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藝術，是指史前時代即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的藝術，因其在不同文化中發生原因和發展過程具有一定差異，時間范圍大致是公元前3萬年~公元前2000年。史前藝術既有實用性，又反映了早期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海洋是人類先民生活的重要環境之一，表現海洋生活、體現海洋意識的藝術品廣泛出現在全世界的史前文化遺址中。它們大多形式簡潔，特色鮮明，彰顯了先民們敏銳的觀察力和驚人的創造力。

海洋孕育了生命，海洋聯通了世界。在遍布全球的史前藝術中，海洋意象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標志。

通向海洋

人類從陸地走向海洋的過程，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軌跡。征服深藍的勇氣，航行能力的掌握，海上航線的開辟，加快了人類的遷徙，促進了貿易和交往，強化了全人類的生活聯結，更讓我們因追波逐浪的激越、霧海遠航的希冀，甚至“乘桴浮于海”的意境產生共鳴。通向海洋，搏擊浪濤，似乎是人類本能的沖動，蘊積著基本的情感。對這份沖動和情感的最早記錄和表現，烙刻于多個史前巖畫中，它們述說著人類航海史的早期記憶。

人類社群在世界上的分布證明，人類祖先的水上活動在幾萬年之前就開始了。相比陸上行動，使用船只捕魚和運輸相對平穩、快捷，也更機動和有效率。作為史前藝術的最主要形式，粗獷、古樸的原始巖畫，不論是雕鑿、鍥刻，還是用礦物（紅色和黃色赭石、赤鐵礦、氧化錳）、木炭、粘土、蜂蠟或樹脂涂染及噴繪，都給我們留下了人類航行的最初圖像。

在澳大利亞，人們發現了非常古老的人類航船巖畫。至少大約5萬年前，那里的先民穿過巽他古陸來到薩胡爾大陸。隨著冰河期的結束，大約14000年前，海水覆蓋了古陸，這些人留居在澳大利亞的海岸線，并創作了異彩紛呈的巖畫作品，這使得澳大利亞成為大洋洲乃至世界巖畫的集中地。

金伯利（Kimberley）高原是澳大利亞北部最重要的巖畫點之一。考古學家就是在那里發現了古老的海航圖像。筏和獨木舟是人類最古老的水域交通工具，都需要借助槳來驅動。在一幅被認為距今17000年的巖畫上，一艘紅色的獨木舟載著水手正在航行。它長度將近4米，輪廓獨特。船體結構看似一個漢字隸書橫筆，船首斜突前傾，船身平穩，船尾相對短小豎直，起到穩定的作用。獨木舟仿佛正乘風破浪，極富動勢。更有意思的是船上的四個坐像，左邊兩個水手戴著后掠的頭飾，右邊的兩人則握著長長的船槳，伸向船體下方，劃撥著波浪。四個人物既對稱，又姿態各異。

在另一幅制作于堅硬砂巖的巖畫上，至少有6個人站在一艘帶有巴布亞新幾內亞特點的蘆葦船上，船首的人似乎拿著長矛或魚叉，后排的幾個人緊緊地牽著手，好似要在洶涌的巨浪中努力保持航行的穩定，他們齊心協力，依靠自己的勇氣和技藝，獲取自然的恩賜。

冰河時期的冰川退卻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迎來了極具海洋文化氣息的石器時代。在挪威離歐洲最北端的城市哈默弗斯特南約幾公里處的峽灣，一個叫阿爾塔（Alta）的小鎮因為豐富精彩的史前巖畫而備受矚目，并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些巖畫表現了新石器時代北歐居民的生活，其中最古老的大約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航獵圖是阿爾塔巖畫最具標志性的符號。彼時，北歐先民在海上駕馭的是處于雛形狀態的維京船。我們現在所稱的維京長船，則是斯堪的納維亞和冰島的維京人于790年至1066年間使用的船只。這一巖畫上石器時代的阿爾塔小舟同樣取材于高大筆直的橡樹，靈活輕便又很耐風浪，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中載重航行時可保持穩定，便于漁獵和征戰。在這艘船上，左邊的水手正開弓射箭，站姿挺拔，頗有氣定神閑之態，右邊的水手雙手托舉著也許是某種判斷風力的工具。畫面線條簡練有力，構圖粗密有張。在另一幅阿爾塔長船巖畫上，12個部落水手列隊站立在平直的船體上，有的手持器具，顯然各有分工，各司其職，整體上井然有序，船首高高聳立，與以龍頭雕像作為船頭標志的維京長船頗為相似。這位“藝術家”顯然對這樣的集體航行活動場景了然于胸，觀者似乎能聽到他們呼喊的號子。

當然，除了金伯利和阿爾塔巖畫之外，全世界的其他巖畫中還存有大量早期人類的海航圖像。這些巖畫不禁讓我們確信，創作它們的“藝術家”一定是經驗豐富的海上航行老手，所以才能如此清晰生動地描繪人物的形象，講述人們的生活，自信滿滿地將人的形象呈現在自然的懷抱里。走向海洋，征服海洋，利用海洋，是早期人類文明邁進的腳步，而藝術的起源之作，正是記錄這跫音的音符。

