不為之動容。此后，廣大軍民爭相傳唱，《松花江上》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激起廣大人民的強烈共鳴。周恩來評價這首歌“真使傷心的人斷腸”。

關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響力，毛澤東曾指出“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兩個師的兵力”。事實上，《松花江上》不僅是一首如泣如訴的哀歌，也是一首鼓舞人心的戰歌。1938年7月7日晚，武漢舉行抗日周年紀念活動，十幾萬群眾分乘木船，舉著火把會聚在長江之上。大家共同唱響《松花江上》，歌聲掀起巨大聲浪，匯成血淚凝聚的感情交響，激勵著萬千中華兒女投身抗日斗爭洪流，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更加堅定了人民團結一心奮起反抗侵略者的決心。

除了《松花江上》，與其并稱“流亡三部曲”的《流亡曲》《復仇曲》，既展現了東北軍民的無望和無助，又喊出了“走上戰場誓死抵抗”的戰斗宣言。此外，在東北抗聯史實陳列館里，《東北抗聯歌曲集》《東北抗戰歌謠集》兩本書收錄了抗聯、抗戰歌曲700多首，很多歌在當時吹響了東北軍民乃至全國人民抗戰殺敵的號角，如同擂響震天的戰鼓。如今，抗戰經典歌曲代代傳承，既是警鐘，時刻提醒我們勿忘國恥；又是壯歌，激勵我們勇毅前行。

“筆部隊”：中國抗戰力量的重要一翼

民族的命運深刻影響文藝的命運。九一八事變后，抗戰文學漸成創作主流。同年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執委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明確強調“在文學的領域內，加緊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在創作中“抓取反帝國主義的題材”。于是，著重表現“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的東北流亡作家群，率先舉起了抗戰文學的旗幟，形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隊——“筆部隊”。

以蕭紅、蕭軍、舒群、端木蕻良、羅烽、白朗、李輝英等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飽含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腔激憤，滿懷對民族命運的深深憂慮和對國家人民的殷切希望，用一部部作品揭露出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并中國的野心，奏響了全民族抗日斗爭的序曲。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作家李輝英較早以筆為戈開展戰斗。他在上海聽到家鄉淪陷的消息，悲慟萬分。1932年1月，李輝英在丁玲主編的左聯雜志《北斗》上發表了第一篇抗日題材短篇小說《最后一課》。不久之后，他又迅速創作出抗戰題材長篇小說《萬寶山》，以驚人的創作力進行斗爭。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壇二三事》一書中作家自述道：“個人身為東北人，對于東北的淪陷，不能熟視無睹……作為生養在東北大地上的一份子，我不能放棄任何可以打擊敵人的具體行動。執干戈以衛社稷，屬于兵哲人的職責。我非武人，但因報國不容袖手，于是聯想到縱然不能真刀真槍與倭寇拼個你死我活，目前應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筆，橫掃妖氛，取得最后的勝利大有必要。”

此后，東北作家群相繼貢獻了一批抗戰文學力作。其中，蕭紅《生死場》、蕭軍《八月的鄉村》、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等影響較大。抗戰中，“筆部隊”不是簡單的抗戰宣傳隊。抗戰的旗幟，民族救亡的使命，最大限度地使作家群體有了統一的精神向度，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的需要就是他們前行的目標。此時的“筆部隊”是抗戰文藝建設的主力軍，也是中國抗戰力量的重要一翼。以蕭紅的《生死場》為例，書中既真實記錄了侵略者的暴行，又著重講述了村民的反抗故事：“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當亡國奴。”“今天……我們去敢死……決定了……就是把我們的腦袋掛滿了整個村子所有的樹梢也情愿。”當這股強勁的東北風刮遍中國大地時，人們從那些血淚畫面中感受到強烈的國恥家恨，激發出反帝抗日的愛國熱情。時至今日，抗戰文學匯成的光芒依然照耀著我們。

銀幕吶喊：歷史的回聲與現實的投影

抗戰電影因其還原歷史場景、展現歷史事件、刻畫歷史人物，銘記歷史教訓、弘揚民族精神等重要功能，而被稱為歷史的回聲與現實的投影。作為抗戰起點，九一八事變向來是眾多抗戰題材電影的重要內容。如果說早期的抗戰電影主要發揮著吶喊動員、喚醒民眾的功能，那么后來涌現的相關作品則穿越歷史硝煙，體現出文藝界對歷史的回望與思考。

早期國產抗戰電影多是呼吁抗日救國的作品。九一八事變兩年后，上海聯華公司即出品了一部名為《天明》的默片，講述家鄉在戰火延燒下一對表兄妹的離合命運。1933年、1934年，孫瑜相繼導演了《小玩意》和《大路》，兩部影片均涉及戰爭中的慘烈景象，直接展現了當時的抗日惡劣局勢。此時的抗戰電影通過銀幕廣泛吶喊，成為抗戰初期有效且尖銳的宣傳武器。1935年，由著名電影藝術家田漢、夏衍、許幸之編劇導演的電影《風云兒女》上映。影片通過兩位年輕人在時代風云中走上抗日道路的故事，直接回應了九一八事變后的青年命運，及時將知識分子的覺醒和成長投射到大銀幕上，對民眾抗日情緒的激發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影片的上映，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廣泛傳播，成為時代戰歌，并在多年后眾望所歸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抗戰電影中，影響最大的當屬1947年上映的《松花江上》同名電影。電影講述了東北松花江畔，一青年與一車店店家孫女相愛。不久后，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入侵東北，店家孫女的父母親均被日本人殺害。青年被抓走時，半途遇到義勇軍偷襲日寇，青年趁亂逃回車店，碰見好色的日寇伍長正欲玷污店家孫女，將其打死后逃離。兩人在逃亡中經歷了在煤礦當苦工、日寇鎮壓等，最終毅然參加了義勇軍，抗擊日寇。這部影片既展現了戰爭前東北鄉村的四季景象，又通過鏡頭切換，直觀呈現了帝國主義侵略下人民的苦難場景。通過對比，激發觀眾對山河破碎的切膚之痛以及對侵略者的憎恨，讓觀眾真真切切聽到歷史的回聲。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界堅持以不同的文藝形式回望“九一八”，最突出的是，相關影視劇大量涌現。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誕生的《中華女兒》《趙一曼》，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相繼涌現的《八女投江》《步入輝煌》《國歌》《鐵血江橋》《大劫難》《抵抗！抵抗！》《二十二》，這些影片以今人視角回望“九一八”，還原歷史的同時也在讓人們銘記歷史。除了電影，隨著電視劇“飛入尋常百姓家”，抗戰題材電視劇引發觀劇熱潮。近些年來，《中國地》《槍火》《東北抗日聯軍》《決戰江橋》等均對“九一八”那段歷史進行了不同角度的呈現。

抗戰影視從來都不只關乎藝術，它是歷史的回聲，也是現實的投影。我們如何看待歷史、認識歷史，都會在文藝作品中有所體現。比如上文所舉作品，無不體現著我們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歷史刻骨銘心，永遠不能忘記；勿忘國恥、奮發圖強，決不讓歷史悲劇重演。但是，也有抗日神劇等部分影視劇暴露出錯誤史觀。這要求我們，以嚴肅的態度正視歷史，以嚴謹的作風開展抗戰題材文藝創作。唯有如此，抗戰題材文藝作品才能真正成為人民回望歷史、了解歷史的重要窗口，充分發揮其歷史文化功能。今天，我們透過文藝作品回望“九一八”，也是希望告訴大家，要時刻銘記歷史，以史為鑒、不斷向前。

（作者：王家勇，系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