取材于海

海洋是巨大的資源寶庫，它提供了史前人類生息繁衍的食物和環境，甚至還包括他們進行造物的材料。拉皮塔文化的珊瑚灰陶器、塔斯馬尼亞人的貝殼藝術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龜殼面具，可以說是史前海洋文明的藝術瑰寶，是藝術創造取材于海洋的鮮明例證。

拉皮塔文化是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分布在美拉尼西亞群島及波利尼西亞群島的西部，以新喀里多尼亞島西海岸的拉皮塔遺址命名。拉皮塔人是真正意義上第一批到西太平洋海上冒險的先驅者。考古學已證明，公元前2000多年之前，這些先民從中國臺灣揚帆啟航，就像海洋上的游牧者一樣，從一個海島到另一個海島。美國考古學家帕特里克·基爾希認為：“拉皮塔文化的傳播是世界歷史上已知的地理空間跨度最大，也是最快速的人口擴張之一。”

拉皮塔陶器是極其重要的拉皮塔物質文化遺存。在近50多年中，這種陶器大約在250個地點被發現，標記了拉皮塔文化的傳播發展。

拉皮塔陶器主要是用暫居地當地的粘土制成，粘土中加入了富含鈣的沙子和粉碎的貝殼，通常還會混入細膩的珊瑚砂灰，以增強陶器的密閉性和光澤度。這種混合粘土被附著于薄粘土板上，然后用木棍和石頭塑造成容器壁，在粘土完全干燥并在明火上變硬之前，粘土會被用諸如梳狀工具等印上復雜重復的幾何圖案，這些圖案是拉皮塔最獨特的齒狀印章，它們很可能已經存在于彼時拉皮塔人的文身中。在裝飾圖案之后，泥坯被置于600℃到750℃的火爐中燒制，最終形成通常為紅色的成品。有些陶器上面還繪有風格獨特的人臉形象，似乎要傳達那些長途跋涉、跳島而居的人們之間所存在的文化共通性。這些帶有印記的陶器被用來標記那些馭浪而遷的拉皮塔人的海航距離，為大洋洲未來的物質文化奠定了基礎。

陶器制作純粹是一種用于烹飪、儲存或運輸的實用技術，但對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家來說，它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們是神奇的器皿，它們的殘片蘊含著歷史的信息，告訴我們制造和使用這些物品的文化，期待我們去觀賞、品味和思索。拉皮塔陶器蘊含著的是海洋游牧民族的力量、情感與想象，傳遞著海的氣息。

塔斯馬尼亞島位于澳洲東南240公里的外海，陸地面積6.84萬平方公里。原住民在約4萬年前抵達這里。至今，塔斯馬尼亞人的部落社會中，仍然保持著一種至少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的傳統文化活動，那就是收集、加工貝殼并將其串成精致項鏈。

已知最古老的貝殼項鏈是在馬拉瓦南部一個靠海居住區發現的。這條項鏈由32個貝殼組成，每個貝殼上都有一個小洞，與火化的人類遺骸一起被放在一個埋葬坑里。制作貝殼項鏈一直是女性的職責，并由母親、姐妹和女兒代代相傳。她們知道在何時到何處去收集那些貝殼，同時也收集儀式中使用的神圣的紅赭石。塔斯馬尼亞婦女到沙灘、礁灘甚至涉水到淺水的海藻床上，在藍天驕陽下小心翼翼地收集貝殼，又將它們精心地打磨拋光，再用袋鼠尾巴的筋或其他材料的纖維線將貝殼串起來，制成戴在頭上的冠飾、緊繞脖子的項鏈以及戴在手臂上的貝帶。塔斯馬尼亞婦女采擷了大海母親的饋贈，將這份美麗升華，并傳遞了下來，成為延續至今的獨特文化寶藏。

龜殼面具是位于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之間的托雷斯海峽群島上土著部落獨有的藝術品，距今已經有至少兩千多年的歷史。其制作方式是把單個龜殼片加熱后彎曲至需要的形狀，然后刺穿邊緣，再用纖維連接起來，制成立體形態。制作者還把貝殼和堅果掛在面具上，在跳舞時發出嘎嘎的聲音。群島先民多用其裝扮成相關的圖騰（通常是鱷魚）來代表祖先，舉行儀式和典禮，比如葬禮儀式、青少年的啟蒙儀式或生育儀式。在這些儀式上，男人戴上這種叫做“布克”“克拉爾”或“卡拉”的面具，穿著發出沙沙聲的草制舞服，表演原始文化的故事——與海為生的故事。

形式意象

快速把握和描繪事物的粗略結構特征，可以說是人類視知覺的基本能力之一，這種能力早在原始人與環境相適應的生產生活過程中便逐步培養和具備了。對形狀的把握，并非是一種更高級的抽象思維能力，而是一種比簡單記錄個別細節的能力更為低級和更為直接的能力。所以，當大家為拉斯科或阿爾塔米拉洞穴壁畫上抽象、簡潔而生動的動物形象而感嘆的時候，可曾想過它們為何都是側面呢？因為側面的形狀最易把握，最易表現。可見，洞穴畫的“抽象”正是以“洞穴藝術家”最為熟悉的具體形象為出發點或基礎的。

伴海而生的史前民族自然也留下了大量代表著他們在海洋生活中熟悉形象的圖形，并在史前文化的發展中逐漸將圖形符號化和精神化。

在金伯利地區一塊面積約2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海洋和島嶼區域中，有一個可以追溯到至少6萬年前的史前文化，還有一個可以追溯到4000～5000年前的著名的巖洞壁畫遺址——旺吉納巖畫。旺吉納是當地人信仰和崇拜的神秘生靈，被贊譽為“土地和人的創造者”。在巖畫上，他們被描繪成奇特的樣子：白色的臉，沒有嘴，黑色的大眼睛，頭部被光環或某種頭盔包圍著。土著人相信旺吉納是每年給這個地區帶來降雨和風暴的神，因此人們每年都會刷新旺吉納的形象，以保持旺吉納的力量，確保雨水的回歸和土地的肥沃。在巖畫上，他們往往與巨大的海洋魚類圖案交織在一起。有意思的是，這些大魚也往往是白色的臉，黑色的大眼睛，魚身則飽滿寬扁，眼、身、尾處于一個平面上，這顯示了旺吉納的“史前藝術家”對魚類這種常見水生動物之形狀的真切把握。三角形的頭部，橢圓形的身體，倒三角的尾部，再加上圓圓的眼睛，這幾乎成了幾何形狀的簡約組合。與其說是神奇的旺吉納在混沌中創造了世界，不如說是這些“史前藝術家”在迷亂中創造了秩序。歸根結底，是與自然的同在，刺激了先民樸素的形式意識。

水波澹澹，洪波涌起。海浪是濱海居民最熟悉的景觀，濤聲是他們最難忘的音響。海水紋是從現實大海的形象中提煉出來的，史前藝術中的海水紋，往往出現在陶器之上，重復排列，節奏整齊，從而起到醒目和裝飾的作用，至于“厚德載物，海納百川”的美好寓意，則是后世賦予海水紋的文化價值。上文提到的拉皮塔陶器上，就有多種不同形狀的海水紋。它們多被印刻在器頸上，成為一種物質文化的幾何符號，伴隨著拉皮塔人的海上遷徙而傳播開來，在歲月的磨蝕中沉淀著他們對海浪的原初的視覺記憶。

1973年發現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國長江流域下游以南寧波地區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距今7000余年。2013年，在寧波余姚的三七市鎮又發現距今7800～8300年的井頭山遺址，這將寧（波）紹（興）地區東部和舟山群島的人類活動史又前推了1000多年。在河姆渡—井頭山遺址中，考古工作者挖掘出了船槳、陶灶、石碇等器物以及河口與海洋生物骨骸等大量珍貴的文物，可見，河姆渡人很早就開始了漂洋過海的實踐，并掌握了石器制作、人工種稻及海洋捕撈等技能，這些充分展現了河姆渡文化中獨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因素。由此我們得出結論，當文明的曙光初現之時，河姆渡人已經勇敢地走向了海洋。河姆渡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原始文化瑰寶，堪稱我國沿海地區海洋文明的起源。

黑陶是河姆渡遺址中代表性的文化遺存。它色澤沉凈，質地堅硬，造型別致，體現了河姆渡人高超的技術水平和不俗的審美觀念。黑陶制品上多有美麗的裝飾紋路。其中，藏于浙江省博物館的河姆渡陶方盂的寬沿上飾有刻劃的弦紋和海水紋組成的紋樣帶，兩種紋樣一張一弛，被考古學者稱為我國大陸上發現的最早的“海水紋”器物。

專家們認為，河姆渡先民借助舟楫涉足海上，向海洋索取生活資料，他們具有淳樸的海洋意識，他們的信仰孕育了我國遠古的海洋文化精神：博大，包容，和諧。陶方盂上的刻紋質樸、深刻、平衡、靈動，河姆渡的手藝人將他們對海洋的情感用線條的形式語言和象征的符號形象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

極目濤波如一瞬，滄淵難泯萬古痕。

海洋，將她的性情與慷慨，借史前先民的技藝和智慧保留了下來，它們被鐫刻在堅硬的巖石上，烙印在粗糲的陶泥中，沉蘊在質樸的線條里。它們向我們講述著遙遠的神話，傾訴著滄海的肺腑，更召喚著我們內心的自然。

（作者：諸葛沂，系杭州師范大學文藝批評研究院教授）